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没有什么新闻 ——读《万历十五年》

“没有新闻”算是新闻人的一个梗，语出普利策奖获奖作品There is no news from Auschwitz。人们将其奉为新闻史上的不朽名作，绝不仅仅是因为作者能从无“新”闻的地方写出“新闻”，更是因为作品中体现的敏锐观察力。新闻与历史绝难跨界，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这篇报道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而巧的是，《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书名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作者本人将其译为“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如若戏谑一些，也不妨译为“大明帝国没有什么新闻”。而相比中英这两个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书名，还是法语版直截了当，Le Déclin de La Dynastie des Ming，明王朝的衰落。而正如《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一样，《万历十五年》也在开头就表达了“大明帝国没有什么新闻”：“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而至于为何选择这一年作为书名来写一本关于明王朝的专著，作者随即给出了解释：“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这些事件”，包括上下否隔而逐渐恶化的君臣关系、日趋完成却劳民伤财的寿宫、深孚民望而难以处置的文官模范海瑞辞世、堪称本朝最具才能的将领戚继光也在两月之后离世、狂人李贽即将落发为僧，还包括许许多多更为不起眼却体现了王朝发展趋势的小事——“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作者如是总结，“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这种悲剧，究其原因，作者认为乃是明帝国缺乏制度，而试图用道德解决一切问题。这“一切问题”不仅包括本就该由道德发挥作用的人心风气、公序良俗，更包括了一切技术与法律问题，例如黄河泛滥决堤的治理、军队的训练和后勤、乡里因为一个鱼塘或一块宅基地而导致的官司，这些本应当由制度保障和解决的问题在有明一朝则全委任于道德。文官集团寄希望于群氓淳朴而不对政府提出异议，皇帝则消极怠工来表达对个人对于整个团体的对抗和不满。

在书中，有两章是讲这位皇帝中的奇葩的，作者称年少登基的万历皇帝为“活着的祖宗”——明朝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只有文官制度无比发达。在这种制度的要求下，皇帝越是“个性平淡”、能毫无主见地服从文官集团的安排，则越是可以成为有道明君。然而万历却并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摆布的角色。他天资聪颖，但又没有强势到可以和他的叔祖正德皇帝一样毫无顾忌地抛开全部礼法的束缚。而帝国需要一位活着的祖宗，一个制度的化身，而不是一个人，坐在至高的宝座上；这一点从每位帝王活着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就可以看出来，而万历的陵墓动工尤其早。这实在是一种悲剧。

海瑞则是悲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无比忠贞于文官制度，可说是按照字面意义遵循那些早已过时千百年的教条。他并不是不理解阴阳之道——阳奉阴违的精髓，但却偏偏要以圣人的标准要求所有人。他的清廉得到了所有人的承认，他的行事准则则被视为不合时宜的敝履。正如一道圣旨中所承认的，“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如果说万历是活着的祖宗，海瑞就是死去的旌表牌坊。他虽然活着，但却无法按照自己的理想发挥实际作用，而只能作为一种象征、一种号召而存在。

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制度最终会造就申时行这样的首辅，和李贽这样的思想家。前者浸淫其中多年，因而精通种种微妙的手段，但最终也无力回天；后者百思不得其解，最终为追求自由而被视为离经叛道，在狱中用剃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万历十五年，皇帝、臣子、文官、武将、权臣、哲人各行其是，帝国在这种向四面八方互相掣肘的作用力之中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然而无力回天已是不争的事实。新的帝国正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若干年后，尚且带有奴隶社会特点的少数民族铁骑将会踏过山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