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用程序的使用会影响公民合规性吗？对政府的认知的调节作用
一、基本信息
题目：Can the use of government Apps shape citizen compli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government
作者：Ge Wang, Qiang Chen, Zengyang Xu, Xiangming Leng
期刊：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二、研究问题和变量
政府应用程序的使用如何影响公民合规性?
自变量：政府应用程序的使用（①信息性使用②服务性使用③参与性使用）
因变量：公民的合规性
中介变量：对政府的感知（对政府的信任，政府透明度，政府声誉）
三、前言逻辑
（1）电子政务对公民行为和态度的影响是行为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研究几乎没有考虑政府应用程序的使用对公民行为和态度的影响。
（2）政府app的使用的三个维度：①信息性使用②服务性使用③参与性使用
（3）政府app使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相关实证研究少。政府应用程序的服务使用有助于形成对政府绩效的积极看法，这反过来又可以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政府应用程序的参与式使用增加了在线公民参与的渠道，这激发了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加强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双向沟通，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假设1）
（4）政府应用使用对政府声誉的影响：
①政府声誉的四个维度：表现性声誉、道德声誉、程序声誉、技术声誉。表现性声誉，反映了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很好地履行了他们的工作，或者以一种胜任和有效的方式履行了他们的职责。第二个维度，道德声誉，反映了政府是否以富有同情心、灵活和诚实的方式保护公民的利益。第三个维度，程序声誉，反映了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如何遵循通常被接受的规则和规范。第四个方面，即技术声誉，是指政府为应对复杂环境所需的能力和技能。
②相关实证研究少。及时发布政府信息和及时回复公民呼吁等功能有助于缓解公民与政府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增强相互信任，特别是在与危机相关的沟通中；因此，政府应用程序的信息化使用可以说有利于维护良好的政府声誉。（假设2）
[if !supportLists]（5）[endif]政府应用程序使用对公民合规性的影响：公民合规性被定义为在对个人利益、政府绩效、社会责任和道德约束进行综合衡量后，对政府当局和政策的综合行为反应。前人少有研究。政府应用程序的服务性使用、信息性使用和参与性使用均可能有利于公民合规性。（假设3）
[if !supportLists]（6）[endif]政府透明度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因素。
四、研究假设和研究问题
H1a政府应用程序的信息使用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呈正相关。
H1b政府应用程序的服务使用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呈正相关。
H1c政府应用程序的参与式使用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呈正相关。
H2a政府应用程序的信息使用与政府声誉正相关。
H2b政府应用程序的服务使用与政府声誉正相关。
H2c政府应用程序的参与式使用与政府声誉正相关。
H3a政府应用程序的信息使用与公民合规性正相关。
H3b政府应用程序的服务使用与公民合规性正相关。
H3c政府应用程序的参与式使用与公民合规性正相关。
RQ1对政府的不同看法如何中介公民对政府应用程序的信息使用和公民合规性之间的关系？
RQ2对政府的不同看法如何中介公民对政府应用程序的服务使用和公民合规性之间的关系？
RQ3对政府的不同看法如何中介公民对政府应用程序的参与使用和公民合规性之间的关系？
五、实验方法（问卷、量表、程序）
样本：广州、武汉和成都使用政府应用的900位在政务服务中心处理各种交易的市民。
测量：从现有文献中选取了测量量表项目。先对50名公民进行了试点测试。使用了一个5分的李克特式量表。
程序：SPSS 23.0和AMOS 24.0。
[if !supportLists]l [endif]首先进行了探索性因素分析(EFA)来确认测量模型。
[if !supportLists]l [endif]在全民教育之前，进行了凯泽-迈耶-奥尔金(KMO)测量和巴特利特球形度测试，结果表明我们的数据适用于全民教育。
[if !supportLists]l [endif]然后，我们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以验证潜在结构之间的结构关系。
[if !supportLists]l [endif]采用最大似然法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if !supportLists]l [endif]采用麦金农、洛克伍德和威廉姆斯基于产品分布计算非对称置信限的方法来检验多重中介模型。
[if !supportLists]l [endif]采用霍尔伯特和斯蒂芬森(2003)的方法计算了具体间接效应与总间接效应之间的比率，进一步量化了多重中介模型中潜在中介的影响。
六、结果
1.测量模型
[if !supportLists]l [endif]用主成分分析和最大旋转法进行了因子分析，提取了11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如表3所示，11个因子的累积方差为75.452%，超过70%，每个项目的因子负荷大于0.50。这些结果表明，量表的各个维度是合理的，模型的因子结构与本次调查的样本数据是一致的。
[if !supportLists]l [endif]进行了一个CFA来检验测量模型在信度、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方面的充分性。如表4所示，克朗巴赫的所有α和复合可靠性(CR)值都在0.70以上，表明仪器可靠性高。每个测量项目的标准化因子负荷也可以被视为高于0.70的建议阈值，并且所有提取的平均方差(AVE)值都高于0.50的建议基准水平，这表明良好的收敛有效性。如表5所示，AVE值的平方根(粗体)大于相应的非对角结构间相关性，表明良好的判别有效性。基于这些结果，可以证明我们的测量模型的信度、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是适当的。
[if !supportLists]l [endif]表5还提供了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结果，包括每个变量的均值(M)、标准差(SD)、偏斜度(S)、峰度(K)和相关性。如表5所示，发现每个变量与其他变量显著正相关。研究变量的偏斜度和峰度表明我们的数据满足正态分布的假设。
2.结构模型
[if !supportLists]l [endif]采用AMOS 24.0评估结构模型和相应的假设。图2显示了最终结构模型的结果。基于模型拟合指数，拟合指数的所有实际值都比推荐值好，表明我们的模型具有令人满意的拟合优度。
[if !supportLists]l [endif]结果表明，政府应用程序的信息化使用对公民对政府的信任(B 0.028，P > 0.05)、政府声誉(B 0.061，P > 0.05)或公民依从性(B 0.059，P > 0.05)没有显著影响，不支持H1a、H2a和H3a。政府应用程序的服务使用与对政府的信任(B 0.216，P < 0.01)和政府声誉(B 0.199，P < 0.01)呈正相关，支持H1b和H2b，但对公民合规性没有显著影响(B 0.051，P > 0.05)，因此不支持H3b。参与式使用政府应用程序被视为对政府信任(B 0.330，P < 0.001)和政府声誉(B 0.256，P < 0.001)产生最大影响，支持H1c和H2c，但对公民合规性没有显著影响(B 0.034，P > 0.05)，因此不支持H3c。
[if !supportLists]l [endif]由MacKinnon等人(2007)开发的PRODCLIN(间接效应的产品置信限分布)程序用于计算特定间接效应的不对称置信限。根据我们的理论框架，政府应用使用和公民遵从之间有四种中介模式。第一种是链式中介模式，路径为“政府App使用→政府透明度→对政府的信任→公民遵从”，旨在依次验证政府透明度和对政府信任的具体间接效应。第二种是单一中介模式，路径为“政府App使用→对政府的信任→公民遵从”，旨在验证信任对政府的具体间接效应。第三种是链式中介模式，路径为“政府应用使用→对政府的信任→政府声誉→公民遵从”，旨在依次验证政府信任和政府声誉的具体间接效应。第四种是单一中介模式，路径为“政府App使用→政府声誉→公民遵从”，旨在验证政府声誉的具体间接效应。
[if !supportLists]l [endif]表6显示了中介路径的测试结果。表明公民对这些应用程序的服务和参与性使用可以通过四种不同类型的中介途径间接影响公民的合规性。
[if !supportLists]l [endif]政府应用程序的信息使用：第一类中介途径仅中介总间接影响的3.8%。服务使用：四种类型的中介路径分别中介了总间接效应的4.0%、9.5%、2.9%和10.5%。参与性使用：分别占间接影响总额的2.5%、12.8%、4.0%和11.9%。这一发现表明，单一中介途径(ⅳ型和ⅱ型)比连锁中介途径(ⅲ型和ⅰ型)更有效地影响公民的依从性。在潜在的中介者中，对政府的信任、政府透明度和政府声誉分别中介了总间接效应的59.1%、47.9%和34.1%，表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在政府应用使用和公民遵从的不同阶段之间起着最重要的中介作用。
七、讨论
1.首先，本研究证实了公民对不同类型的政府应用的使用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和政府的声誉。
政府应用程序的信息使用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或对政府声誉的感知无关，而政府应用程序的服务使用与后两个因素呈正相关，政府应用程序的参与性使用对他们的影响最大。
政府应用程序的服务使用对于公共服务的创新和政府运行的优化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政府应用程序的参与性使用利于公民对政府可信度和政府声誉的积极看法。
其次，本研究证实了公民不同类型的政府应用使用不能直接影响公民的依从性。政府应用程序的信息、服务或参与性使用与公民合规性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第三，本研究揭示了政府对政府应用使用和公民遵从的不同认知的中介机制，揭示了这种关系中最有效的中介路径和最重要的中介。
人们发现，政府应用程序的信息使用只是通过政府透明度和对政府的信任的连锁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公民的合规性。政府应用程序的服务使用和参与使用不仅通过对政府信任和政府声誉的单一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公民的合规性，而且还通过政府透明度和对政府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和政府声誉的连锁中介效应。
在公民对政府的不同看法中，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起着最重要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