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由世界知名认知心理学家布鲁斯.胡德告诉我们，是什么真正塑造了“自我”？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以下的绕舌来揭示：“你以为你以为的你就是真的你吗？”胡德说：“我不是我以为的我，我也不是你以为的我，我是我以为你以为的我。”
作者认为：婴儿不能拥有自我意识，儿童学习敏感期就是大脑发展的“关键期”，自我不是在我们两三岁时的某一天突然出现在大脑中的，大脑通过神经元连接大量周遭环境的影响和建立经验、活动模式，以完成自我的塑造。也就是说，你只是因生命中那些帮助你塑造自我的人和事而存在的，你的生存模式由他们决定。如果将其全部剥离，你最终将无法再继续存在。这并不意味着纯粹的“你”是不存在的，而是说，是环境中的人和事，比如记忆与经历建立起了你的自我知觉，成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你。同时，环境可以通过塑造生成我们思维的神经连接的线路，对大脑进行重塑。
人类社会中，我们不仅从他人身上学习有关周遭环境的东西，也在学习如何成为自己。在观察、试图理解他人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发现自己是谁。譬如“笑”，就是一种将社会性物种连接起来的强烈信号，我们用笑创造一个映射的自我。诸如此类的现象还包括公众场合里打哈欠的传染性、模仿和移情。在成长的这些年里，我们所感受到的被映射的自我的幻象，是由身边人与我们自身的社交互动而建构的。
心理学中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人类的记忆是可以重建和塑造的。我们不会将自己的经历像影像资料那样录下来存在脑海里，因为我们的记忆银行中没有微缩胶卷。记忆总是活跃的，就像一个被一遍遍讲述的故事。此外，当我们遇到相似的新经历时，我们会将它们编入已经存在的记忆中，这些记忆就会因新的经历而变形。我们总是在将此时此地与过去整合。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明显的悖论：缺乏自我意识，记忆就没有意义，但自我却是我们记忆的产物。
书里讲到：记忆加工具有选择性，因此自我认知的环境甚至能决定我们提取记忆乃至描述内在自我的方式。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也有类似的对于两个不同版本的自我的区分，即经验自我和记忆自我。经验自我是我们对于生活在当下的意识的客观体验。卡尼曼认为我们都有体验自我的时刻，平均3秒左右一次。他估计我们会在1个月中经历这样的时刻60万次，一生中经历6亿次，但是一旦这些时刻过去了，就是永远失去了。相反，记忆自我是我们对于过去的经验自我的记忆，这些时刻都被我们整合进了存储在记忆中的故事里。然而，正如我们讨论过的，一个人的记忆并非是刻在石头上的，而是每当故事被回顾时都会发生重构。这是一个相对的故事。例如，在一系列与结肠镜检查相关的疼痛研究中，卡尼曼与同事要求患者每60秒进行一次报告。这是在报告经验自我，即组成我们每天经历中各个时刻的自我意识。卡尼曼对于患者在经历突然的痛苦和轻微的不舒服之后会如何回忆这段经历非常感兴趣。一半被试的结肠镜末端会在他们的直肠内停留3分钟，这延长了操作时间但是可以减轻最后的疼痛。在检查之后，患者们被要求评价他们的体验，结果是操作时间长但疼痛较轻的一组对他们的体验的评价比操作时间短但更痛的一组更积极。相对不那么疼的结束，在患者的整个检查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像英国著名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爵士所说：“社会组织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持续作用的认知框架，所有的记忆都必须与其相符，记忆的方式和内容也都深受其影响。”被用来建构个人故事的记忆自然也在受影响之列。
一个人的本性是他们的基本身份，当他们没有表现出真实的自我时，我们会说他们是在假装、欺诈或是个伪君子，以及价值观有问题。这个核心自我随着我们的年龄而发展，忍受着生活抛来的一切内容，而它们不过是幻象。正如人类发展的其他方面一样，自我是逐渐出现的，它来源于生存环境和基因的相互作用。自我在遗传和早期环境影响交织出的道路上渐渐成型，并且对我们的社会化方式产生了深厚而持久的影响。这些影响会反过来塑造我们与他人的交往方式，以及我们养育孩子的方式。这样的想法和行为看似来源于我们内部，事实上却受到社会环境的极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谁是由我们身边的人决定的。我们可能天生拥有不同的生理条件和性情，而就算这些也是在他人构成的环境中发展成型，并会在某些情况下因外界因素影响而激发或关闭。这些反应的程度和发生方式是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的答案。或许我们会认为自己是走在生命道路上的自我，在每个不同的岔路口做出自己的选择，但这也需要假设人能够自由地做出选择。然而，选择的自由也不过是自我幻象的一部分而已。
正如上图所示，我们的自我是大脑创造的幻象，我们以为自己拥有的自由意志也是自我幻象的一部分。作者在书中用大脑杏仁核上长肿瘤的杀人者举例，他滥用安非他命，并且在1966年的夏天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杏仁核上的肿瘤使他保持镇定的能力受到了损伤，而杏仁核损伤和过度刺激容易导致动物和人的暴力进攻，现在我们知道他的头脑中长了肿瘤，杀人者还需要对他的行为负责吗？是他杀了那些无辜的人，还是他的肿瘤让他这么做的？
好消息是，量子力学救了我们，量子不确定性让我们之中坚信人能够自由决定自己命运这种可能性的人安了心。构成我们精神生活的基础过程的复杂性将会证明，任何程度的确定性预测都是不可能的，它同样是随机且不可测的。这就像看一场足球赛一样，我们可以欣赏受物理定律掌控的球员与球的运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准确预测比赛中的动作产生的结果。最好的情况下，我们或许可以大概猜到将会发生什么，但借用一个工程学的术语，由于有太多的自由度，我们无法准确预测系统将会怎样运行。自由度太多的问题意味着，你每增加一个变量都会对你的决策产生影响，你在改变系统的可预测性。有500个神经元的时候，可能出现的不同连接模式可以超过可观测宇宙内的所有原子总量。当有10亿神经元，且每个都有高达1万种连接时，这意味着大脑的状态有近乎无限种可能。在哲学中它被称为“多重实现”（multiple realizability），即“达成一个目标有多种方法”！这表示许多不同的大脑活动模式都可以产生相同的思维和行为。
我们还可以通过锻炼意志力来增强自控力。作者发现，通过让学生监督并控制自己的姿势两周，他们在测试自控力的实验中成绩优于没这么做的人。你可能在好奇这个管用的姿势是什么样的，其实只是打开肩膀握紧拳头，就能让你更有意志力，并且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而言，这都能增加睾酮素的分泌，像是强迫微笑的效果一样，仅仅模仿肢体动作就能够诱发相应的生理变化，以及激发这些生理状态的心理状态。 另一个成功的关键是改变习惯。许多诱惑源于我们的习惯性行为。相比建立一个新的模式，屈服于旧模式要简单得多。我们都是习惯的奴隶，很容易就陷入似乎难以打破的行为模式里。如果你真的想改变你的行为，那么别试图让你自己停下来，这一策略只会反弹并且让你更加脆弱。相反，去找一个替代性的活动吧，这不仅能够为你的活动提供一个不同的情境，也能避免自控力的诅咒。
作者在书里还提到“变色龙”效应，因为变色龙能随着环境的变化改变肤色而命名。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个行为储备库，能在自身毫无觉察的情况下被他人的行为启动，而我们意识不到自己其实是在模仿他人。这种模仿在无意识中进行，可能会让我们做出跷二郎腿、打哈欠、揉鼻子、玩头发、改变坐姿或说话方式等行为。它是一种能将自我与他人连接在一起的有效机制。模仿并非全然自动化，我们只会模仿自己喜欢的人，以获得自我满足：我们先模仿喜欢的人的行为，而对方对我们的喜爱程度也会相应地增加，因此更有可能对我们进行模仿，最终在这样的循环中营造出一种惺惺相惜的氛围。我们不仅会偏爱那些模仿自己行为的人，还非常乐意在他们有需求时提供帮助。在受到模仿时，我们甚至会觉得自己变得更棒了，并且这种效应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同时，我们更倾向于模仿那些与我们处于同一个社交圈子或想要结交的人，圈外者则不在其列。事实上，如果圈外者对我们做出模仿行为，我们只会对其更加厌恶而已。在现实生活中的盲从案例中，人们也完全可能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只是不认为自己应对那些行为负责。甚至在自我幻象中，他们依然坚信，只要自己不愿意，便可以不这样做，但实际上，他们总是更倾向于为了与他人保持一致或服从权威人物而暂停执行自身意愿。人们便总能权衡最佳长期利益，以此证明自己的妥协从长远来看是正确的。有时候，我们的行为也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身边人的操纵。这一切都在暗中进行，在此过程中，我们甚至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被社会影响所左右。尽管表现得尽可能好才是我们的目标所在，我们仍然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刻板印象以及那些可能会在无意识中将其启动的身边人的影响。
为了证明我们的确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我们必须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是错的或是有了错误的信念。信念是我们认为正确的想法，但是有时候信念本身可能是错的。如果你可以理解有人相信了错误的信念，就可以想象他们在想什么，即使他们的想法实际是错的。拥有理解他人错误信念的能力，意味着一个人达到了了解他人世界观的很高水平。
实际上，我们很容易接受各种刻板印象与失真信息，它们会影响我们的行为与思维方式。我们显然也比自己想象中更容易为他人所左右。如果想要做到平等待人、坚守自我，我认为第一步便是要接受这样的事实：偏见是时常存在而非偶然出现的，偏见在群体心理中根深蒂固。解决问题的首要步骤就是承认自己正在面对这个问题，但只要自我幻象还存在于我们心中，我们便无法承认外部环境在一生中会对我们产生的深刻影响。我们无法看清这个事实，因为认知失调始终都在替我们抗拒这样的失败，以尽力维持一个完整统一的自我，即一个关于我们想象中自我的理想化故事。
为什么我们会让认知失调呢？以诚待己难道不比自欺欺人更好吗？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积极错觉，即认为自己比绝大多数人都优秀的错觉可能会提升主观幸福感，因为它以低估缺点（“不止我，其实每个人都偷税漏税”）并高估优点（“我比大部分人都更具创造力”）的方式保护了我们的自尊。有了积极错觉，即使是在不能控制周边事态进程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到自己具有足够的掌控力，而这种错觉式的掌控感能够有效减轻焦虑。积极错觉通常意味着，我们更容易认为好的结果是由自己的努力带来的，而坏的结果则由他人的过错导致。这使得我们盲目乐观，但同时也更加坚韧不拔。或许在进化与选择的过程中，这种坚韧让我们更具优势。生活在非洲东部的塞伦盖蒂草原上的猎人也许分为两种：一种人拥有积极错觉的思维方式，在狩猎受挫时会坚持追逐猎物；另一种人则常常过早放弃，他们经常一无所获，难以得到女性青睐，所以也难以找到伴侣繁衍后代。
最后，作者对移动通讯网络时代人类的自我也做了分析。曾经，我们将工作时间与家庭时间划分得很清楚，而网络却将这些界线永久地摧毁了。大部分人会始终保持在线，并热衷于这样的生活方式。就像药物成瘾一样，许多人都会在无法上网时产生戒断症状，如焦虑与易激惹等。他在书里写到：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表现得就像另一个人一样，这甚至会让我们自己都感到惊讶。也许这就是人们如此热衷于上网的原因，在那里，我们能做另一个自己，甚至是做别人，或许这个“别人”还是我们想要成为的人。最起码，我们在网络上遇到的某些人在现实中是遇不到的。对另一个不同身份的追求或许会让老一辈的人感到无比困惑，但我们这一辈人需要了解，这种利用科技逃避现实的需求是如何成为人类心理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最终会将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吞进它的巨阵，因此，提前考虑它对下一代可能造成的影响和改变显然很重要。我们在线上自我与线下自我之间来回切换，目前来说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核心自我这一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幻象而存在的，网络十分清晰地解释了这个问题。
我们究竟为什么进化出了自我幻象？就像大脑产生的其他所有幻象一样，自我幻象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想一想我们平时常用来代指自己的词语“我”，它提供了一个聚焦点，能将我们所有的经历即时并永久地串在一起。在被用一种有意义的叙事方式编织在一起之前，经历只是一个又一个支离破碎的片段，自我的重要性便在此彰显。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的聚焦点，在大脑中并行的大量加工程序便需要进行单个处理，而我们对这种极其庞大的运算量显然是束手无策的。幸运的是，自我能够提纲挈领，将所有无意识活动的加工结果关联在一起。有时，若是对这些结果的内容加以慎查，我们就能够更进一步地钻研其细节，但在大多数时候，它们都隐藏在意识背后。自我幻象依赖于存储在大脑中的信息而生成，这些信息就是我们在理解外部世界时建构的记忆。引导我们进行理解的，既有进行信息搜索的机制，也有我们身边那些帮助我们了解到世界的意义所在的人。如此，身边的人其实是在不断地改变着我们。惩罚与表扬都是被直接给予某个个人，而非那些塑造了他的自我的他人的。那些不相信自我能左右命运的人的幸福程度与满意度都比较低，而能悦纳自我幻象的人则过着事事满足、目标明确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