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华夏文明》24第三章已是悬崖百丈冰01

第三章已是悬崖百丈冰

 

一、春秋战国与诸子百家


华夏文明,孕育万载,于夏朝建立前后(大禹治水成功之后),以完整面貌,诞生于这个世界。随后经历夏商两朝的不断发展丰富,至周初,"文王拘里而演周易"[55],基本以今天我们所见《周易》经文部分,将华夏文明浓缩成《易》的理论形式阐述给世人。

如果只看《易》的经文,我们可以这样说:至西周,华夏文明以现实强于理论的状态外显。因为《易》的经文部分,几乎就是各卦的吉凶断言。它更多以工具形式表现出来,而几乎不谈及造就这些现实结果的原因和原理。

      因此, 对于华夏文明的理论原初形态而言,成就其客观、主观核心原因,是作为华夏核心理论的默认前提存在的。也就是,那些形成华夏文明如此的原因,被华夏族认为是理所应当、不必言说、根本没有必要质疑的状态存在着。

我们依靠理论,去判断不同状态会面临怎样的吉凶,从而使实践趋吉避凶。除此以外,依靠什么客观条件实现趋吉避凶,在什么价值观指导下趋吉避凶,这些问题需要讨论吗?

——是什么让华夏一直强大的?

——华夏人民团结一起会产生什么?

——华夏子民为什么要这样做?

在经文部分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解释的,这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啊。百姓只知道如何趋吉避凶。但是,什么是我们认为的吉凶?如何知道吉凶?利用什么来实现趋吉避凶?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想,这般做?百姓是不自知的。因为祖先的实践经验离的并不遥远,而且那些重大的经验教训的传承,与孝文化的不断发展深度纠缠在一起,成为现实理所当然地存在。

因此,直到西周末期,华夏文明的核心部分,是以一种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应当,就该如此,不必解释,更不需质疑的状态存在着(孔子时期对仁、善、德等概念的价值观判断,在当时整个华夏社会中是没有太多人质疑的普遍共识。《论语》与《道德经》对这些概念的价值观定性是没有本质差异,大家更多的分歧是这些概念的优先性次序。比如孔子强调仁的优先性地位“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而成仁[56]”,但老子则强调道的优先性地位“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仁而后义,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57]”。这显示,道德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定性,以及其反应的当时华夏文明向善的价值朝向,是作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存在的。这与之后战国孟子时期形成明显反差,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58];"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59]所以春秋以前,华夏文明的很多共识,尤其价值观朝向是以“述而不作”形式存在,而“述”更多体现与祖先崇拜场景中。但是华夏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长期战乱现实对华夏文明的根基产生了致命性的冲击。),就如你我共处一室,你就不必向我证明你存在着而存在一样。他不是以一种凝固的文字论述形式存在,而是就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太阳每天升起,故不必教育大众太阳会每天升起。历史也本就如此:从华、夏族开始相互文化交流开始,强大的农耕文化,强大的政治意志,强大的武力,都是始终华夏族自强的根本;而团结一致,以自强为本,能实现与天地之威比肩,战胜洪水,使人-自然和合共存,夏商不断开疆扩土,与四夷共存相融,这就是至善的大吉所在。自强向善——就是实现大吉的实践结果的必然前提。这就是华夏先民一直以来不需要言说、证明的在场的事实,就如太阳每天都要升起般是理所应当的鲜活历史。

但是随着历史从西周走向春秋战国,一切都开始改变了。被认为春秋时期所创的《易经》的《十翼》,深刻了解释了《易》的经文内涵。把如何、怎能趋吉避凶的问题进行了深度的阐释。之所以要厘清实践结果趋吉避凶的理论前提——自强向善。就是那些以往作为客观事实存在东西,被新的现实所猛烈冲击,而产生了被颠覆的危机。就如老子在《道德经》所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当你开始要厘清文明的核心内容时,那就意味着你在强调的那些部分受到了动摇。当你要呼吁坚守什么的时候,很大程度意味着你要坚守的,已经被很多人质疑甚至放弃了。

华夏文明自进入春秋战国后,经历了一次漫长的生死存亡的考验。

你可能感兴趣的:(《特立独行的华夏文明》24第三章已是悬崖百丈冰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