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学习笔记13

第13章蒙古人的插曲。

从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骑兵东征西讨，到忽必烈征服南宋，建立元朝，蒙古军队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是如何经营这个雄跨欧亚的大帝国，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仍是以“马上”得天下的精神治理这个国家，重武功而轻文治，以至于制度无法上轨道，改革也无法落实。90年后，这个中国史上空前的大帝国被明朝取代，中国历史开始新的阶段——第三帝国。

忽必烈与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到中国后，初入忽必烈的朝廷并为忽必烈打探各种情报。从马可· 波罗的纪录中，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观察忽必烈这个人。显然的，他作为一个领袖人物，既有慧眼，也相当机警。其志在战胜攻取，可是却也真心有意使他治下的人民在最基本的需要中得到满足。他多少将宗教当作一种工具看待。（这是政治领袖的应有之义，不必过于惊讶。）信仰既可以利用作为他统治帝国的凝固力，以增进团结；也可以被反利用为一种颠覆破坏的号召力，足以使之解体。（在政教合一的国家中，要排斥其他宗教，宗教可以为领导人之所用，在一党制国家，统治阶级对宗教的态度十分暧昧，如果宗教的影响力过大，统治阶级会对宗教进行一定程度的压制和打击，如果宗教对统治有利，统治阶级会对宗教进行一定的扶持，但这种扶持的程度十分有限。）所以他对各宗派的容忍，视其对自己施政方略的影响而有差异。马可波罗在书中也提到了，大可汗以遗传的权利凌驾于中国之上的办法没有成功，只好以征服的力量来控制。（以武力服人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蒙古大帝国。蒙古人能掌握到世界局势中的优越地位，在历史中可算独一无二。其人口只有100万左右，他们的武功却使欧亚大陆几乎全在他们操纵之中，以至东西极端所幸存的地方极为有限。由于家族间的团结，又有牧人的刻苦耐劳性格，于是蒙古人有极优异的兵员。以前契丹之辽和女真之金已经将骑兵大兵团的战术充分发挥。可是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更将其扩张至极致而所向披靡。他们的部队极守纪律，并以风驰电掣的速率行动，作战计划也周详完备。忽必烈一心专注于中国，企图垄断东亚。公元1271年，他在汉臣怂恿之下，创建了元朝。1279年南宋的抵抗才全部摧毁，至此他才成为中国式天子。

远征日本。忽必烈曾两次远征日本都以失败告终。第三次集全国之力，征募了许多水手，制造了许多战船，耗费了大量的钱财，就在出征之际，突然下令，停止远征日本。

蒙古武功的极致。从历史的眼光看来，蒙古人的挫败证明了在现代科技发展之前，极难使一陆上强国同时也成为海上强国。要维持一个大舰队又要承当其损失，使付出之代价过于庞大。因为海上冒险要强迫大量人民往与他们日常生活相反的方向进出。中国人常说蒙古人在马背上得天下，也企图在马背上治理天下，这种批评有事实的根据。可是要是说成吉思汗之子孙完全忽略经理上的问题，则与情况相左了。忽必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研究如何治理如此庞大帝国的问题，可他的问题是时间不允许。忽必烈晚年逐渐与中国儒臣疏远也是事实，此间有几个原因：宋朝覆亡之后遗臣不降元，不时仍有谣传光复的情事；蒙古人阵容中也发生彼此勾心斗角的状态，即可汗本人也要向臣下解释他所下的决心是出自本意，并未受中国人的摇布。除此之外我们更要体会到蒙古之征服，确是以力伏人；而后面仍有地缘政治的问题，无法仅以军事方案解决。

蒙古的统治。蒙古人人数过少，文化程度又低，除了保持着他们的军事精神与军事组织之外，他们无法维持种族的面目。可是他们强悍的马术和日常生活的粗扩状态互为一体，一有都有。（蒙古人打通了亚欧大陆的通道，他们允许各国人在他们的境内往来经商，收取极低的税收。同时这些商人又为蒙古人打探军事情报，为他们攻取下一个国家，提供可靠的各种情报。）忽必烈不是种族主义者，他只是希望通过对各民族的管理使他们蒙古人不因人数过少而吃亏。他比较注重行政管理技术上的细节，而厌倦儒家学者以各种名目进行的空洞的辩论。元朝并没有建立起来一个也文墨为主的中国式的文官官僚制度，他们忽略了儒家政府潜在的基本原理。中国官僚政府诚然牵累多而功效少，有时尚且有马虎塞责，又有以伪善作口头禅的倾向，可是它必须应付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是纳税人），所以政府必须清廉。传统中国对本人谦逊对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争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奥妙的原理，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了。政府授权于各家族，让他们教训管束自己的子弟，于是衙门减轻了本身的任务；各官僚在诗歌和哲学上才力充沛，也明知道他们的工作无须全部确凿切实，即司法也离不开相对的成分。由于他们不对各地区特殊的情形认真，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因此整个文官组织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换，而一个大帝国即可以用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治理。除了施政的风向得考虑，其他特殊的情事已无关宏旨。这种体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则要改弦更张，既要对付中国广泛的疆域和内中各种复杂的情形，又受限于当日技术上能支持的程度（有如交通通讯），也就不合实际亦没有初看起来的容易了。

元朝时，中国在技术上有了新的进展。可是忽必烈和他的继承者，并没有创造一种社会环境去持续这种发展。他不愿接受儒教的首一地位，因为由他看来，儒教的出头等于中国人的出头；他治下人民不仅种族的来源不同，即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他企图找到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力量，足以全国通行。（由于不能政教合一，而且他找的这个宗教信仰，对，中国已然不再适用，所以这方面他并没有成功。）

忽必烈有意不让中国人的影响过于浓厚，于是向各方求才。聘任于政府的有波斯人、回纥人、东欧人等。因为元政府具有国际色彩，其组织极难控制。一些悲剧发生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文化上的隔阂。（在现代一个国际化背景的公司里，必须要有一个企业的文化和严格的管理制度，他们以数字化管理，所以管理起来更加有效率。）

财政问题。从宏观的角度看来，蒙古人这一阶段是中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间的过渡阶段。元朝承接了唐宋的成长与扩充，在科技方面尚有继续之增进，可是它没有投入新的燃料使这运动不断地进步。当它在财政上无法突破，让税收数迟滞于低层，又强调“农业第一”的情形下，它实际上已将第三帝国的收敛态势预先提出。后者只要加入内向和不带竞争性的格调，即可以完成这历史上的大转变。而这情形也就出现于明朝。

帝国末路。中国历代创业之主乃是创制法律的人物。他们可以在各种情况尚未稳定，一切有如流水之际，独自以武力作主，指挥仲裁，以强制执行其意愿，因之在历史上作大规模的调整。忽必烈之后，它的继承者，并没有任何出色的功绩，且在位时间都不太长。忽必烈做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重开科举考试，但是录用的中国读书人只给他们一些职位非常低，且不太重要的岗位。这使得读书人郁郁不得志，看不到出路。他们的兴趣爱好只得转向文学，使中国文学出现了一段黄金时期。（真是花明柳暗！但是中国的读书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读书是为了入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许多读书人都喜欢兼济天下，可是往往青史留名的是那些，独善其身，著书立说之人。兼济天下的读书人很少能青史留名，我想是不是人都有这种心理，青史留名太遥远，还是要注重当世的享乐和富贵荣华。）

人类中常有很多事迹，其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不能从短浅的眼光窥测，即使当时人物所作的判断，也可能尚有因果因素，超过他们的人身经验。（这句话说的中肯。）这可能就是许多在历史当中的英雄人物，矛盾行为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