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真的是不知变通的地主士大夫的保守派吗？看他对叔孙通看法 播报文章

司马光不愧是礼教的坚定拥趸，资治通鉴有一点不改变作者立场认为礼才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法宝。

司马光给出了维护纲常礼教的原因，司马光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将道理讲得通俗易懂表达文雅。司马光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人民众多，上天派遣天子统治中国，即使有才能出众智慧绝伦的人也会为了天子奔走服役，司马光认为这就是礼仪纲常维持着这个秩序。这就是司马光强调的礼。司马光说的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名就是公侯、卿、大夫的职位划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一卷中对礼教的阐述就是对周礼的解释，他认为天子统帅三公，三公统帅诸侯，诸侯统领卿大夫，卿大夫管理着普通老百姓。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级指挥下级就像大脑控制四肢，树根控制着枝叶的营养，下级侍奉上级就像手足拱卫大脑，枝叶庇护树根一样，这样才能做到上下相保达到国家治安的局面。司马光认为周礼中天子的职责就是维护这套礼教。

这套礼教等级制度，并不是司马光首创的，司马光只是将他写得很精彩。司马光用周易为自己的理论正名，周文王被纣王拘留在羑里，易经中有六十四卦，天和地对应的是乾卦和坤卦。成书于春秋战国的《周易系辞》有孔子的解释，孔子认为：“天尊地卑，这个世界就这样定下来了。从低到高排列井然有序，贵贱各得其位。”司马光解释说这和君臣之位就像天地一样不可动摇。

紧接着司马光又引用《春秋》中抑制诸侯，尊崇周王室的例子来说明，即使在东周时期周王室权力式微，但是仍然在序列上排在诸侯王之上。《春秋》是孔子所作，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俱司马光得出了圣人对于君臣关系也是很关注的结论。夏商周三代鼎革之时，如果不是碰上了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人世间出现成汤、武王这样的仁义之君，

人心都归附他们，上天授予他们成为天子，君臣之间的名分，臣子只有恪守臣道死而后已。这就是为什么商朝的微子如果代替纣王那么成汤开创的商朝天下可以永远配享上天，季札如果成为吴国的君主吴太伯也能够永远享受后代祭祀，但是他们二人宁愿亡国也不会做这种事，这就是礼教的大节不能乱的原因啊。司马光总结出礼教最重要的就是等级高低的区分。

看完司马光对礼教的阐述，可能会认为司马光对礼教的理解，人类社会就应该有等级，皇帝是上天派遣下来统治人民的，社会上有才的人都应该被驱使，就是因为礼教才保障了秩序和社会运转。司马光受儒家十三经传统礼教教育长大，对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没有清醒的认识。司马光的这套理论如果用在企业里面，首先承认人类社会单个个体的人是有能力区别的，有才华的人放在较高的位置，但是人与人是平等的，人人生而平等。显然司马光的认知水平就停留在他那个历史阶段，他本人是出身官宦家庭，天资聪颖，通过自己的努力19岁中进士。司马光站在皇帝与广大地主官僚的角度思考社会治理方式，没有超越他所在的阶级与阶层。企业管理者在级别上必须有差别划分，绝对平均主义与绝对平等思想在现实中实验是失败的，刨去司马光贵以临贱，贱以承贵的腐朽思想，他的礼教言论仍旧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我们又重新回到司马光对叔孙通的评价又不得不引用司马光在看完叔孙通列传后对礼的解释那段文字。

臣光曰：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夫以高祖之明达，闻陆贾之言而称善，睹叔孙之仪而叹息；然所以不能肩于三代之王者，病于不学而已。当是之时，得大儒而佐之，与之以礼为天下，其功烈岂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孙生之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是以扬子讥之曰：“昔者鲁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孙通欲制君臣之仪，召先生于鲁，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则仲尼之开迹诸侯也非邪？’曰：‘仲尼开迹，将以自用也。如委已而从人，虽有规矩、准绳，焉得而用之！’”善乎扬子之言也！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准绳以趋一时之功哉！

司马光认为礼教的作用太大了。用于个人，所做的事情举止动静就有方法做任何事都不会有问题；将礼教用在家里面，内外有别九族和睦；用在乡里，长幼有伦乡间的习俗就会好；用在国家，君臣相知天下就会大定进入盛世；用在天下，诸侯会顺从国家的纪纲就会得到匡正；司马光认为叔孙通学到鲁国的礼仪使用在几席之上、让君臣在殿堂之间遵守哪里有不使国家陷入混乱的。司马光认为汉高祖明智通达，听到陆贾的学说就称好，看到叔孙通制定的礼仪而叹息，之所以不能比肩于三代的王者，是错在不肯学习。在这个时候，得到大儒的辅佐，与大儒一起用礼教来治理天下，他的功劳何止怎么会就这样停止了。司马光认为叔孙通器量很小，说句现在人说的就是格局太小！

司马光接着用非常严厉的语言批评叔孙通，只知道迎合统治者的心思，徒窃礼教的糠秕，将礼教的核心要素用来依附时世、迎合风俗、取宠于君王罢了，让夏商周三代以来君主所开创的礼教沉沦得不到振兴，直到宋朝仍旧采纳这种形式主义的礼教，是非常痛心的。司马光引用了同是汉朝人扬雄著作《法言》中讥讽叔孙通的对话，这段对话内容是“过去鲁国有个大臣，历史没有记录他的名字，有人问：“为什么这个人是大儒呢？回答说：‘叔孙通想要制定君臣之间的礼仪，去鲁国征兆懂礼仪的先生，不能请到的有两个人。’有人问道：‘既然是这样，当初孔子足迹遍及诸侯国也是不对的啦？’回答说：‘孔子去周游列国，那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图做事。如果委屈自己随了别人的心愿，即使确定了规矩、准绳，也不能拿来直接用啊！”

司马光对扬雄《法言》中的这段对话非常钦佩，司马光认为真正的大儒，不会没有原则的毁掉自己定下的规矩、准绳只看到眼前利益邀宠君王而图一时之功。

我们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第一卷强调礼教是维持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的根本法则看，刚开始以为司马光那套天尊地卑，君尊臣卑，是一个保守反动官僚的腐朽思想，而随着阅读的深入，司马光并没有那么的保守，他认为君臣之间的礼教虽然要遵守但是不必过分强调繁文缛节的肢体语言，而应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君臣相知相敬，更多强调是制度上的安排，从司马光对扬子《法言》的赞赏可以知道，司马光其实认为一个礼教理论家不仅仅需要找到合适的君王侍奉，而且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如果君主不尊重自己坚持的原则，自己也没有必要去邀宠献媚。司马光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多民族政权并立的时代，汉族聚居的地方早已不是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的情况，天下读书人只有一个效忠的对象，那就是大一统政权的君主，司马光出身地主官僚的士大夫家庭，能够提出这方面的见解已经非常了不起，这就是为什么后世的朱元璋、康熙、乾隆等皇帝把他抬到很高位置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