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的“做”与“说”

孔子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就是说有修养的人往往能够管住自己的嘴巴，培养修养就是尽力让自己说话谨慎，做事行动更干练。这是做人的智慧，也理所当然成为职场中最被人挂在嘴边的劝诫之一，即所谓“少说多做”。

“做”与“说”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可以一蹴而就的态度，好像只要一朝顿悟，一个人就可以立马改变自己的形象，在工作中取得长足的进步。事实却并非如此，被评价为“少说多做”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而是在于解决问题的思路逻辑。只有能够在面对困境时有条理清晰的逻辑，才能有效减少“说”中包含负面情绪，从而提高个人在他人眼中的观感。也就是说，所谓的“少说多做”，不能成为一个人立于社会的行动标准，反而是一个人成功立足于社会的结果体现。

“少说”应当指减少无意义的表达，即去除与解决事情所需的信息无关的观点，借此来提高针对目标的执行力，避免负面情绪对执行的不利影响。“多做”则应当理解成有计划地进行步骤思考，将想达成的目标拆解成可实行的具体举措，思索各环节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再根据思考结果先按部就班进行，再在执行过程中根据正负面反馈来订正举措。简单说就是多做能够对结果带来正面影响的事情，而非做对结果无影响甚至负影响的事情，比如担心、犹豫、抱怨。

江泽民在初到上海之时采取的措施就很有借鉴意义。面对发展缓慢、问题众多的老城市，他没有执着于整体振兴的宏大目标，而是从“菜篮子”入手，逐步解决民用品、住房、就业、舆论等诸多民生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他秉持着“听取汇报——征求意见——现场调研——得出建议”的工作思路，通过有条不紊的解决一个个民生问题，将上海的整体形象重新树立起来，重振国内外投资商的信心，城市振兴问题迎刃而解。在这个过程中，江并没有像传统那样埋头做事，而是充分利用了媒体把政府与群众紧紧联系起来，用口舌为实事开道，一如其对自身的教授认知一般。正是这样的这样的方式，让他将过去富有“美德”的老政治家远远甩开。

正如江所说：“问题堆积如山，我们能做的只有逐个加以解决”。面对一时间解决不了的难题，绞尽脑汁去解决只能不断地提醒我们自身存在的不足，从而让我们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而通过对问题进行拆分，对手头问题进行逐一解决，反而可以提高我们工作的信心，并在推进过程中逐步发现问题的解法。在问题处理能力的稳步推进之中，由于事情进展顺利，目标的达成途径逐渐明朗，当事人也就更少的产生负面情绪，可以更好的维持个人和集体的良好形象，又由于形象的良好和对集体利益的正反馈，增加了当事人表达的权威性和语言的影响力。这也是为什么周围人会觉得“少说多做”可以影响一个人形象。其本质在于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了，俗一点说就是，“有用了”。

要平衡“做”与“说”的关系，关键在对处置举措的逻辑思考。除了做好后期的步骤管理与执行之外，前期的目标设定也得重视。所谓目标，与欲望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可执行。倘若只是躺在床上就想着飞黄腾达，而身边又没有一点儿资源可供使用，那就并非目标，而是欲望。除此之外，目标的设定要减少得失心，抑或说保持平常心，只以实际发生的反馈作为目标设定和后续行动修正的依据。举例来说，就是对没有发生的事情只做必要的风险思考，而不要过多的考虑其社会、个人影响，诸如面子、形象之类，因为一旦考虑过多的不利因素，很容易重新陷入到低执行力的恶性循环之中。

“做”与“说”是实践的关键环节。“少说多做”更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备受推崇，然而减少空谈，付诸实践，并非就是能处理问题，这两者的关系也不应该武断的被认为一方差一方好。只有当个人掌握通过提升思维逻辑和执行能力来实现目标的能力后，我们才能真正地取得成功，继而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