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读中国历史》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历史也应是这样。

      曾经的陷入表象，唯结果论思维定式当中，对于秦皇，曹操，王莽，隋炀帝，朱元璋，乃至近代的洪秀全，李鸿章莫不如此，如今，对于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对于历史过程的是非曲直，随着视角的广度，分析的深度，我们在改变看法与想法，为人物加以新的注脚，

      而在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中，则更弱化了人物本身对历史的左右功绩，强化更为宏观的历史背景，时代特征，从寻找更“大”，更为合理的内核角度做分析，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而更多通过辩证的分析以 “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解读历史。

       记得第一次读黄仁宇的书是大二那年，一位学弟兴冲冲的极力的推荐要借给我《中国大历史》，而他在给我的荐书理由时，他为我讲解了书中的一段“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如是理念：

       ——地理环境决定国家发展走向，正是因为曾经因为气候与环境，黄河流域善于耕种因此中国的基础的农耕形成，而镜子的反面，广大黄河流域的灾害频发又导致了人们既要用好土地又要治水不是一个氏族，一个城邦能够实现的，故而才形成必须通过大的治理体系的建立，即在这样的内在需求下形成了大国的中央集权政体。

      当年，突然顿悟读历史与读明白历史的差距。

     十余年后的如日，借助这样的心态新读了《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从孔孟到元顺帝，串联了一个个历史人物，有时对于好与坏的结果，往往不取决一个决策者的出发点是好与坏，而是决定于是否能适应此时的环境，人文，社会生产力等客观条件的存在，一脉于《中国大历史》的基本观点，划分三大历史（帝国）时段，秦汉第一，隋唐为二，明清谓三，而在近代开始中国发展落后的根源，主要原因则为从二到三的衔接之后，中国从原来的开放（盛唐）时代到收敛封闭时代（朱元璋起来重要推手），以及商业发展的缓慢导致的所谓——“数目字管理”的未能实现——涉及到从流通交换到货币管理，从税制私产到政体改革的一系列的滞后。

      或许在黄仁宇的书中，没有旁征博引的参考，有些思路或有主观臆断的偏颇，但将地理环境，宏观经济，人的思维模式与时代特征相结合，通过物质基础与历史结果互为论证的模式，展开一副新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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