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陈鸿宇《途中》
在百度上搜索我家乡的地名便会出现：“该地海拔2300-2800，年平均气温8度，属于‘凉山’地区，作物单一，以土豆和荞麦为主，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作为贫困地区的人，出行的目的难免少一些浪漫的气息而多了一些现实的意味，大多数的人出去是为了打工挣钱，而我几乎所有的出行都是为了读书，目前我每一个阶段到过最远的地方都是我去上学的地方。
小时候去隔壁村上小学，途中我指着东边苍茫茫青山中的一小块通红问哥哥：“那是什么东西？”他说：“是太阳啊！”我死活不肯相信，我说：“怎么可能，太阳可不是那个样子的。那明明是有人在炼铁，铁水淌出来了。”知道后来那块红色渐渐变大了，变圆了，我张大了嘴说：“天哎，真的是太阳。”那时候总是哥哥将就我，跟我慢悠悠的走，后来他发现体育课上跑步的时候我总是落在最后面，他就在路上逼着我跑，我不跑他就扔土块砸我，我被吓得一路狂奔，他在后面不断的扔着土块，但土块从来就没有砸在我身上过。
不过有的时候我也和哥哥吵架，大都是为一些芝麻蒜皮的小事，不过我们太较真，吵着吵着就打起来了，他比我大一岁半，小学和初中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初中的时候他比我高出一个头，不过在小学他只比我高一点点，所以我们打起来他并没有占太多便宜。我们两个揪着对方的耳朵在犁出来的黄土地里打滚，弄得黄灰满天的，我感觉自己的耳朵就要和自己的头脱离了，但还死犟着不肯示弱。到最后总是他先放开了，我才肯放开。我们打架是很讲道义的，谁都不许告父母。其实要是告诉父母的话他肯定是要被骂的，虽然我叫惯了他的大名，到现在也没叫过他几句哥哥，他也从来不叫我妹妹，不过在父母看来他就是我哥哥，我就是妹妹，母亲说了：“要得好，大带小。”他应该带着我而不是和我打架。但我总是不愿意告诉父母我们打架的事，刚打完架我总是恨他的，但我想自己对付他。
家乡的冬天非常的冷，来东北感受了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之后我仍然觉得家乡的冬天更冷，毕竟我们没有暖气，就像网上说的：“北方人抗冻靠暖气，南方人靠的是一身正气。”虽然南方人不一定有一身正气，但这句话却道出了一些南方人的无奈。我们走路去上学，到了学校头发眉毛上都结了冰碴子。后来有很多人同情网上那个“冰花男孩”，我却不愿意同情，因为我觉得世界上不缺少冰花男孩，只是缺少发现的眼睛。
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小一点都没关系，放不下床都没关系，只要能放下一张桌子，一个椅子，还要有一个窗子，小一点都没关系，只要玻璃是透明的，最好会有轻柔的窗帘，那窗帘最好是天一样的湛蓝，当阳光太强时我就可以轻轻的把窗帘拉上，在蓝色的昏暗里趴在桌上小睡。这时候最好会有微风吹到桌上，最好微风吹来时也带来亘古悠远的蝉鸣，最好听到蝉鸣时也有斑驳的树影投到桌上，没有别人来打扰我，我一个人在这里写点东西，看点书什么的，在这里只听蝉鸣或者只看树影也都是很好的，都是莫大的享受。不过我没有这样的房间，那时候没有，到现在也没有，我家有的只是两间破旧的土坯瓦房，这样的房间以后也许会有的，只是再没有那样的树影和蝉鸣了。你也许会觉得我这个梦想也太微小，太幼稚可笑了，但那个时候就因为有着这个梦想我开始努力学习。小学一年级的期末考我是班级倒数第三名，每个科目的分数都是个位数，但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我是全乡第一。
到了初中， 我去上学的路是很难走的，而且我总是一个人走。那时候哥哥已经不愿意跟我一起走了，我想他一定一定非常讨厌我这个又笨又丑却偏偏比他成绩好，让他在所有亲戚面前抬不起头的妹妹。，那路边有很多的坟墓，说实话我心里还是有些害怕的，所以每遇到一个坟墓我便会在心里和这些坟墓主人打个招呼，以祈求他们不要为难我。春秋季节，在庄稼还没有发芽或者已经被收割了的时候，路上的泥土是松软细腻的，就像面粉一样，被风一吹便铺天盖地的来了，打在脸上，那些灰尘努力的钻进脸上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毛孔，到了学校基本成了一个“泥娃娃”，脸上被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泥土色的“粉底”，擤出来鼻涕也成了泥浆，衣服一抖便是一阵黄灰。有时候运气不太好，一进学校就遇到那些班上的小混混，他们嬉皮笑脸的对我说：“你这是从泥巴堆里钻出来的吗？”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一言不合就摔碗的暴脾气，我没好气的对他们说：“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夏天的时候若是天气晴朗，便是烈日当空，每每晒得汗流浃背、头晕目眩，若是雨天就像第一次去学校一样，下半身基本都是湿的，鞋子和裤腿上敷满了那些所谓扶不上墙的烂泥，到了学校脱了鞋袜，脚底泛白，皮肤被泡软了，一撕就能撕下一大块，有的时候还会惹上蚂蟥，那便又要牺牲点血添一个疤了。然而最难走的还是冬天，从我家到学校要走很长一段下坡路，当大地银装素裹时那段下坡路就成了一块天然的滑冰场，当然，它可不像滑冰场那么简单，这路是很逼仄的，弯弯曲曲的，沟沟坎坎的，忽陡忽缓的。我这种头脑简单，四肢更简单的人几乎总是连滚带爬的下了这段坡，每一次摔倒都痛得十分清晰，有的时候摔得实在重了，我就想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但也只是想想并没有那样做，因为还要留着时间赶路程，只能抹抹眼泪，擦擦鼻涕起来接着走。但每一次摔倒我都告诉自己我一定要走出去，我一定要自己的辛苦有价值。
不过大多数同学和我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初中是最叛逆的时候，我的哥哥姐姐小学的时候成绩都很好，尤其是和我同班的二哥，很多人称他是天才，可是他们都在初中堕落了，没能考上高中。他们后来的人生多有不如意。那时候我以为这种化神奇为腐朽的能力是我们这个乡镇中学特有的，知道后来读到莫言在《司机你的女人》中描写原本美丽动人的“茶壶盖子”时说：“农村真是个伟大的地方，无论多么顽固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放到这里，用不了十年，就改造得跟贫下中农一模一样。贫下中农家的姑娘脸皮薄点的，也不会像她这样在男人面前肆无忌惮的放屁啊！”我才知道原来农村大都有这样的魔力。
如今初中的知识大都记不清了，但校长说过的几句话仍清晰的记着，他说：“小杂种些，告诉你们，老子走过这么多地方，见过穷的，没见过像你们这个鬼地方这么穷的，你们还不知道好好读书，长大了去喝西北风啊？回家去问问你爹你妈那西北风能喝饱吗？”他说：“你们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反对当今的教育制度，恰恰相反，你们应该感激这样的教育制度给了你们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次和官二代富二代平等竞争的机会。”他说：“奋斗你一个，解放三代人。”毕业时他说：“有空别忘了回母校扫扫墓，毕竟这是埋葬你们青春的地方”。
上了高中之后一个学期回家一次，我更成了彻底的独行者。每一次要返校时，母亲总送我到村口，然后我拖着行李走半个小时去公路边等班车。到了村口母亲站定了说：“我就送你到这里了，你慢慢的去啊！”我说：“要得，你回去吧！”我拖着行李箱向前走，母亲却不转身往回走，我走得远了，回过头来看母亲依旧站在那个石头上。“快回去吧，外边风大。”我扯着嗓子向她喊到。“要得”母亲答应着，但却仍旧不走，等我再走远一些，回过头来看她依旧在那里，一直到我看不见她了，她也看不见我了，我想她应该回去了。
那个季节的风确实非常的大，但母亲是不怕的，也许是因为她早就被吹惯了，也可能是因为她就想看着我走，我不知道她看着我走时在想些什么，她只是定定的站着，看着。母亲不怕风，但我是很怕风的，尤其怕春天和冬天的风，因为这两个季节树上没有枝叶，挡不住风，地里没有庄稼，镇不住泥沙，所以狂风所到之处便是漫天黄沙，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呼吸都困难。母亲说我很小的时候她们带着去种庄稼，那时候正是草木尚未复苏的春天，风格外的大，风一吹，我便哭着喊着要回家，她们问我为什么，我说：风吹我了，我怕风！她们便笑，风在他们眼里就是和吃饭睡觉一样的习以为常，实在想不出我为什么要怕风，而且他们说就没见过怕风的孩子！为了避风，她们便把我装进驮马箩里，透过箩子细细密密的孔，成片的光亮被分割成小块小块的了，我盯着它们不再觉得刺眼，偶尔出现一个小蚂蚁，我便看着它在竹篾间爬来爬去的兜圈子，。我听到大人们的吆喝声、听到牛马的嘶鸣声、听到风呼呼的嚎叫声，听到泥沙打在竹篾上的沙沙声，听到麻雀与狂风对抗时发出的狂傲的叽叽咋咋声…… 我听到万物的声音，我想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对世界有了最初的认知与思考，心里最早生出了寂寞与怅惘的感觉。
我拖着笨重的行李箱走在路上，这条虽然是公路，但还只是个毛坯，并没有打上水泥，上面铺着一层细腻的面粉一样的黄土，踩上去软绵绵的往下陷。此时风刮得很大，不时卷着黄土向我扑来，可是我已经没有竹箩可以用来逃避这风了，只能眯着眼睛往前走。
到那个班车会经过的路口时班车还没有来，我就坐在路边的石头上等。大概到了中午，那辆陈旧的浅蓝色的班车出现了，我远远的向它挥手，虽然车上已经座无虚席，但司机还是停下让我上了车，在我们这种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超载个三五个那都不是事儿。我寒假回来的时候这辆准载十九人的车上就挤进了接近四十个人，挤得呼吸都困难。大家都忙着回来过年，大包小裹的，走回来不现实，可是回来的车又少，就这一辆班车是上我们这里来的，而且它四天才跑一趟，所以当然不够用。这不是司机不负责任的问题，我们不怪他，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在车上我常常遇到一些以前的同学，他们大都为人父母，怀里都抱着孩子了。久别重逢不免感到尴尬，非要不停地说废话来维持气氛，说得多了他们会沉默一会儿，然后又抬起头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你还是好好读书，打工的日子挺难过的。”
单纯的快乐只是单纯的让人觉得快乐，而伴随着痛苦的快乐才是真正让人无限缅怀的快乐，高中的快乐属于后者。毕业的时候本来说去KTV里好好嗨一晚的，但因为一些同学不愿参与而取消了，这一直是我的遗憾。高中三年实在太痛苦了，太快乐了，这样轰轰烈烈的岁月只有配上轰轰烈烈的告别才算完结。但我想要的哈哈大笑、嚎啕大哭、酩酊大醉最终被一场平静克制的散伙饭代替了，不过这也很好了，免得酒后散德行临了还给大家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
走得最远的当然还是去上大学，我从西南到东北，从南方的春城昆明出发到北方的春城长春，诗人余秀华是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而我是穿越大半个中国去上学。
去的时候买了硬卧，我对面睡的居然是校友，下铺是一对和气的老夫妻还有一个漂亮的姐姐。他们坐在一起聊天，我偶尔也搭几句话。老夫妻是北方人，他们是大学同学，退休之后特意去看望天南海北的老同学，晚上老头子睡在老太太上面的铺位，白天老头子和老太太一起坐在下铺。老头子滔滔不绝的跟我们讲他们的青葱岁月，当夕阳的金光透过车窗照在他们脸上时老头子拉住了老太太的手，老太太微笑着看着他的老头子讲述。都说人生若只如初见，或许因为我们是初见吧，才相处得这样融洽，后来我们的零食的分着吃了，因为火车上的饭都比较贵，硬卧的盒饭是二十五一份，硬座的盒饭是十块一份，但不好吃，所以我们都是自带干粮的。几天下来我收获了一个鸡蛋、两根香肠、一个苹果、几块饼干还有几把瓜子，我的东西呢当然也和他们分着吃了。临下车的时候老头子不断的叮嘱着：“你们两个是一个学校的，他倒是话多，你啊，太内向了，不爱说话，在外啊要学会和人打交道,，要多锻炼锻炼。”估计是他看我白天一直坐着看窗外的风景，也不爱和人打交道才生出了这样的担忧。其实但也不是我不喜欢说话，只是我更喜欢静静地看风景而已。我点着头笑着说：“嗯嗯，好的。”
放寒假的时候赶上了春运，好不容易买到了火车票还是硬座。我喜欢坐在火车上，感受它一直走，一直走，但在硬座车厢里，这种感觉不能说是一种享受，你不觉得它痛苦已经是心态很好了。第一天早上我还兴致勃勃的起来看日出，看着火红的太阳越过山川河流，锲而不舍的跟着火车跑，但随着车厢里人数的增多，到后来我被挤得动一下都困难。
我对面坐的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大叔，他问我：“姑娘，火车上有充电的地方吗？”我说：“卧铺车厢里有，但硬卧车厢里好像没有。”他哦哦的答了两声就不说话了，侧着头看着窗外看上去有些惆怅。他看到卖饭的人推着盒饭走过来时赶忙凑上去，卖盒饭的问他：“来一盒吗？”他说：“我还不饿，就是想问一下可不可以我从微信转钱给你，然后你给我现金。我身上没有现金，手机快关机了，要是等手机关机那我就得饿肚子了。”那人面无表情说：“去补票室看看吧！”说完就推着盒饭走了。大叔感激的说完谢谢，谢谢然后就微笑着急匆匆的像补票室走去，过了一会儿慢悠悠的走回来了，看上去有些失落。我问他：“换到了吗？”他摇摇头说：“人家不给换。”我说：“等我找找看，我身上可能有现金的。”他一下子又来了神气，坐在我面前期待的看着我左掏又掏。掏了一会儿我终于从书包里面掏出了七十块钱，我说：“给你”，他微笑着但没有马上去接，他说：“我先微信转钱给你。”说着掏出了手机，把手机按开机了，他不好意思的说：“为了节省电就把手机关机了。”他想必是怕我不放心他，所以要先转给我再接我的钱，其实我根本没有想到什么要不要相信他的问题。他用微信给我转了七十块才放心的从我手里把那七十块现金接过去。“我还想着现在年轻人身上都不带现金呢！”他笑着说。我说：“我平时也不带的，今天碰巧带着。”他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云南的”他有些激动了，马上放下那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换用方言跟我说：“我也是云南呢！”出了省的人都会把一个省定义为自己的家乡，其实自己的家乡只不过是那个省内的一小片区域而已，既是遇了同乡人他难免要激动的，我也是这样。他又问：“你是云南哪点呢？”我说：“我是昭通呢，你啦？”他说：“我是富源呢，给认得？”我摇摇头说：“听说过，但没去过”。在同龄人眼里我是一个独来独往，沉默寡言的人，但不知道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总是喜欢和我讲话，毫无防备的讲起他们的过去，快乐或是悲伤的事，或者说是我很愿意跟他们讲话，也许只是想给自己的人生积累一些故事，只要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把他们的人生经过理清楚。
“你去东北干啥子？”他问。
“我去上学，你嘞？”
“上学好啊，我去玩的。”他狡黠的笑着说。
“东北冬天太冷了。”我说。提起东北的天气，他似乎憋了一肚子的气，他说：“就是咯，冷得要死，零下二十多度呢，在外头么冷得跳脚麻手呢，在屋头么闷得昏头占脑呢，我在哈尔滨呆了五天，待不住了，我要回来。还是我们云南好，啥子都好，山好水好气候好……”他坐火车的话，从云南到哈尔滨要三天，一个来回在路上就是六天，结果却只在那里待了五天，人啊上了年纪总是觉得哪里都比不上自己住惯了的地方。就像母亲常常念叨的：“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说了半天我突然想起自己有充电宝，我把充电宝递给他，我说：“我带充电宝了，你手机没电的话先充一哈儿嘛！”他说：“你呢电给够用呢？怕我挨你的电用掉了，你到昆明还要转车，要是手机没电那你一个小姑娘家有点麻烦。”我反复说自己的充电宝是大功率的，应该够用，他才终于肯接过去。
刚刚卖盒饭那个男人又推着小推车来了，他用诡异的音调吆喝着：“玉米玉米玉米嘞，热乎乎的东北黏玉米。刚出锅的东北黏玉米。”大叔掏了十块钱买了两个黏玉米，他递了一个给我，既然已经买了我也没有太多的推辞就接了。他一边啃着玉米一边跟我讲起过去的事。
过了一会儿那个男人的小推车里又换成了盒饭，他吆喝着：“盒饭盒饭盒饭嘞，十块钱一份的盒饭。”大叔掏出二十块要买两份盒饭，我知道有一份是为我买的，我赶忙对那卖盒饭的人说：“只要一份。”大叔也不甘示弱，“要两份，要两份”他说。那男人有些为难了，他拿着两份盒饭问：“到底是一份还是两份？”我说：“只要一份”大叔跟我说：“姑娘你吃一盒嘛！”我说：“我真不饿，只要一份。”在我的坚持下终于只要了一份。在硬座车厢里人声嘈杂，空气浑浊，确实不适合吃饭，特别那个卖盒饭的男人每次推着车从我身边走过时我闻到他衣服上那股浓烈的油烟味就特别想吐。
每到一个站就有人要下车，也总有人要上车，透过车窗，我看到一群衣着朴素的人背着口袋，拉着箱子，有的牵着孩子跟着火车跑，他们都想最先冲到火车上去。有一个矮小的妇人，背上背着一个很大的口袋，手里拉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跟着火车跑，她跑得太快，小姑娘跟不上就摔倒了，小姑娘似乎也知道形式的紧急，她来不及哭就自己爬了起来，妇人一把抱起孩子又继续涌入奔跑的人流。
火车像一根细长的针从北方的大雪里伸出，刺破了南方朦胧的烟雨。虽说每一站都有人下车，但火车上的人依旧变得越来越多，每一次有人上车那个大叔都要提心吊胆的，他买到的是无座票，他之所以坐在我对面只是因为那个座位的主人还没有上车。但那个座位的主人终于还是上车了，还是一个大叔，头发花白了，掉了个门牙，嘴巴有些瘪。我就坐在门边，所以他一进来就把票递给我说：“姑娘，麻烦你帮我看一下我坐哪里，我不识字。”我看了一下居然是坐我对面，我有些为难，但还是对先前的那个大叔说：“叔叔，他好像就坐你这里了。”他急忙起来让座，嘴上说着：“你坐，你坐”。新来大叔笑着说：“不消，不消，你先坐一下，我们换着坐嘛！”那个大叔还是坚持说：“你才上来，你坐，你坐。”
于是这个新来的大叔坐到我面又又和我讲开了，他问：“你去哪里？”我说：“我从长春回昆明。”他又问：“去长春读书吗？”我点点头说：“是啊”。他说：“我家有一个姑娘，和你差不多大了也在读书，我出来打工赚点钱供她读书。”他说这话的时候自豪的笑着，我也知道父亲在外打工说起我时想必也是这副神情。他又说：“我哥哥家两个姑娘也在读书，她爹死了，她妈跑了，我们几个做叔叔的还不是要供她们两个读书，只是两个姑娘在外婆家，和我们这边的亲戚不亲呐。”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不管她们跟我们亲不亲，我们还是要供她们读书的。”我想这就是平凡人心中坚守的道义吧！这个大叔不识字，所以他几乎不看手机，一直在跟我讲话。有一会儿，他双手撑着下巴，浑浊的眼睛微眯着，凝望着窗外变幻的景物，他好像在对我说又好像是自言自语到：“要是能回到二十年前就好了，哪怕我还是一无所有”。
火车上有人大声的说笑着，有人聚在一起打牌，大声喊着：“你要不要，不要我开了”，有孩子啼哭，母亲耐心的哄着，有人像我们一样小声的交谈着，总之嘈杂声不断，所以我们几乎都不能睡着，睡着了也只是一会儿。睡不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挤，硬座车厢里有大批无座旅客，他们或蹲或站，把通道都给阻塞了。从座位上挤到厕所门口需要十多分钟，厕所门口排队又需要半个小时，所以上一次厕所几乎需要一个小时。我们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不得不减少吃喝，这叫从源头防控。也有运气好的可以和别人换着坐一会儿，比如之前坐我对面的大叔。
到最后我们也不管谁有座无座了，反正座位有一点空隙就往上挤，两个人的座位却坐上了三个人。厕所门口狭小的空间里堆满了行李，有人戴着帽子趴在行李上睡觉。这样的行程可以说是我一个人，也可以说是我们好多好多人，多到挤得水泄不通。在这里大家都是疲乏的，大家艰苦的，我们都看到了别人的困难处境，但谁也不必同情谁，因为我们都一样。
我坐最里面，被挤得贴在火车内壁上，我旁边座位上一直在换人，有人闭着眼睛摇头晃脑的打瞌睡，有个男生直接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我清晰的听到了他均匀的呼吸声，他嘴角流出的口水把我衣服都弄湿了，但我不忍心叫醒他，能在硬座车厢里睡得这样熟已经很不容易了。他醒来之后摸摸自己脸上得口水很不好意思的一直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啊，你怎么不叫醒我呢？”说着一直给我递纸，让我擦擦衣服上的口水。他跟我讲起他五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他就跟他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他九岁就出去打工，到过中缅边境，看到过打仗的，捡过垃圾，睡过桥洞……。我听的连连惊叹，我说：“看不出来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很佩服有故事的人呢。”他反问到：“故事能当饭吃吗？”想不到他会问出这么有深度的问题，我想了一会儿说：“对小说家来说也许可以。”他说：“我不是小说家，我不想有故事只想有饭吃。”
后来又上来一个中年女人，她穿的很朴素，那个叔叔问她出来干什么的，她说苦了大半辈子想一个人出来走走。虽然坐硬座的旅行看起来没有那么潇洒，但我总觉得那种独立的女性身上自带光芒。王家卫导演的电影《风月》里面有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女孩好看还是女人好看？以前我觉得女孩好看，毕竟青春靓丽，但后来我渐渐觉得女人更好看，女人身上有母性光辉，有一种女孩没有的韵味。她跟我们讲起她的民族——水族，跟我们讲起她们民族的风俗传统，她还从手机里翻她们民族的服饰给我们看，最后把她的结婚照也翻出来了。我们赞美她年轻时候的美貌，她笑着羞红了脸如同回到了出嫁那天。
硬座车厢里的水出奇的难喝，喝下去有一种舌头发麻还犯恶心的感觉，但因为瓶装水比较贵，所以还是有很多人喝那种难喝的水。早上有人大声问：“谁带牙膏了？”我扯出自己的牙膏递给他。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带着两个孩子，小一点那个孩子拉屎在裤裆里了，他们的纸用完了，孩子母亲尴尬的环顾着四周，我拿出纸递给她，她笑着说：“谢谢，谢谢啊！”过了一会儿大一点那个孩子就捧着个橘子到我面前，那时候我觉得很开心很满足。每次我出发前亲友们总是一再叮嘱我防人之心不可无，但事实上我不喜欢防备任何人，我太自信了，我从来不相信自己会遇上什么坏人，虽然这样的自信毫无道理，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这些人大多在我睡着的时候下车了，有加了微信的，他们就给我留言：“下车的时候看你睡着了就没有叫醒你，有缘再见吧！”有缘再见？席慕蓉说：“上一世千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一次相遇”，我们来自天南海北，如果不是上辈子扭短头的回眸，那估计都是不可能再见的了，不过能不能再见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样一见如故然后再也不见的相遇就已经很美好了。
下了车，等在火车上淤积的腐臭味都被风吹散了，再看看春城在冬天里百花争艳，赞叹我大美云南，连空气都香甜。《小王子》里有这样这样一段话：“如果不去遍历世界，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我们精神和情感的寄托，但我们一旦遍历了世界，却发现我们再也无法回到那美好的地方去了。当我们开始寻求，我们就已经失去，而我们不开始寻求，我们根本无法知道我们身边的一切是如此可贵。”在人生本就是一段行程，要想观赏沿途的风景就得承受旅途的劳累，在这段行程中我们得到了一些也失去了一些，但无论如何我从没有后悔出发。
我曾怨过父母，抱怨他们只能送我出发却不能陪我上路，我曾抱怨过家乡，抱怨它如此的贫穷落后让我用尽全力才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但我依旧热爱生活，热爱途中的一切，我常常听到人们抱怨生活无聊，但我坚信生活不会无聊，无聊的是人本身。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说：“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我想人生是顺着时间走的，而回忆是倒着时间走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因为归途在人生走的这边。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我们都在途中，不吁然，不吟唱，只拾掇行囊……你要去的地方四野细雨春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