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的是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封锁》，收录于短篇小说集《传奇》中。《传奇》这本书共收录了十篇短篇小说，其中有我们熟知的《沉香屑》《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和《花凋》等，刻画了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金锁记》中由直率泼辣的少女一步一步转变为破坏儿女婚姻的具有变态人格的曹七巧，《倾城之恋》中渴望爱情的“赌徒”白流苏，他们的身上都有时代的烙印，他们都不是完人，只是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下努力活着的普通人，张爱玲用荒唐的故事，写尽了普通人的爱恨嗔痴。在《封锁》里, 张爱玲也写到了封锁给普通人造成的惊惧与恐慌, 但张爱玲的写作重心既不在于展现封锁中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 也不在于叙写封锁线下沦陷区人民的屈辱与苟安, 而是聚焦封锁状态下普通人的爱情传奇，从中揭露人性的虚伪与真实。
民国32年（1943年）的上海已经成为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孤岛”，富人的生活浮华奢靡，而穷人仍挨饿受冻。上海由于高度殖民化，中西文化混杂，出现了电车、咖啡馆、电影院等现代事物。在战争背景和现代文明的底色下，才出现了封锁这一隔绝状态，据陈存仁先生的《抗战时代生活史》介绍, 上海沦陷期间, 平常生活中一旦有可疑活动 (指反日倾向) , 立即封锁挨户搜查。“小的事情一两小时可以解决;大的事情, 非搜查到凶犯决不解除封锁。
“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写道，初读文章的开篇，给人最强烈的印象就是荒凉感。“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开电车的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开电车的人开电车”是小说的第一句话，叙述语言给我们带来的语感是冷漠、笨拙、贫乏而毫无生气。“车轨”、“曲蟮”的比喻意象显示出生命的冗长乏味，它是“柔滑”的，没有任何的尖锐力度同时又把握不住转瞬即逝，是“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单调的，毫无美感的“蠕蠕”的机构运动，并且还是“老长老长”没个尽头，作者用这样平淡的语气给人一种窒息的压抑感和乏味感，这种生存状态几乎会让人发疯，而所有的人都像开电车的一样不发疯，因为他们被时代，被生活的重压封锁住了，突如其来的封锁让电车停下，让忙碌的上海安静下来，乞丐被这沉寂吓住而不敢开嗓，终于山东乞丐的歌打破了可怕的沉寂，简单的几笔，写出了一个时代，一座城市的荒凉，而最深的荒凉，则是人心，是时代和生活重压下的芸芸众生。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接着，摇铃了，封锁开始，电车外的人们惊慌，相对看着，相互惧怕，而电车里的人与外界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相当镇静，没有匆忙，有的只是随之蔓延的空虚。开篇用摇铃声作为一个意象，虚线象征从现实世界的短暂逃离，继而开始之后的故事。
华茂银行的会计师吕宗桢为了躲避讨厌的年轻人——太太姨表妹的儿子，坐到素不相识的吴翠远旁边，并不得不做出调情的样子。这个场景让那年轻人知趣走开，但吕宗桢又不得不延续与翠远的搭讪。面对一个男人突如其来的言行，翠远自然是震惊而排斥的。吕宗桢闲聊的话题与情绪，在吴翠远的意料之中，无非是公事的繁忙、生活的疲惫，对家庭尤其是对妻子的厌倦。在吕宗桢一步步的攻陷下，吴翠远内心的快乐战胜了原来的审慎与拒绝。乱世的封闭电车上，吴翠远逐渐忘记现实的寡淡，伸手触摸一个理想而浪漫的梦境。最后，“封锁”解除，人们的行动都回归正常，吕宗桢也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吴翠远这才明白，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
吕宗桢对吴翠远的无感甚至厌恶，吴翠远起初对于一个陌生男人的搭讪是震惊而有些抗拒的，但吴翠远逐渐觉得吕宗桢是一个真的人，我们可能觉得有些奇怪，吴翠远的周遭不都是真的人吗？为什么吴翠远会强调吕宗桢是一个真的人？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真人什么是好人，吴翠远是个好人，他是乖女儿，好学生，生活在一个好人家庭里，但他不快乐，他厌倦了这一角色，却无法改变自己，这种模棱两可的生命状态使他面临了生活和感情的尴尬，不甘心像贫寒家庭的女孩一样匆匆嫁人，又无法遇到一场传奇般的爱情，所以他对真有着近乎执念的追求
学生在作文中对他写道的话是真，太阳滚热的晒在他的背上，这种感觉是真，抵在吴翠远腿上的小孩的脚是真，所以当他发觉吕宗桢是个真的人后，对这突如其来的搭讪感到炽热，快乐。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吕宗桢向吴翠远报怨公事的繁琐，家庭生活的无趣，太太是一个脾气不好，学历又低，了无生趣的俗气女人，街上一阵乱，两辆载满大兵的卡车的出现是两人的距离靠近，脸红心跳，感情进一步升温，继而他们恋爱着了。
那么我们来探讨一下他们两人之间是否存在爱情？
我觉得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一场艳遇，一场幻梦，或者是一场冒险。他们之间的依恋无关彼此，他们真正依恋的是那个真实而可爱的自己，是哪个从好人变成真人的时空，吕宗桢对吴翠远态度的转变是因为他发现在吴翠远面前，他可以放下世俗生活的束缚和压抑，大胆地倾诉自己的想法，只做一个单纯的男子；而吴翠远对吕宗桢的依恋在于他使她变成一个真人，享受短暂的叛逆和出逃。所以我说这是一场冒险，是一场逃离世俗，逃离庸常生活，挣脱好人外壳的冒险。
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都提到了思考是痛苦的，结尾作者用一只乌壳虫隐喻，这座孤岛如乌壳虫的巢穴一般，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就是一个个乌壳虫，淹没在杂碎的日常琐事中，来不及思考，也不愿承受因思考而带来的痛楚，因为尘世的生活与人的天性之间本就存在矛盾，时代的重压，生活的琐碎，让每个人像乌壳虫一样不停地爬，来不及思考，也害怕思考。
前面我说道，这篇文章在男女相互看中达到女性的自省，吴翠远受过高等教育，但在他的潜意识中仍然是男性的附庸，提出要重新结婚但又悲壮地表示不能牺牲翠远的前程, 翠远彻底被感动了——为了可能失不再来的萍水相逢, 为了预想中悲壮而热烈的爱情悲剧。吕宗桢要翠远的电话号码, 翠远飞快地说出来, 不给吕宗桢记录的机会，她觉得他如果爱她理应记得。其次，张爱玲清醒地认识到女性在社会和工作中仍然不受到重视，吴翠远总觉得别人看不起她，一个学生的作文“拿她当做一个男人, 一个心腹。他看得起她”令吴翠远大为感动, 竟毫不犹豫地用打高分这仅有的权力来回报他的尊重。在翠远的身上, 自卑而又自尊自怜, 压抑而又渴望激情, 矜持而想超越被动,现实却又幻想浪漫，张爱玲以她特有的笔调清醒地揭露了女性的姿态与困境。
当时间的闸门被打开后，我们又被无形的封锁住了，封锁期间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不近情理的梦，为什么是一场不近情理的梦？首先是因为时空幻境的特殊性，这一场梦无法复制，吕宗桢和吴翠远，像电车不会停下，一样回到现实后也必然是两个没有交集的人；其次他们的身份年龄之间的距离在封锁期间那样单纯的恋爱是可以抛却，但是回到现实生活中，吕宗桢无法让吴翠远牺牲他的前程，无法对她负责，而吴翠远也无法继续和一个没有钱结了婚的男人纠缠，做一个无名无份的妻子。梦醒之后的他们又得继续与现实缠斗，钻进好人的巢穴里。
大梦一场，所余尽是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