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9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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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历史的巨镜》

法律革命实为教会独立于世俗权力并为此找正当性根据之结果。众所周知，在拜占庭帝国，教会一直处在皇帝和官僚机构严密控制之下；并不存在建立独立于世俗权力的统一教会并为其寻找正当性根据的问题。而西欧教会之所以可以用罗马法为根据，摆脱世俗权力的干扰获得独立性，首先缘于西罗马帝国的崩溃。

二十世纪系统论方法最重要的成果是指出，无论长链多么复杂，不同子系统互动只可能有三种宏观结果。它们分别为： (1) 形成子系统耦合的稳态，这时子系统之间的互动表现为稳态的自我的维系； (2) 紊乱 (chaos) ； (3) 原有稳态的破坏后，各子系统从旧稳态走向新的耦合稳态

在中世纪后期城市中，一直存在市场经济和市民组织 ( 议会和代表会议 ) 。教会早就在选举主教和教皇过程中形成代议政治中的多数决定原则，教廷为现代法制政府提供了模板。因此，只要加尔文教徒在一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城市里集中，该城市就有可能初步实现如图一所示的三个子系统耦合，成为最早的现代社会。这正是第一个现代社会出现在十六世纪末尼德兰的原因。事实上，荷兰共和国原则上只是一个城市国家。

要令超越一个个城市，包括广大农村在内的所有新教徒在一起立约建立政治国家，还需要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属于该政治共同体，其前提是形成一种属于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该过程漫长而又艰巨，美国的建立就是例子。

路易十六以叛国罪被送上断头台，这是民族国家建立的标志。在旧制度下，无论对于“朕即国家”绝对君主制，还是王权为国家象征的君主立宪制，判国王叛国罪都是不可思议的。可见在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的背后，是国家观念的巨变，国家已成为第三等级 ( 严格说来是全体国民 ) 作为制宪主体的政治共同体。

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有如此重要的功能？关键在于，通过启蒙运动 ( 特别是法国大革命 ) 现代价值已彻底从宗教中独立出来，甚至被作为传统的对立物，它的传播可以超出任何宗教与文化的限制，令现代价值的扩张远远超过宗教改革地区，并要求建立实现这些价值的现代社会。更重要的，现代价值的冲击还是以民族国家输出革命的形式发生，它急骤地要求其他社会学习现代价值摹仿现代社会，并利用一种可以迅速出现的认同力量，把现代价值和社会制度耦合起来。这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要在迅速引进现代制度的同时建立民族国家，实现由民族国家群组成的全球秩序 ( 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 ) 之建构，依靠民族主义之外的其他因素慢慢实现认同整合就远远不够了。于是，民族主义被创造出来，成为传统社会现代转型不可缺少的力量。

所谓终极关怀，是指人从社会组织中走出来考虑生存的意义，寻找不依赖于社会的终极价值。其前提为超越突破，它是轴心时代的贡献。

作为“退而瞻远”的“超越”(transcendence)，其中“退”是从社会中走出，“远瞻”即是把意向性 ( 意志 ) 指向独立于社会组织之外的价值目标。一旦实现超越突破，其他社会价值就可以建立在这一价值上面或处于该价值反思及笼罩之下。

因社会有机体和对上帝的信仰 ( 终极关怀 ) 配合得天衣无缝，有机体的民族特性也就会被终极关怀的普世性掩盖。中世纪西欧虽然分裂为许多封建国家 ( 其种族和语言可以大不相同 ) ，政治共同体层面认同和终极关怀层面认同互相一致，使得社会组织蓝图为统一教会之下的基督教世界。

和基督教的世界共同体学说一样，中国的天下观、印度教的社会组织蓝图是由道德或种姓而非民族决定。

本来终极关怀层面的认同和共同体认同，是通过种和属的真实性互相整合，当种和属不再具有真实性时，“我”为社会有机体一部分的观念即告解体。属于哪一个政治共同体不再有明确答案。这时何为我们？它构成唯名论者持久而不易回答的问题。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发生了，而民族主义是人类对认同危机的响应。

对第一种类型的民族国家 ( 国家由立法权来定义 ) 来说，民族主义与自由、人权和民主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互相联系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一方面意味着传统社会现代转型，另一方面是民族自决、民权确立和自由主义普及。但对于第二种类型的民族国家，国家为一代表民族之实体，主权 ( 立法权 ) 只是国家之属性，主权并不依赖于人权，民族国家的建立只需工具理性与形成民族认同，而和个人自由无关，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靠压制人权建立的。

第二种类型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则是在最早完成社会现代转型国家冲击下发生的。它不需要依靠来源于加尔文教彻底个人主义式的对统一共同体之主观认同，只需利用现有的政治权威，斩断终极关怀和原有政治有机体之联系 ( 工具理性随之出现 ) ，或用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和社会制度 ( 它们可以是学习的产物 ) 的正当性基础，进行立宪实行宪政即可。这是一个比现代性发生社会更为迅速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一旦现代化的冲击来临，该过程即普遍发生。基于该机制，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可以越出西方文明之范围，导致非西方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即引发现代化后进社会的学习和立宪；故它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可以把全人类都卷括进去。

从理论上讲，化解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价值冲突的前提是传统终极关怀退出政治和经济领域，或在西方冲击下发生终极关怀与理性的二元分裂。

一旦民族主义为政治制度提供正当性并实行立宪，个人权利等现代观念就可以随着民族独立被引进，与此同时，还意味着终极关怀退出政治社会制度正当性论证，这通常亦是工具理性之形成。

到今天为止，在相当多的伊斯兰社会中，传统精英 ( 伊斯兰教的本土宗教领袖 ) 仍无法接受工具理性所必需的信仰和理性的二元分裂，由此引起对学习之厌恶，这正是二十世纪原教旨主义兴起之温床。

日本社会现代转型之迅速，可以归为日本传统中本来就潜藏二元政治结构：作为国家象征的天皇和具有实权的幕府将军。天皇背后的文化观念是神道，而德川幕府政治合法性基础本来自中国的程朱理学。但早在江户时代，气论对朱子学的解构产生了日本独特的儒学——徂徕学。徂徕学中，已发生了政治理性和道德的二元分裂，国学更把天皇视为至高无上

就民族国家性质而言，日本和德国同属第二种类型。即这两个国家主权不是由个人权利合成的。因此，我们可以把现代德国和日本的兴起，作为现代社会结构中不同类型民族国家形成的标志，亦意味着现代社会双层面结构已超越西方文明范围，开始演变为一种力图把所有轴心文明都包括在内的世界秩序。

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遍建立，特别是第二类型民族国家的出现，不仅使得现代社会结构第二层面变得不稳定，甚至会对其第一层面产生冲击。

源于西方 ( 严格地说是来自天主教文明 ) 的现代社会结构要被全人类接受，其前提是其他轴心文明 ( 特别是大帝国 ) 能通过制度和价值层面的学习亦成为现代社会。然而无论是对中国文明还是东正教文明的俄国，在学习之后均发生社会整合的解体。这一切使得现代社会结构刚刚形成就碰到巨大的挑战，走上无可避免的自我调整和演化之路。无论是俄国罗曼诺夫王朝还是中华帝国，在发生社会现代转型导致的整合危机时，均是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代替民族主义，实现社会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