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生命记忆里，一直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的身份既清晰又模糊，他们的生活大多在客居地度过，似乎是一夜之间纷纷离散，又到了另一个客居地，但无论文化、职业和年龄，甚至这后一个客居地就是他们的祖籍，依然深情回望，将第一个客居的地方当作自己的故乡。
他们叫“矿里人”，故乡的名字是中国版图偏东南方一处群山中的大型国企。
“矿里人”的叫法是内部人自己的称呼，“土著”们则习惯叫“矿山人”，一字之别，已经将他们归到了外人族群里。事实也确是这样，他们在大山中是外来的。具体分析，表现在下几个方面：
一是语言不同。语言是判断本乡和外乡的重要指标。“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只要乡音不改，很快就有本乡的认同，并不受容貌变化的影响；乡音不同，故乡也就不同。
矿里人是一个集合体，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展三线国防建设，党中央一声激昂的集结号，矿里人从全国各地高校的讲台上放下粉笔赶来，从战火还有余温的战壕放下武器赶来，从飞速旋转的机床前穿着油腻的工作服赶来，幅员之广，据说只有西藏除外。几万员工，连带着几万家属和孩子，和着可以在盘山公路排成长龙的汽车，一下子将沉睡了不知多少年的大山搅动起来；搅动的还有像交响乐一样的南腔北调，没有任何指令，为了便于交流，自然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共同语”，这是矿山人的普通话，我们可以叫它“矿普”。
矿普自成体系，语音，语调和用语风格鲜明，例如语音端正，但几乎没有翘舌音，显然受了北方话和南方话的双重影响；语调高扬，既透着自豪，又显得亲密；用语则是北方方言基础上，加着少许的当地俚语，如同说汉语时插进英语的单词，表现出对当地文化的有限的接纳。别说矿普与本地语不同，就是隔着几里的另一个企业，也可一下子区别开来。同处一地，语言泾渭分明，这很像客家人。
语言承载着文化，它有文化和族群的聚合作用，相应的，也有隔离作用。矿山方圆百里，自然没有围墙，但语言是最高的墙。在本土乡音的包围中，独立地活跃着一群操着“矿普”的人，矿里人已用语言给自己帖上了客居的标签。
二是习俗不同。矿里人到来之前，这里的大山有自己的节奏，这里的溪流有自己的涨落，土著们有自己的社群，寺庙早在那里，祠堂早在那里，习俗也早就成形。例如年节的堆积土围烧火祈愿，挨家的舞龙祈福，矿里人来之前和来之后，他们都在自行地操演，与矿里人是无关的，后来舞龙的队伍渐渐也到了职工的门前，但那是矿山走下坡路的最早信号。
饮食也这样，各做各的，各吃各的。共处一地，时间长了，自会相互影响，例如江西人爱吃辣椒，矿里人，尤其是第二代，也都爱吃，这可以看做是文化的融合，但融合是极其有限的，矿里人主流的食谱，还是祖籍的食谱，口味还是家乡的口味；饮食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内部，例如北方人占多数，矿里人餐桌上的食品就多了北方的品种和色香。“家的味道”与本地有别，人的种类也就有别。矿里人还是外乡人。
三是身份和气质不同。当地人对矿里人还有一个称呼，叫“公家人”，这样称呼时，话语里是带着高不可及的羡慕的。羡慕也有其足够的理由，50年代，直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三、四十余年间，在荒瘠的大山中，国企简直可以理解为“高企”，是荣耀和文明的象征。千军万马红旗飘，“好人好马好刀枪”， 到三线工作的都是各业的精英；不仅工资是国家发的，连工作的服装也是国家发的；一条叫“江边村”的铁路，硬生生的叉开铁路网，伸到大山里，用当地话说，“跑火”的时候，山东的大葱，海里的黄鱼，出口的猪肉整车整车的运进来，再纷纷摆到职工的餐桌上，这些，“乡亲们”都无权享受。
岂止是这些，最大的身份区别是子女的就学，矿山发展到高峰期，完中有两所，七八个工区还有配套的初中、小学，以及托儿所，全是公办校所，孩子也几乎一色的“矿里人”，就近入学与当地人无关，唯独有关的是他们要为矿山的生活服务，贸易公司开办的商店是地方的，消费的主要客户群却是矿里人。此外还有灯光球场和电影院等文化娱乐设施，都在向当地人骄傲地宣示身份的高贵，同时也在强化着这些人群的“外族”标志。
身份的区别带来的是气质的区别。气质是与当地人完全不同的，除了身份带来的高傲、自信、安逸和闲适以外，还表现为视野广阔带来的善言。许多的干部职工来自城市，见识和信息自然多，又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相互间的交谈也就多，练就了矿里人大都特别善言的本领和特征，这又是当地朴实讷言的山民所不具备的。
这样的区别还有很多，深入到生活、习惯、婚姻、情趣、地位、文化的方方面面，整体性和立体性的与地方分隔开来，同时也凸显了“客居”群体的身份。
照理，既是完完全全的客居，便免不了思乡之情，但情况却相反，这群人一方面自然地将自己当作外乡人，不与当地人为伍，最有说服力的是，无论贫富，绝不与当地人结为姻亲，一方面又执着地将故乡牢牢地锁定在客居地，倒是将这实际的第二故乡当作了实际的第一故乡，哪怕后来离开，已走了很久，很远，哪怕在很远的地方已经安居乐业，甚至出人头地，心里总想着这片群山，乡愁也殷切地寄向群山上空那轮静悬的明月。
这份看似矛盾的情思可以从聚会中看出来。
随着国家经济形势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高傲的矿山自90年代开始，光景一年不如一年，高傲的矿里人勇敢的低下昂着的头颅，由少到多，由慢及快地走出大山，纷纷到各处去寻找新的天地。矿里人毕竟有艰苦创业的基因，又是“见过世面”的人群，在自己和国家的努力下，相当多的人都找到了新的芳草地，不少还成为出类拔萃的一类。但当他们看着心血换来的满满谷仓，端起温热的酒盅的时候，忽然禁不住思念起矿山的“好山好水好年华”来，这才发现，他们又做了异乡人。
于是，他们产生了强烈的“相见”冲动，只要有人发出聚会的动议，他们便会心潮澎湃，心驰神往。
这些年来，中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聚会热，抛却那些功利的聚会，多数都是情谊所需和所致，矿里人的聚会也同，但又有别样的心愿和特点。他们虽然不一定都说得清楚，实际是弥漫的乡愁在暗中催促，这些急于相会的矿里人，大都已经步入或将要步入老年，无论境遇好坏，都尝尽了创业的艰辛和迁徙的不易，虽然生活已经安定，但心的归宿似乎模糊，情的依傍似乎空荡，因为，他们现在依然是客居的外地人；即便是少数有幸回到了原籍，依然抹不去外来人的感觉，因为你离开得太早，开拔得太远，桑田沧海，几十年光阴，八千里路遥，虽然还能以乡音交谈，但乡亲们能够听出另外的腔调，乡音已变，你没有察觉，陌生已在，你总感到哪里不那么契合。
所以，矿里人的聚会是带着浓烈的乡情和浅淡的乡愁的，见面时，神情特别的激动和紧张，生动地反映了“近乡情更怯”的心境；目光相遇，往昔显影，男人和女人的肢体动作都粗犷，平日的矜持都荡然。“我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国家的核工业建设……”说出来的和藏在心里的，都离不开这样的自豪和感慨。
矿里人的聚会地自然都指向矿山，也确有实现的，但让人失意的是，青春之地，梦里故乡，面目已经改变，直到后来，当地人 “收回故地”，人群和屋宇大举覆盖，聚会只能在故乡以外——在故乡之外回故乡，此情何堪？何堪此情？唯有执着地聚会和思念以疗补！
从此为异客，处处思客居，“矿里人”，是一种身份和情怀都特别的人。他们怀着献身的豪情，响应国家的号令奔赴到荒僻陌生的群山之中，在此为原子弹制造开山掘矿，他们如天降的战士和移民，自踏上这块土地就没有打算离开，且已经在这里繁衍后代，婚丧嫁娶，祖籍已经渐渐地成为一种念想，至于生长在矿山的后代，祖籍则是户口簿上的笔划。
特殊的支持和特殊的管理，所形成的封闭式社会结构，在造就出高傲、自信、重情、勇敢、自尊和安逸闲适的气质的同时，又将他们与当地的文化清楚地区分开来，他们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了几十年，至90年代，第二代早已经接班上岗，数十载花开花落，情怀浸润，已将这块土地在生命里认作家乡，但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变化，又做了生命历程中第二次的移民，并且不再有当年激荡人心的结集号，和整齐浩荡的队伍。令人敬仰的是，他们又活出了纷纷的精彩！
“矿里人”扩开去，又可称为“厂里人”——他们是上世纪60年代全面开始，奉献于“三线建设”的特殊人群，这一群人有多少呢？至少要以百万计吧？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是地理环境的划分，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为屏障的深处，生活、工作着许多为新中国国防建设付出青春、乃至生命的“厂里人”，他们都是精英，也都是移民，而且多数可能也经历了再一次的迁徙。
每每想起“矿里人”和“厂里人”，一幅画面总是在眼前浩浩荡荡的展现：在漫天大雪中，一位摄影记者，从镜头里看到一个蒙古牧民家庭，拔起支架，收起帐篷，带着简单的家什，坦然的在雪地里迁徙。牧民们逐水草而居的大气和勇气感动了他，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以致无法拍摄。
矿里人和“厂里人”，不也有这样一种不畏艰难的勇气和轻装上阵的大气吗？当年青春赴群山，后来携家开新业，一脉感人的精神，一脉厚重的情怀，一脉可歌的精彩！
【文章转自作者稻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