三年劳动、终身受益
1973年至1975年我上初中, 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阶段。学校教学质量低下，在班级里我是无名小卒，这两年不仅没有学到多少知识，除本村的几个同学之外，现在，连同学和老师的名字都忘记了。只记得75年暑期，初中考高中改称考“五七大学”。暑假之后，我和本村的几个同学一起返校准备上“五七大学”，走到半路上，他们几个人嘀咕一会儿后，一个人上前告诉我说：“你不用返校了，你没有考上。”原来，他们已经知道我是富农子弟没有被录取，只是一直不好意思跟我说，我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转身往回走，又不时回头张望，离开他们越来越远，想到他们都上大学了，而自己今后的日子不知怎样度过，心里很不是滋味。
复杂的心情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上小学时就是被撵着去的，初中两年也没有什么乐趣，上不上“五七大学”似乎也无所谓。后来知道，“五七大学”里学习木匠、瓦匠、裁缝、理发匠等技能。几年以后，他们读完“五七大学”，回到农村劳动时，我则走进了真正的大学殿堂，这是后话。
就这样，我十五岁辍学回家开始参加生产队里的农业劳动。那时，我个子矮小，身体瘦弱，经常感冒，骨骼还没有发育成熟，干些轻体力的农活还可以，干重体力的实在吃力，三年里吃尽了体力劳动的苦头。从常理看，这几年是我平生很倒霉的时期。
然而，也正是这三年劳动锻炼，让我真正懂得了农民的艰辛，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培养了战胜困难的毅力，奠定了后来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的思想基础。没有人自愿去吃这些苦，这是被动得来的精神财富，它让我受益终生。
回想起当年的劳动场景，菜地浇灌时，看菜畦口子的工作是最轻快的。但是，这样的事儿不多，也很少轮到我。
每年早春时节，播种之前，要往地里送粪，因为我个子矮，粪筐高，如果往山地上挑粪，前边的粪筐总是与山坡碰碰撞撞。如果用马车送粪，我们几个人跟着装卸车，就可以偷些懒了。
夏天耪地时，最希望是短垄。如果是大长垄，我会被别人拉下几丈远的距离，人家到头抽一袋烟功夫了，我才汗流浃背地锄到头，我刚到头，别人往回耪下一条垄了。我是不停地追，半天下来累得筋疲力尽。
到了秋天收割庄稼时，一定要提前把镰刀磨得很锋利，这样可以节许多体力，否则，干使劲割不下来庄稼，还是要被人家落下很远的。凡是那些一对一比力气的活儿，我只能甘败下风。
秋收之后进入初冬农闲时节，人们便开始修梯田，平整土地，当时称之为大会战。大会战的口号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那时候，放眼望去，远处荒芜的山坡上，常常会有这种红色或白色的醒目标语。学大庆的代表人物是大庆油田的王进喜，学大寨的代表人物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陈永贵。陈永贵后来升至国务院副总理。
有一年大会战地点在皮家窝铺，那是我们小队（村民组）里最远的一块山地。记得有一天，母亲早晨四点就起床做饭，我和哥哥吃完早饭，天还没亮，我们带上一小铝锅中午吃的高粱米饭，哥哥用自行车带着我赶往工地，到工地时天才大亮。参加大会战的社员们分组领走一天的劳动任务后，便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我同哥哥合作，任务是将一块高地上的土方挖掉，用手推车运到前方较低的地方，平整好之后形成水平梯田。这项工作从早晨天一亮开始一直干到天黑，足足劳动十二小时以上，时间长，体力消耗大，中午需要吃许多干粮才能保持体力坚持到天黑。有一个叫胡九成的社员，那天中午吃了八个大干面子（玉米饼子）还有一盒高粱米饭，因为吃得多，这件事儿后来成了大家的笑谈，用来描述大会战期间人们劳动的辛苦。因为我同哥哥一组，哥哥承担了大部分体力劳动，不是一对一的比拼，所以，我在大会战劳动中尽管感觉也很累，但是，还能承受得了。
因此，中午吃饭前，我还有精力利用一个小土坎制作了一个看起来很“科学”的热饭的小炉灶：在土坎子的立面上，横向纵深，一上一下挖出两个一定深度的洞，两个洞之间留下一层较薄的土层，再将这个薄土层划出一些缝隙，做成炉箅子。在土坎子的顶部靠近横洞底部的边缘处，向下挖出一个竖井，竖井的底部与最下面的横洞连通，竖井的顶部用石块加高砌成一个小烟筒。热饭时，把我们带的盛满高粱米饭的小铝锅小心地放在上边那个洞里，然后，在下边那个洞里放进柴草生火。这样，外面不见火苗，只看见小烟筒炊烟袅袅，不多一会儿，午饭就热好了，铝锅一点都不会被熏黑。大家看见我的小发明，都点头称赞。那个时候，劳动很辛苦，有了一点点收获也很快乐。
快乐不多，又总是转霎即失。有一次，我和长满大哥一起，每人赶着一头毛驴拉着三个磙子压地。一天下来，记工分给他九分，给我七分。我认为两人同工不同酬，不合理，就去找记分员理论，记分员叫我去找队长，在有一群人正在种地的现场，当时的队长手里拿着鞭子指着我说：“你一个富农崽子还想要多少分？”他的当头棒喝让我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就顺嘴骂道×××。他拿起鞭子要抽我时，我拔腿逃之夭夭了。经此一仗，不仅公分没有讨来，还得罪了本来就对我们家不怀好意的队长。结果，我很快就被发配了。
1976年，我先是被发配到温杖子村修水库。我们伍家子村一起来这里修公社水库的大约有六七个人，住在当地社员家里，集体伙食，领队是村民兵连长白正玉，任务是挖掘水库排洪沟。具体工作是从四米多深的排洪沟底部挖出沙石，将沙石用铁锹扔到两米多高的跷板上，再从跷板上把这些沙石扔到排洪沟的顶部，然后再用独轮手推车将这些土石方运到水库大坝上去筑坝。无论是用铁锹扔石料，还是推车往大坝上运石料，这些劳动我都很吃力。
有一次，我推着一车子砂石到大坝上向前方倾倒时，连车带人一起向前翻了过去，我同砂石一起被倾倒出去了，我从石头堆里狼狈不堪地爬了出来，右手满是鲜血，手腕上有一道三寸多长的口子。当时被送到水库指挥部的医疗点，没有麻药，缝了几针，休息几天后又返回水库工地了。
修水库这段时间，虽然也很累，但是每天都能吃上干面子（玉米饼子）加茄子汤，一个大干面子我都吃不了，比起自己家里的伙食好多了。
后来，我们的领队觉得由人工从排洪沟里往外运砂石费时费力，于是想了一个“窍门”，将挖掘下来的砂石堆在一起，在砂石堆里埋上适量的炸药，留下一两个人点火，其余的人都到离工地几百米远的指挥部院子里的墙根下躲避。当听到轰的一声巨响后，砂石满天飞，有大量石块飞过我们头顶上的院墙，落到指挥部院子里，有受惊乱跑的小猪，当时就被被掉下的石头砸死了。这种危险作业方式惊动了水库指挥部领导，查明原因之后，我们的连长被撤职了。接任这个民兵连长职务的人后来成了我的三姐夫，当时我的这位未来的姐夫正在同我三姐处对象，我虽然还不知道他们的关系，但是显然借了他们的光。
这一年，我们正在修水库期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有一天凌晨三四点钟，激烈的晃动将大家从睡梦中惊醒，带着上一年海城地震的梦境，大家惊慌失措地跑了出去。待到天色放亮时，才发现自己竟然赤身裸体地在外面，趁着还没有几个人注意，赶紧跑回了房间。这次地震之后，水库短暂停工，我们都回家防震去了。回到家里，自己专门为家里建了一个防震用的地震棚。那个时候，我虽然对于重体力活难以招架，但是非常热爱劳动。
入冬之后，我又被派到大队的建山队劳动。建山队里的工作主要是开垦山地，封山育林。我去的那年冬天里，主要任务是往各处的山坡上挑粪送粪。粪筐大而高，我个子矮，力气小，挑粪不是我的强项。吃了一个冬天的苦头之后，1977年正月里，我自己用荆烧（遍布在家乡山上的一种灌木）条子编了一个矮小的条筐，做好了长期挑粪等劳动的准备。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国学大师季羡林在他自传里回忆自己童年时期的感悟，正是我想表达的东西：
“我写这些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边琐事，使我终生受用不尽。他们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对吃喝从不计较，难道同我小时候的一些经历没有关系吗？我看到一些独生子女的父母那样溺爱子女，也颇不以为然。儿童是祖国的花朵，花朵当然要爱护，但爱护要得法，否则无异于坑害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