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历史形象是一位道德说教家、私学教育家、文献整理家和汲汲遑遑的求仕者。从哲学方面看，孔子留给世人的都是一些局限于社会层面的道德哲学言论，而且大多是些絮絮叨叨的生活哲学。「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黑格尔的评论则是：「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事情果真这样吗？历史真的展现了孔子全部的聪明才智吗？事情不是这样的，历史只是展现了孔子的一个局部而已，孔子及其弟子不想世人知道的那一面，比如孔子学习易经前后的思想和行为状况，显然被人为掩饰，潜水很深。
大量的记载证明，孔子早年不仅不懂《易》，而且不认为《易》是什么了不起的学问，对《易》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和观点持否定的态度。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第七》）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篇第九》）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篇第十一》）
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
又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敬鬼神而远之。」 （《论语·雍也篇第六》）
孔子不尚占筮：「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篇》）荀子继承了孔子这一传统，也说「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篇》）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第十七》）
但是，孔子自从69岁学习了易经，言论就大不一样了: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篇第十六》）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篇第二十》）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篇第十四》）
「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篇第三》）
「洁静精微，《易》教也」（《礼记·、经解第二十六》）
「《易》之失，贼」（《礼记·经解第二十六》）
「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礼记·经解第二十六》）
这些话说明孔子不但改变了早年对待《易》的观点，而且反映出孔子对《易》有深刻的研究，尤其是在「天」、「命」这些敏感问题上，孔子态度的变化非常大。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生年一般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二十二年，按《谷梁传》所记「十月庚子孔子生」。换算为当今之公历应为公元前551年9月8日。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孔子十五岁才「志于学」，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由于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故对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称「礼乐之邦」，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大夫韩宣子访鲁，观书后赞叹「周礼尽在鲁矣！」所以这一时期的孔子受到的是周朝思想熏陶，所收集的资料、传授的知识也仅限于周朝统治者设定的正统观念。例如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孔了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 鲁国内乱，孔子34岁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但是，孔子在齐并不得志，又宣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返回了鲁国。
孔子自称「三十而立」，就是办了「私学」，只要交一点束修都收为学生，较早的一批弟子有颜路、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从政不成后「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受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反而更加声名遐迩，犹如网红。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孔子50岁，他自称「五十而知天命」，又假设说只要五十岁「知易」就可以「无大过」，可见这是其一生的重大节点。此时因阳货被逐，孔子见用于鲁，五十一岁当中都宰，次年迁司空，再升为大司寇，一直到五十五岁才走到穷途末路，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求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也就是上门跑官。
先到卫国，始受卫灵公礼遇，后又受监视，恐获罪，将适于陈。过匡地，被围困五天。解围后原欲过蒲至晋，因晋内乱而未往，只得又返卫。其间为了当官，明知有可能引起绯闻而不惜去见南子，却偷鸡不成蚀把米，以至于孔子少有地一次用赌咒发誓来自证清白。也曾向卫国的统治者传话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但是同样泥牛入海无消息。所以从一开始到现在，孔子在思想方面基本上没有多大进步，就是受统治者诱惑的赤裸裸的官迷一枚。
后卫国内乱，孔子离卫，计划经曹至宋，但是宋司马桓魁要杀孔子，所以孔子59岁那年是化妆偷渡经过的宋国，而不是后来自我标榜的所谓「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
一本适当的书，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孔子得到《坤乾》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孔子哪怕没有立马钻研，仍然非同小可，因为此后的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一次自我否定，判若两人。
孔子六十岁郑至陈，其后不知何故却多次往返陈蔡，「厄于陈蔡之间」。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解围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卫出公欲用孔子，而孔子答子路问政，却强调必以「正名」为先，这个表态与以前的迫不及待大不相同。至卫后，孔子也是「养贤」，并未参政。直到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鲁以币迎孔子，孔子六十八岁遂归鲁，尊为「国老」，史书的记载是「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可是实际的情况却未必如此。晚年孔子之所以回到故乡潜心学问，与受到易经的影响不无关系。
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獻和继续从事教育，时间应该非常紧张，根本无暇从政。而这个时期的整理，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删削文献，另一个是销毁并掩盖自己的思想痕迹。
孔子总结自己的所作所为，认为50岁以后并非「无大过」。孔子此前以「私学」自立，此后则近二十年都在做官与跑官，尤其是51岁到55岁的亲历从政，其间得失唯己自知。孔子所说的「大过」指什么不言而喻。
孔子59岁学习易经之后，思想和行为发生根本的改变。68岁返回鲁国的时候，对于此前的「大过」明词忏悔，完成了自我的否定之否定，并以此升华了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