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笔者在郑州市古旧书摊购得一冊1999年版《郑州市文物志》，在阅读《坊、碑、桥》之文魁坊(P276)一节時，见有巩义市蔡庄村“万历丁酉科选贡御赐进士趙景星“的记述，于是翻阅《巩县志》，未找到“进士趙景星”的记载。后曾数次赴蔡庄村进行考察，目睹“文魁坊“石刻。其刻文是“萬曆丁酉選貢庚子科郷貢進士趙景星”，此与上述《文物志》引文有异。2008年巩义介绍当地历史文化的某书中，对赵景星的记述与《郑州市文物志》全同。2012年慈云寺住持释延超主编《慈云寺志》亦如是说。这就使人们产生疑问，文物就在身边，为什么不按文物如实记载？何谓乡贡，何謂选贡? 何謂乡贡进士？乡進士、乡贡进士、御赐进士三者有无区别？本文拟从学校、科举入手，将加以探析。
一、唐、宋、金、元之乡贡、乡贡进士与进士
大凡掌國之人，无不须要贤臣良相等治理人才来辅佐。而所谓的人才，就存在于广泛而坚实地人材储备库即社會之中。如何识别并将他们选取出來，为己所用，则是历代王朝所相当重视的问题了。
自夏、商、周三代，统治天下的首领们，都是按照与自己血统关系的远近，从親属中选取分封守土所须人才。这一办法被后人称之謂“世袭分封′′制，来行使对国家的治理。战国时有“养门客"和从“战功”中来获取所须人才的办法，汉代则由皇帝直接徵召及由地方官吏察举推荐的办法。魏文帝曹丕开始採用“九品中正“制(即在各州、县选取有见识、有名望、善识别人才的官员为中正，令其察访本州、郡、县人才，将之分为上、中、下三等九个品级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到隋文帝楊坚时开始採用公开选拔的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唐代继承並发展了这一制度。自此而后直至清末废科举制度为止，这种实行千余年主要靠科举來取人材的制度，才退岀历史舞台而宣告终结。
唐朝科举的应試者，主要是生徒(即国子监、太学和府、州、县学所谓官学中肄业期满、成绩优秀者中选拔岀来的人员，称之)。唐朝立国之初，就遍设学校，以育人才。如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五月，就在京都设立国子学，定额72员，取三品以上官员子孙；又置太学，定员140人，取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再置四门学，定员130人，取七品以上官员子孙就学；同年十一月又于秘书省设立小学，教授皇族及功臣子弟，並在全国州、县遍设学校，以培养大量可供选拔的生员，但是到了武德五年(622)首开科举时，应试生员仍显不足。於是，又允许民间私学、家庭传授或自学人员，经所在县考选、州府考核，成绩合格者取解礼部，以应考试。这些人员，因其来自乡野民间，被称之谓乡贡。这就是说，唐代科举应試人员有生徒(官学生员)和乡贡两种来源。例如：《旧唐书》卷187列传137《张道源传》载：道源，并州祁人。族子张楚金，“ 初与兄越石同豫乡贡进士，州司将罢越石而荐楚金。辞曰 ‘ 以顺则越石長，以才则楚金不如。‘ 因请俱退。时李勣为都督(按：贞观元年勣为并州都督)，叹曰 ' 贡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双居也！’ " 乃俱荐擢第。由此可知，荐举乡贡在贞观之初已经有之，且经过司、都推荐。曾被后人称之谓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其入仕就先由乡贡起步。据载，韩愈(768一824)生而丧母，三岁丧父，由其胞兄韩会夫妇抚育成长。其兄因“元载案“被贬为韶州(今广东韶关)刺史，卒于任所，韩愈随寡嫂郑氏避居宣州(今安徽宣城)郑家。贞元三年(787)取得乡贡资格，赴京兆尚书省礼部参加进士科考试。他在三《上宰相书》(见《全唐文》卷551)中说：“四举礼部乃一得”，到贞元八年(792)陆贽知贡举时，韩愈才考中进士。次年参吏部选官试，与之无缘。由于唐代进士仍不能作官，只有再经吏部选官考试中式，方可步入官场。他说“三选于吏部卒无成“，在参选失利后的贞元十一年(795)正月二十七日起，在三个月内三上宰相书求职而无果，只好先后至汴州节度使董晋、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处作幕员。直到贞元十七年(801)才通过吏部考试，次年获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正七品上)。韩愈在上宰相书中三次均称自己是“前乡贡进士“，这就是说，他此时的进士第是多年努力，经四次省试才获取得的。上书求职，表明他自己有报效朝廷的决心和信心，又冀以荣誉来报答哥嫂对自己的抚育之恩。与韩愈同时的白居易，在其试罢未发榜之前，上《与陈给事书》中言“乡贡進士白居易谨遣家僮奉书献於给事阁下，伏以给亊门屏闲請謁者如林，献书者如云，多则多矣。尝勤苦学文迄今十年始获一贡。……今礼部高侍郎为主司，则至公矣，欲以進退之疑取决于给事。“(见《全唐文》卷674)。事在贞元十六年(800)中书舍人领礼部侍郎高郢主试进士科考试，白居易及第，取17人之第四名成为進士。
乡贡是礼部省科举考试的参加者，因参试科目不同，参明经、进士科目之别，称乡贡明经或乡贡进士。白居易省试毕放榜前上书陈给事自称“乡贡进士”，韩愈省试及第成进士，为求职上书宰相自称“前乡贡进士”。《全唐文》卷70《贬漳州司户熊望诏》亦称熊望为“前乡贡进士”。可见，称乡贡进士，只是礼部省试进士科的参试者(放榜前的称谓)，並非进士只是强调入试资格。一旦登第，官与非官，自称或他称这个参试资格为“前乡贡进士”，称此时的身份为进士。 由乡贡(资格)成为进土之者少之又少。据《中国古代科举》一书介绍：唐高宗咸亨五年(674)由吏部考功员外郎知贡举，参试11人中仅有乡贡张守贞1人；开耀二年(682)，刘思立为考官时，所取51人中有雍思泰1人为乡贡；永 淳二年(683)，刘廷奇为考官取55人中有元求仁1人为乡贡；光宅元年(684)刘廷奇主重试，取16人唯有康廷芝1人为乡贡；长安四年(704)崔湜为考官取41人中，仅有李温玉称苏州乡贡(可参见《唐摭言》卷一‘乡贡’条)。尽管由乡贡入仕者微其微，但毕竟这是:乡野之士步入官场的一种途径。
现摘取乡贡进士的实例
1 唐代诗人孟郊(751一814)于贞元七年(791)冬，四十一岁，在故乡湖州(今浙江德清县)举乡贡，当年以诗《湖州取解述情》表达其赴京兆参加次春省试的信心。但初试不利，虽未中式，却结识了韩愈。贞元十二(796)年，第三次省试方才进士及第。
2《大唐故米府君墓志铭》(全称：《大唐左神策军、故散副将、游骑将军守左武卫大将军同正、兼试太常卿、上柱国京兆米府君墓志铭》)，由乡贡进士翟运撰文並书。文云：公諱继芬。其先，西域米国人也。永贞元年(825)九月二十一日，终于礼泉里之私第，春秋九十二。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安厝于長安县龙门乡龙首原，礼也。该志石于1955年出土，后经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总编辑教授葛承雍，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据原墓志石重录，校订部分缺误，重新发表。(該墓志拓片图版载于《西安碑林全集》中，述说内容，来自米进卯撰《米继芬墓志解读》，网搜2018一7一10)。由此信息可知，志文撰书者翟运为唐顺宗永贞元年(805)时人，自称乡贡进士。
3、《旧唐书》卷154列传104(又见《全唐文》“贬熊望漳州司户诏“)云:文宗即位。…前乡贡进士熊望，因缘薄伎，偷冀亵幸……司门验繻，累月至四，考复谬安，乃非坦途。…可漳州司户。其事在唐文宗大和元年(827)。
4. 现今发现福建泉州唐会昌四年(844)《摩崖木龙石刻》，其残留碑文中有“郡人球人澤、(徐)永明、嘏锡文、戴德積、大(方)、景子明、乡贡进士欧阳偃“。另有今藏福建泉州开元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其书写、镌字落款“泉郡乡贡进士欧阳偃、沙门文中共书”，时为唐大中八年(854)秋。再有为唐歙州婺源县令撰墓志铭(《故奉义郎歙州婺源县令陈公墓志铭并序》原载《厦门日报》2007一8一17)署名亦为乡贡进士欧阳偃。文云：有唐大中九年(855)岁在乙亥四月二十四日，颍川陈公终于泉州清源郡嘉禾里之私第，年七十有五。公讳元通，清源同安人也。明年秋八月一日，卜葬于所居之里，祔其先茔，礼也。(见陈元《欧阳脩祖父欧阳偃身世辨疑》载《遵义师范学院学报》，第15卷第2期)。由以上三则引述可知，乡贡进士欧阳偃，唐代福建泉州人，应生活在唐文宗至唐懿宗间，称乡贡进士，而不称进士，可知是以乡贡资格参加省试，落第而自称。
5. 宋王讜撰《唐语林.企羡》卷四载：“宣宗爱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有喜。便问所赋诗赋题，並主司姓名。或有人优而不中第者必叹息久之。尝于禁中(柱上)题‘乡贡进士李道龙‘ (道龙即唐宣宗，公元847一859年在位)。”
6. 民国《巩县志.金石一》八九年印本(p310)载《唐故兴元府南郑县丞马府君墓志铭》纂文乡贡进士萧鼎祚。文云：公讳攸，字化居。大中八年(854)正月廿八日卒，大中十一年(857)二月葬于河南府巩县孝义乡北訾村东原上。以上诸例说明，从初唐至晚唐，乡贡作为科举应试生源是一直存在的。虽未中式，但也是获得乡荐，是乡野士子中的姣姣者，以乡贡进士自许。
宋承唐制，开科取士又不断完善和发展。宋太祖开宝六年(968)李昉知贡举，取士完毕，三月辛酉，新及第进士十人及諸科二十八人上殿謝恩，太祖以进士武济川、三传刘睿、材质最陋黜去。又有进士告发李昉用情，取舍不当。於是太祖令贡院籍终場下第者姓名，得三百六十人，择其一百九十五人，各赐纸劄别试詩赋，重命考官重试。两天后，太祖親阅，得进士26人，五经4人，开元礼38人，三传26人，三史3人，学究18人，明法5人，皆赐及第。这就是说，从李昉知贡举落第360名人员中选出195人，经过重试，取中127人。原知贡举翰林学士李昉及考官等人皆被追责。自此殿試成为常式。据《宋史》之《选举一》及《仁宗纪三》载：庆曆四年，范仲淹参知政事，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仁宗于其年三月乙亥，诏告天下：州县立学，更定科举法。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试三场：策、论、詩赋。这就是说，宋朝科举开始把唐朝以来的礼部试、吏部选官试的二级选考，逐步改成了州试、省试、殿试的三级考选制度。乡(州)试仅作为选取参加省试的手段，但对所选出参加省试者並无新称谓，仍称乡贡。
宋、元乡贡进士的实例
1. 太平兴国二年(977)刻印的《金刚经》，书末署名“大宋太平兴国二年岁次丁丑，十月戊午朔八日乙卯，乡贡进士赵安仁书”(安仁雍熙二年<985>进士)。又绍兴九年(1139)绍兴府覆刻本《毛诗正义》卷末不仅镌刻雕造官衔名，还覆刻前版淳化三年(992)校勘官衔名讳。校勘官名前还列有四位书手者衔名，即“广文馆进士臣韦宿书，乡贡进士臣陈元吉，承奉郎守大理评事臣张致用，承奉郎守光禄寺丞臣赵安仁"。(见网络：刘元堂《论北宋版刻楷书及其书手、刻工》)
2.《宋会要辑稿.崇儒五.献书升秩》载：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八月，以乡贡进士孟瑜为光州固氏县主簿。孟瑜長沙人，尝著《野史》三十卷。石熙载在湖南时，孟瑜尝出入门下，颇见厚，至是來献，熙载以言，而有是命。
3. 民国《巩县志.金石三》八九年印本(P338)《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乡贡进士李□道书讚语，时为宋景德二年(1005)九月。
4.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2载：仁宗天圣二年(1024)三月壬子，赐乡贡进士张瓖进士及第，仍附春榜。可说明乡贡进士在宋代仍是省试落第者，否则就不需再赐进士及第了。
5.民国《巩县志》新版(p595)《重修啓母少姨庙碑记》平阳乡贡进土喬翥撰文，时大中嘉祐六年(1061)九月。
6.钱选(1239一1301)，字舜举，号玉潭，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南宋景定三年(1262)乡贡进士，入元不仕。工詩，善书画。有《楊贵妃上马图》《梨花图》《桃枝松树》等名画。他与赵孟頫等人被称为吴兴八俊(网络：王吕、慧莹《不管六朝兴废事，一樽且问画图开》内蒙古时代画院)。
7.民国《巩县志.金石三》(P606)元吴澄撰《唐汾阳王庙记》署款：乡贡进士天党张琢书丹，维大金岁次癸未元光二年(1223)二月十有五日中京金昌府芝田县漫流村。
8.元吴澄撰《送乡贡进士董方达赴吏部选序》云：董天衢，字方达，泰定甲子(1304)会试下第后，被特恩龙兴路宗廉书院山長(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吴文正集》P253)。可见元代仍是会试下第者的称谓。
9.现存山东肥城湖屯镇吕仙村残碑《重兴天王万岁寺记》文称“寺在济宁肥城之北申里，面原而背崗，左右俱山，岚气朝暮可掬，实古者方外遁世脱俗之地也”。元至正三年(1343)前乡贡进士，宁晋伯颜撰。(见网“天下泰安”2017一01一02)。据查：伯颜(1295一1358)，一名师圣，字宗道，隶蒙古万户府军籍，世居开州濮阳县。早年丧父，幼就学。稍長以宋建宁进士黄坦学。黄师称其“颖悟过人，非诸生可比“。黄坦取颜为姓，师圣为名赠之。不久黄語其：“余不能为尔师，群经有朱子说具在，归尔求之，可也。”从此，辞师居家，潛心研读，学业大进。从其学者渐增，四方求教之人云集门下。至正四年(1344)，元顺帝征詔进京，授官翰林待制(五品)参修《金史》，书成，辞归。十八年(1358)避兵磁州，后为反元军所杀(参《新元史》卷233)。可见此，伯颜系自学成才者，进京受官之前称前乡贡进士，也不是进士。
10.今人沈仁国在研究清钱大昕《元进士考》時指出：“王宗道，垣曲人，曾中至正间乡举，会试不利，授高平教谕。至正十四年(1354)登本科进士，官至翰林编修。钱氏漏记。但嘉靖《河间府志》载：吕及民，本科(元至正十四年甲午科<1354>进士，却说他在登第后授嘉兴路教授。沈按：元代下第进士，才授教授。所以，如果没有其它因素，仅从其初授官来看，吕及民应是乡贡进士“。(见沈仁国《钱大昕〈元进士考〉中至正甲午科进士续考》载《学海》2003年第2期)。《元史.选举志》卷81载：“路，散府，上中州均设教授，县设教谕，下第举人任教官，会试不中者从延祐起授以地方学官之职(延祐为元仁宗年号)”。笔者以为沈仁国的考证是可信的。
从以上所录诸条资料可知，宋代开始科举三级考試，但对乡试的中选者，仅作为入京参试人员的资格，相当于唐代乡贡，尚无专称。礼部(省)试下第人员称谓乡贡进士。特殊情况下，乡贡进士有授进士及第者。元代规定，乡贡进士可授学官，如山長、教授等，但无品级，此项规定已优于唐代。
二.明代选贡与乡贡进士
明太祖朱元璋，起初来自底层，在与元朝的多年征战中逐渐认识到: 治国之要，在于教化；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在明朝立国之前的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就在其域内的应天府(今江苏南京)設立国子学，次年一又宣佈将“举行文武科取士”的法令：使有司劝谕民间秀才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侔开举之岁，充贡都城。明代洪武元年(1368)命令有司“聘礼致贤、征天下贤才至京师，授以守令”。二年，設科举，並颁发科举程式，对於取士的时间、科目、选拔、管理、任用等都作出规定。又指岀：天下初定，各行省连试三年以选取人才。其后又对国子生採用“征用、荐举:”方式加以使用，来強化对民众的教化作用。洪武八年(1375)，谕御史台“致政在于善俗，善俗在于教化。教化行，虽阎闾可使为君子；教化废，中材可墜为小人。今北方丧乱之余，民鲜知学，欲求多闻之士，甚不易得。令太学诸生，年長德优，即宜选用，俾之选教北方庶人，使知务学，人才可兴"。於是选国子生366人，分教各郡，使穷乡僻野，莫不有学。这样一来，既可教化民众，又可发挥国子生在治国理政中的参与作用。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征天下秀士至京师，由吏部选其优劣，授之以职。又置天下各府、州、县按察分司佥事，以儒士王存中等531人，人按县二。凡官吏贤否、军民利病，皆得廉问纠举。十九年(1386)又令国子监祭酒、司业择监生千余人送吏部，授以知州、知县等职。洪武二十四年(1391)，令监生清查全国户籍，且选送监生有练达政体者639人命行御史事，稽核天下百司案牍。这一职事后被称之“国子监生历事”，以其在监年月先后送吏部选用。其功效，使这些被选用者旣监察各级官吏，又锻练了理政能力。这是明初选官用人的特殊举措。明代科举选士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在省城举行，中式者称中乙榜。从此乡试中式者有了专称“举人”这一头衔。会试由各行省举人参加，在礼部举行，中式者参加殿试，登甲榜，赐進士及第或出身。科举不断举行，加之监生历事行使有年，导致国子监生员不足。弘治八年(1495)，国子监祭酒章懋以监生不敷历事之需为由，建议“迄於常贡之外，令提学行选贡之法，不分廪膳生员、增广生员，通行考选，务求学行兼优、年富力强、屡试优等者充贡。通计天下之广，约取五六百人。以后三、五年一行，则人才可渐及往矣。” 这又是明代的一项创新。谓之选贡，它的实施，国学生员短缺现象有所缓解。明代入国学者可以作官，这与唐代的进士不能为官已是较大的优惠了。
现择取选贡及举人实例如下：
1. 成化元年(1465)岁次乙酉，温州知府邵铜等为温州府乡贡进士(杜整)立牌坊。成化十四年(1478)《登科录》载：“杜整，浙江省温州府平阳籍，国子生。字思齐，行一，年三十七，正月十三日生。浙江省乡试第七十七名，会试第一百七十一名，殿试三甲一百八十七名进士“(网.光家2017一11一1)。又成化三年(1647)岁次丁亥，温州知府在《温州乡贡进士题名碑》中云：以人才之岀，彬彬济济，魁廷试则周旋(正统元年丙辰科进士第一)，魁浙榜(有三人，名略)、经魁(有四人)，可为盛矣。隆庆二年(1568)，穆宗帝(隆庆)为冊立太子，诏各地选拔诸生入太学。浙江省在二千多名诸生选出九十名，而蔡立身(平阳县城南郭仕巷人，字师曾，号凤池)名列第一。后于万曆元年(1573)，参加应天府乡试，因非该府户籍，其名次由第一名降为第六名。之后数次赴春闱，终不第(见新平阳报2016年元月11日《不幸的解元，有为的县令》)。以上资料说明，选贡生可参加乡试，中式者被称为乡贡进士(这与唐代的乡贡进士同名，但用法上不同了，他是乡贡身份参加乡試的胜利者，是会试的参加者)，会试中式，同举人中式者同样参加殿试成为进士。
2.弘治拾壹年(1498)五月立于巩县普安寺《重修普安禅寺塑粧罗汉碑记》文后署名"河南府巩县前乡贡进士山东章邱刘澍，前乡贡进士山东郓城孙学”。(明《巩县志》载：刘澍山东章邱人，弘治十三年〈1500〉任。碑上用大写“拾壹”来表示，看來作“十三年任‘’明显误记了。孙学，郓城举人，弘治三年〈1490〉任)，此可说明，乡贡进士即同举人。
3. 正德十二年(1517)，巩县孝义《创建三田孝义祠记》碑文后署名“乡进士邑人后学崔遇书”。(明《巩县志》载，崔遇弘治辛酉科〈1501〉举人。任审理，性聪敏，長于举业，三试春闱，名魁乙榜，膺疾而任前职。有甲科之材，而命止于是。)可见崔遇中举后十多年仍称自己为乡进士。曾三次参加会试，虽有进士的才能，因体貌不佳，只能屈居乙榜为举人，任审理。这表明他是由乡贡成为举人，其身份有别于其它生员中式的举人。可以看出这里说的乡进士即乡贡进士的简称。
4.嘉靖二十三年(1553)三月，巩县新中《玉仙聖母奏事显灵碑》文后署名“乡进士文林郎知钜野县事成皋郑雍撰，乡进士文林郎知巩县事章邱謝九叙阅“。《汜水县志》卷2载:郑雍，嘉靖乙酉科(1525)举人。明《巩县志》载：謝九叙，山东章邱举人，嘉靖二十一年(1542)知巩县事。此二人皆为举人，在任职后立碑时仍以乡进士自称。
5.民国《巩县志》新版(P284)载明嘉靖年间巩县知县陶承祖为天長选贡、知县蔡宇为夷陵选贡。(P286)县丞王之道光化选贡、景六阳云梦选贡、孟时正汝州选贡、李士訓苏州选贡。这说明，明朝的选贡可充任低级官员(七、八品)，其待遇已优厚于唐、宋、元了。
6.陝西户县《明故中宪大夫按察司副使秦麓李公墓志铭》文前题名“乡贡进士奉议大夫湖广襄阳府同知邑人王昕书。乡贡进士文林郎直隶永宁县知县邑人眷生赵尔守篆”。文云：李公，讳聘，字叔征，别名秦麓。生于嘉靖十四年(1535)，卒于万曆十六年(1588)。嘉靖四十年(1560)举人，四十二年壬戌进士。官至山东按察司副使，卒于直隶永平任邸，次年冬柩归里舍陝西户县，葬于祖茔。
7.明崇祯年间，巩县芝田修文魁坊，题名“皇明文魁坊，萬曆丁酉選貢庚子科鄉進士趙景星，勅贈文林郎直隸河間府獻縣知縣趙登第孺人蘇氏，勅封文林郎獻縣知縣山西嵐縣知縣趙景星孺人李氏”。《献县志》载：赵景星崇祯年间知献县。由题名知：赵景星于万曆二十五年(1597)选入太学，三年肄业即应庚子科(1600)乡试为举人。其后，知献县，得以其官赠已故父亲赵登第，后又知山西岚县。牌坊当立于岚县任内或其后。《郑州市文物志》称其为御赐进士，明显误读。
所引资料表明：选贡是明朝在常贡之外，特设从地方为增补国子生员的一种举措。这些生员肆业期满，遇大比之年，可参与乡试，中式者则称乡贡进士(或乡进士)，即所谓登乙榜。进而赴春闱，中式则应殿试成为名符其实的御赐进士(登甲榜)。
三.清代时的拔贡与选贡
王朝更替，满清入主中原。新的执政者也感到人才的缺乏，沿用明制，从基层选取所需要的知识儒人，参与国家治理。
摘取实例如下：
1.嘉庆十二年南阳知府孔传金纂修的《南阳府志.职官》卷12载：顺治二年(1647)，渭南选贡辛丙翰任南阳知府。顺治十二年(1655)绍兴选贡史应选任南阳知府(见《中国地方志集成》第56集)。这说明，清朝初年似乎仍有选贡进行，得中者已获得重用。
2.民国《巩县志.名宦》新版(P313)载“教谕侯鹏，字南溟，杞县选贡生，嘉庆二十二年任“。而杞县乾隆五十三年修纂《杞县志.卷首题名》载“丁酉科(四十二年1777)拔贡，候选訓导侯鹏校阅“。其于嘉庆年间在任巩县教谕时，巩县生员刘潛(号草窗)为之所作《学师侯南溟先生寿诗序》云：“岁在丁丑阳月庚寅，乃南溟先生六十七揽月之辰，於是先生司鐸东周盖七年矣“(见《刘草窗先生诗集》)。这就是说，嘉庆二十二年岁次丁丑(1817)阳月(十月)庚寅(二十)日是南溟先生六十七寿旦，任巩县教谕已经七年“。可见《巩县志》记”侯师二十二年任巩”为误。因六十七寿时任巩县教谕已经七年，其当为嘉庆十六年任。民国《巩县志》称其为选贡生，他本人乾隆时自称“拔贡“。可以认为清朝的拔贡就是明朝的选贡。
3.台北成文岀版《清代朱卷集成》第260卷，收录同治癸酉科(1873)徐国钜乡试朱卷，第397卷收录本科拔貢朱卷。其中载：取第一名拔贡，乡试中式(第)八十名举人。乡试卷载徐国钜，严州府遂安县学本科拔贡生，民籍。同考官秀水县知县阅批’荐‘。大主考翰林院侍讲文渊阁校理国史馆协修宗室宝批‘取’。大主考月讲居注官翰林l院侍读本衙门撰文国史馆总纂奏办院事功臣馆提调教习庶吉士徐批‘中‘。孙泂(原名锦江)，字漱泉。咸丰丙辰(1859)九月十一日吉时生。光绪戊子科(1888)备取优生第十一名，乡试中式第九十八名，会试中式第二百八十八名，殿试三甲第一百二十二名。朝考第一等第一十七名。钦点，即用知县，籤分“。本条所引皆为其人试卷履历部分内容抄录。由资料可知：徐国钜以当年拔贡参加癸酉科乡试，中式为举人。孙泂以光绪十四年戊子科备取优贡，参加当年乡试，次年会试、殿试，连续通过，又参加朝考(通选官考试)，被选中。钦点：即用知县，籤分。这说明，清代优贡、拔贡遇科举之年即能参加乡、会试，並可授官步入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