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溪山琴况》里面谈到琴师们弹琴弹到一定境界时会出现“暑可变也，虚堂凝雪；寒可回也，草阁流春。”的现象。这看起来十分荒谬，但当细细体味之后，便发现这种情况是真实无疑的。
中国文化思想的情趣并非是西方思辨的精神，而是一种生命的体悟。我把这种体悟理解为实践精神。例如一个西方人如果学习某种乐器，那么他会先学习乐理知识，弄清楚音乐的内在规律，进而学习指法和技艺，最后才来学习曲子。但是对于中国古琴的学习，全然不是这样。中国的老一辈琴家，都是直接通过对琴曲的学习然后通达到琴意的认识。这种异于西洋精神的实践方式深深印刻在中国历来的每一位琴家心里。
但是这里的实践并非是琴技方面的粗浅练习，而是一种情感和道德上的实践。我国著名心学家王阳明先生，曾经提出过“知行合一”说。按照常人的观念，“知”是对事物的认识，“行”是行为上的力行。“知行合一”亦就是认识上和力行上的统一。然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却是在道德上不可分的。知即行，行即知。不存在知和行为分为不同的对象，也不存在知和行统一时经历的过程。冯达文先生在他所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里也说过“知行合一”是纯粹的道德实践和道德修养。因而，由于道德上的纯粹实践不只是对事物认识上的实践。那么中国每个时期的琴师们在弹奏古琴时就不光是对曲子作一般性的理解，而是把它当成一种修养功夫。
琴界中流传伯牙学琴的故事颇耐玩味。相传俞伯牙跟随成年先生学琴。成年先生见伯牙琴中无神韵，就以寻求方子春为由把他骗到东海的蓬莱山上。十日之后，俞伯牙见成年先生未至，焦虑无助，只得弹琴解闷。正在这时，他感到世间万物不断变化的奇妙音律，感受生命不息的自在精神，顿时有了激情，于是创作出了著名的《水仙操》。
如果伯牙没有体会到万物变化之精微，那么他又如何能够创作出举世之作？技艺的娴熟和精湛并不是艺术生命力得以体现的根本，而心灵的修养和情感上的实践才是琴艺得以提升的主要原因。
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孔子要反反复复地弹《文王操》，搞得他老师都受不了了。师襄对他说：“你真的可以学新曲子了。”但孔子不予理睬，而是继续弹。直到最后，孔子终于在弹奏《文王操》时恍惚看到一个皮肤黝黑，高大健壮的一个王者。师襄不得不感叹道：“有谁能够如此呢？”
琴学修养功夫的体现不只在个人情感的体悟，还有一个道德上的实践问题。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说虽然讲究道德实践，但是真正能够达到这层境界的人为数不多。这就是说，道德实践需要一定的修养境界。如果修养功夫没有达到，那么道德实践也就是一纸空文。
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王海明在讲到道德实践原则的时候曾指出一个深刻的问题：道德本身是可恶的，但是道德所带来的善是巨大的。人们对于道德的追求起源于道德所给予人的利益，而当人们达到一定的修养层次之后才能为道德而道德。为道德而道德才是道德实践关键之所在。一个人，他的行为本身就是道德，那么这种实践才能具有普遍的终极价值。而在琴学史上，具备这种实践精神的琴家亦有许多。历史上魏晋玄学家嵇康就是其中之一。
据史记载，嵇康因得罪钟会，为其构陷，而被司马昭处死。在临刑前，嵇康毅然决然弹奏了一首慷慨激扬的《广陵散》，从此使此曲成为千古绝唱。
余秋雨也在《遥远的绝响》里面详述了嵇康临刑前的那一幕，文中这么说道：
嵇康坐在琴前，对三千名太学生和围观的民众说：“请让我弹一首《广陵散》吧。过去袁孝尼他们多次要学，都被我拒绝。《广陵散》于今绝矣。”
刑场上一片寂静，神秘的琴声铺天盖地。
嵇康最后弹奏的《广陵散》其实也就是他道德实践的最终体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人能弹出嵇康那样的《广陵散》，仍没有人能像嵇康那样弹奏琴曲时无畏地面对生死。这就是说，嵇康在琴艺上的道德实践精神已经成为超越生死的普遍情怀。无论任何人，都没有谁能拥有嵇康那种超脱俗世的情感去演奏一种音乐。这也就是古琴音乐艺术由个人情感的实践上升至道德上的实践，最终达到超越于世俗之上的人类情怀。
人类情怀是古琴价值意义的终极体现，这点无可厚非。中国历来的古圣先贤，开明君王，文人墨客，无不对此高度关注。因而，琴的文化含义就存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实践原则，一是道德价值的实践原则。当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越具备这样的情怀，那么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就越高，人们的精神生活方式就越富足，这也就达到了教化的目的。孔子曾在春秋时一直强调乐教，他认为只有恢复周朝的音乐和礼教才能使人们达到自觉的文明高度。因此，作为四艺之首的古琴，无论从什么方面来讲，都必须要达到孔子说的乐教目的。
当然，就古琴文化艺术本身来说，它不得不面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从对我国文化思想影响最重要的三家来看，他们分别以各家的思想路线来继承琴的深刻文化内涵。但不论是哪家的思想风格，他们最终都是要达到人类的普遍情怀。
例如儒家。他的开创者就是孔子。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所谓“仁者爱人”。但是对于仁的概念，孔子并没有界定。所谓“仁”，在王德峰教授看来，便是一种心安。善待他人，即是心安，恶待他人，便是不安。这种感性层面上的情感觉悟却深刻体现了儒家智慧。儒家的思想是入世的，因而他们寻求的便是如何能达到“内圣外王”的理想蓝图。儒家思想者认为，古琴是圣人所作，其目的性必须要合乎圣人的品性。《溪山琴况》里说：“稽古至圣，心通造化，德协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以理天下人之性情，于是制之为琴。”古代的圣人，通过观察天地之间的精妙，对世间生命之探究，于是开始制作了琴。琴是对天下人性情的调教，以达到成圣的社会目的。
例如道家。道家的思想核心在于老子和庄子。老庄所追求的是自然无为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在老子那里，他崇尚自然之乐，而排除了人创作的音乐。因此，在音乐的审美情趣上老子推崇的是“淡兮其无味”，提倡体现道的“大音希声”的精神境界。同样，古琴取材于天地造化，声出于自然之中，亦有淡薄而非人声之音，自然合乎老子的哲学思想。庄子虽然并不反对由人产生出来的音乐，但是却反对束缚人性儒家礼乐的思想。所以从庄子对音乐艺术表达的观点看来，亦有关于解放人性，突出自然洒脱的审美情趣。
再例如佛家。佛教是外来的宗教，隋唐时期在中国发扬光大。随着禅宗的出现，禅理和琴学便成为文人修养身心的途径方式。因为禅宗讲究“顿悟成佛”。而琴学中亦有“瞥然省悟”的说法。宋人成玉也在《琴论》中说道：“攻琴如参禅，岁月磨练，瞥然省悟，则无所不通，纵横妙用而尝若有余。”而后其他的文人墨客，其不免有佛老的思想。比方说苏东坡、韩愈这些大学问家，他们在琴的弹奏中亦不乏有禅宗的意趣。
但总的说来，琴学中的普遍情怀是他们所要追求的目标，因为只有在人类普遍情怀之中，人类的文明才能得到广泛的延伸。古琴，作为一种东方古老文明的象征，并非是它独特的音乐形式造成的，而是在于它与中华文明的智慧糅合在一起，共同为人类终极存在的价值问题形成了普遍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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