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本书阅读——现代语文教育史上有远见的语文教育家们的共识

1904年语文单独设科后，和传统语文教育相比，现代语文教育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废止了读经，一是教材由整本书变成了单篇短章式的文选型。这两个变化一直延续到现在，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可谓影响深远。可是，就这两个变化带给语文教育的实际效果看，可以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成功的。

对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著名的语文教育家们即批评过。

叶圣陶可以说是现代语文教育史上一位集大成的人物，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即撰文批评当时的语文教育，他说：“他科教学的成绩虽然不见得优良，总还有些平常的成绩；国文教学却不在成绩优良还是平常，而在成绩到底有没有。如果多多和学校接触，熟悉学校里国文教学的情形，更多多和学生接触，熟悉学生运用国文的情形，就会有一种感想，国文教学几乎没有成绩可说。这并不是说现在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到不成样子的地步了，像一些感叹家所想的那样，而是说现在学生能够看书，能够作文，都是他们自己在暗中摸索，渐渐达到的；他们没有从国文课程得到多少帮助，他们能看能作，当然不能算是国文教学的成绩。”

夏丏尊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也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他也曾这样说：“无论如何设法，学生的国文成绩总不见有显著的进步，因了语法、作文法等的帮助，学生文字在结构上形式上，虽已大概勉强通得过去，但内容总仍是简单空虚。这原是历来中学程度学生界的普通的现象，不但现在如此。”

建国后，这种不景气的语文教学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还由于“左”倾错误思潮的干扰，教学质量几乎滑到了谷底。在这个方面，“大跃进”和“文革”两个时期的语文教学就是典型。到了七十年代末，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终于发出了“少慢差费”的惊呼。世纪之交，以《北京文学》为引爆点，文化界又发动了一次对语文教育的大批判，其措辞之激烈在语文教育史上可谓罕见，当时的情形想必读者同仁不会不记得吧。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在近现代语文教育史上，对这种由文选式教材占主导地位的语文教学模式许多有卓识的语文教育家们就不断地提出批评，并提出读整本书的主张来解决之。

首先大力倡导读整本书的便是国学大师梁启超。梁启超先生从传承传统文化、培养读书习惯的角度对青年人提出了读整本书的期望。他说：“我想，一个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中国人，对于本国极重要的几部书籍，内中关于学术思想者若干种，关于历史者这若干种，关于文学者若干种，最少总应该读过一遍。”为此，他还专门为青年学子撰写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这类读书指南性质的文章。

与此同时，胡适也就读整本书的问题发表了见解，他说的更明确：“我可以武断现在中学毕业生能通古文的，都是自己看小说看杂志看书得来的，决不是靠课堂上几部古文选本得来的。我因此主张用‘看书’来代替‘讲读’。与其读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不如看《史记》的《四公子列传》；与其读苏轼的《范增论》，不如看《史记》的《项羽本纪》；与其读林琴南的一部《古文读本》，不如看他译的一本《茶花女》。”

美学大师朱光潜也说过类似的话：“你也许说，你在学校里终日念讲义看课本不就是读书吗？讲义课本着意在平均发展基本知识，故亦不可不读。但是你如果以为念讲义看课本，便尽读书之能事，就是大错特错。”

梁、胡、朱三位的意见发表于上世纪20年代。

到了三十年代教育家陶行知又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他说：“中国的教科书，不但用不好的文字做中心，并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课教几个字，传授一点零碎的知识。学生读了一课，便以为完了，再也没有进一步追求之引导。我们读《水浒》、《红楼梦》、《鲁滨孙漂流记》一类小说的时候，读了第一节便想读第二节，甚至从早晨读到夜晚，从夜晚读到天亮，要把它一口气读完了才觉得痛快。中国的教科书是以零碎文字做中心，没有这种力量。有人说，中国文人是蛀书虫。可是教科书连培养蛀书虫的力量也没有。蛀书虫为什么蛀书？因为书中有好吃的东西，使它吃了又要吃。吃教科书如同吃蜡，吃了一回，再不想吃第二回，连蛀书虫都养不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到了四十年代，叶圣陶在《论国文课程的改订》一文中，才明明确确的提出了“读整本书”的观点。它是这样说的：

以上的话如果不错，那么，国文教材似乎该用整本的书，而不该用单篇短章，象以往和现在的办法。退一步说，也该把整本的书作主体，把单篇短章作辅佐。单篇短章的选择，分记叙说明抒情议论几种文体；这几种文体在一些整本的书中一样的具备，而且往往就具备在一本之中；所以要讨究各体的理法，整本的书完全适用。就学生方面说，在某一时期专读某一本书，心志可以专一，讨究可以彻底。在中学阶段内虽然只能读有限的几本书，但是那几本书是真正专心去读的，这就养成了读书的能力；凭这能力，就可以随时随地读其他的书以及单篇短章。并且，经常拿在手里的是整本的书，不是几百言几千言的单篇短章，这么习惯了，遇见其他的书也就不至于望而却步。还有，读整部的书，不但可以练习精读，同时又可以练习速读。如此说来，改用整本的书作为教材，对于“养成读书习惯”，似乎切实有效得多。

由此可见，在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读整本书，以整本书为教材，乃是众多有远见的语文教育家们的共识，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符合语文学习规律的远见直至今日，我们也未能付诸实施。今日的语文教学效率备受社会诟病，从教材编写的角度看，不能采用整本书作为语文教学的凭借，乃是根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