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7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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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关于人如何对待时间（ approach to Time ）的问题，潜伏着一个巨大的危机，当世界非受造（ uncreatedness ）和无限延续的理论被人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重新发掘出来之后，这个危机就爆发了。这个理论对奥古斯丁传统下的时间和永恒概念发出了致命一击。原本，受圣奥古斯丁教导的影响，时间享有的更多是坏名声，而不是好名声。时间， tempus ，是短暂性的组成部分；它指出了现世和一切世间（ temporal ）事物的脆弱，且带着灭亡的印记。时间，与永恒断然相隔，属于较低下的等级。上帝的永恒性被理解为完全不在时间之内，而易逝的时间则显明了凋零的此刻具有的一切虚弱。

解释“永恒”（ aeternitas ）与“永常”（ aevum ）之间的差异并不难。永恒，当然是指上帝无时间性（ timeless ）和不动（ motionless ）的“现在直到永远”（ Now-and-Ever ），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而永常则是一种无限和持续的状态，其中有运动，因而有过去和未来，按照所有权威著者的说法，是一种没有尽头的长久。

无论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及阿维罗伊派关于“没有终点的世界”的理论是被人接受、拒绝、还是修正，这场论争本身显然在接下来几代人的思想上留下了毫无疑问、清晰可辨的印迹。不过，各王国与自治市镇（ community ）出于实践的需要，各自独立地导向了一种公共机构具有准无限延续性的拟制——显然，这种延续性属于某种哲学性减弱了许多的模式。两大法系，罗马法和教会法，是启发这种新的机构延续性（ institutional continuity ）概念的主要来源，而在其中，王家领地不可让渡的格言，以及“永不死亡” 的非人格化国库的概念成为了里程碑。

必需的理由”（ casus necessitatis ）本来是指主要起于外部的紧急状态：保卫祖国免遭外敌入侵，反抗政治或宗教敌人的战争，还有针对反叛者、异端、甚至针对属灵权力的战争。然而，到了 1300 年前后，“必需性”的概念开始同时关注行政上普通和（可以这样说）出于预算（ budgetary ）的需要；而为了满足这类行政需要，政府造出了一个“永久必需性”（ perpetua necessitas ）的新拟制，暗示了（与现代的“不断革命”理论有相似之处）某种事物的永久性，依定义，表明其构成之前规则的一种例外、某种特例的状况或者某种暂时的偏离。

总结一下，人民和国家的延续性有许多来源，大致上可以说，这项理论遵循了既有实践。国家的行政技术，在没有依赖任何更宽泛哲学观点的情况下，发展出了自身的延续性模式。不过，理论在其他方面也发挥了作用。《君王法》确定了罗马人民的永久性， 并且，通过将这一主张从罗马人转移到其他人，可以说，就使任何和每一个“人民”的永久性在法律上获得了确认。最后，亚里士多德哲学和阿维罗伊派的理论造成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自然”永久性意识， 在其中，关于属和种具有永恒性的原则被证明对法律家特别有用，后者出于纯粹的法学理由，要为集合体（ collective bodies ）的延续性以及法学上的共相（ universals ）和种（ species ）作辩护。

如果，时间、永久性、即便有变化依然保持同一，这几个要素构成了合众体决定性的特征。并且，如果进一步认为，一个合众体当下的组成者相比不朽的共体，其重要性相对较低。那么，尝试将这些决定性的特性隔离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建构，可能也并不太难：合众体单单在时间中、并通过前后相继而存续。通常情况下，形成一个集合体（body ）所必须的“人的多数性”（of persons ）通过两种方式构建：一种是“横向的”，由同一时间活着的人构成；另一种是“纵向的”，由前后相继活着的人构成。然而，一旦建立起这样的原理，即“多数性”（plurality ）或“全体性”（totality ）（totum quoddam ）——不同于、甚或完全对立于纯粹的机体论概念——并不限于空间、而是可以在时间中前后相继地展开，就可以在概念上完全抛弃空间中的多数性了。也就是说，如此便构建出了一个合众性的人（person ）、一种“奥秘的人格”（persona mystica ），它仅仅且排他地在涉及时间的时候构成一个集体，因为它的成员仅仅且排他地通过继承而构成；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一个人的合众体（corporation ）和拟制人，在其中，长长的一系列先存者和长长的一系列未来或潜在的继承者，与当下的组成者一同呈现了“人的多数性”，而这个多数性通常是由许多活在同一时刻的个人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