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新录（3月29日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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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笔记（四）

        国家在兴盛强大之后是否会必然性的衰落？这是国家结构的问题，人性的问题，还是世界的问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分析一下美国的未来！我之所写美国是因为现在在很多人的眼里，美国似乎是个没有缺点的完美国家，好像永远不会衰落似的，不是有美国例外论嘛，另外本人确实也不知道美国有什么缺点，似乎美国永远兴盛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妥，至少没有能看得见的危机。多谢大家解惑，不过希望答案能具体，可以多提供一些可能性，

        物盛极而衰是大部分哲学流派都得出的一类关于历史周期率的一个共识。而无数的历史例证也确实证明了这些东西，亚欧世界岛几乎所有的帝国，王朝几乎都不得不落幕收藏，而后来者依然无数，靠着对于新环境的适应性，发挥着无数的后发优势，最后重新成为新的帝国，最后在帝国极盛，国家机构庞大，国家体量到了生产力边界的时候，又以较短的时间，同时因为外部因素变化的迟钝反应，以及内政的矛盾，从而走向衰落。

        所有国家都避免不了这件事情。但是，历史哲学的论断，我们确实无法用一个实证标准来界定他，如果非要得到一些探讨，我的建议是回到政治经济学上，因为如果从某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和内政细节出发，基本无法总结出通用的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讲国家本身还原成一个复杂，庞大的自组织体来讨论这件事情。

        曼库尔·奥尔森 在两本作品《国家兴衰探源》（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和《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中通过”组织性“本身的探讨得到了一些结论：后者实质上是公共选择理论方面的著作，核心观点在于”搭便车理论“，也就是博弈论中提到的”智猪博弈“的放大版。传统理论认为，集团会增进其利益，这种将集团看成会像个人一样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行动的假设是难以成立的。但是国家共同体是一个由小集团共存的社会团体，集体成员为了共同目的，更容易采取自愿的行动，但是在小集团分担实现共同利益的成本时，存在着少数“剥削”多数的倾向。 这和博弈论中所阐述的“智猪”的例子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就出现两部分人：1、集体中的个人放弃为集体利益的行为而加入“搭便车”的行列；2、为集体利益行动的个人因为“成本—收益”的不均衡而放弃为集体谋利益，最终的结果是集体无行动。

        出现这种情况有以下几个原因：1、在集体行动中，集团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的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有利于集团的行动得到的报酬就越少。则无法在公共物品上达到分配最优。2、由于集团越大，集团中任一个体能获得的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他们从集体物品所获取的收益就越不足以抵消他们提供的哪怕是数量很小的集体物品所支出的成本。3、集团成员的数量越多，组织成本就会相应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任何集体物品前需跨越的障碍就越大。当然，还有一些亮点的结论，比如经济压力集团组织，大经济集团的游说疏通团体是那些有能力以“选择性的激励”来“动员”潜在集团的组织的副产品。具有选择性激励的组织是：1，具有行使强制性措施的权威和能力；2，具有能向潜在集团中的个人提供积极诱导能力源泉的那些组织。此理论只适用于大集团或潜在集团，而不必适用于特权或中介集团。而在《国家兴衰探源》中，一定程度借鉴了这样的分析，当然本人作为左棍，在以下结论中加入了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故而，从组织性上国家衰落的具体原因在于：1、没有任何一个自组织的共同体，尤其是国家，能够保证所有议价集团最终达到最优选择。2、小集团的组织里越高，个人行动的正利越高，那么随着国家发展进行，议价集团会越来越多，最后形成一个在各公共事务上都存在激进多元化的议价环境。3、繁荣的本质是广泛性组织体的全面发展，广泛性组织是一次社会资源分配后的产物，而无法顾及到后来者，除非广泛组织体的负担过大，不得不推行再分配原则，否则会出现后来者和旧组织体的矛盾，是恒存在的，关于”再分配“的矛盾，是无法通过内生组织消解的。4、广泛性组织的恒存在，实际上同样会降低社会流动性，将社会不可避免地推入中质态，除非出现诸如技术爆发之类的暴力变革，否则无法在广泛性组织存在的情况下，通过改革补充社会流动性，那么和三条合在一起，内部环境会通过议价集团的重新组合，以及通过公共财政逐级向下分配来解决矛盾，那么同样会加剧社会进入低流动性的社会。5、议价集团在占据经济生位的时候，会出现排他性，那么社会会出现多元化之后，因为议价不平等的问题走向重新组织，产生对立。比如，在民主自决原则铺开以后，大部分封建老帝国并不是单纯形成了民族主义阵营，而是民族主义本身嫁接在既有的内部矛盾之上，给原有松散的团体，用民族主义划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使他们发生站队，最后形成两级对峙。这是内部原因。6、而如果一个体量大，结构复杂的帝国在满足以上五点的特点以后，他的复杂性和权力结构的松散，注定无法对于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包括技术发展和地缘政治变迁），做出有效，全力，及时的反应，也很难团结内部所有团体，完成强大的执行力，而往往会同时处于内政不稳，而外部忧患的两难状况，除非出现强人重新将所有议价体洗牌，并通过经济建设和内政改革，强化整个共同体的建构。否则，这个帝国必然衰落，甚至直接崩溃。这算是”盛极必衰“的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仅供参考。

        我个人比较认同约瑟夫·坦特教授的观点，复杂社会应付社会问题的策略往往是提高自身复杂程度，这就需要提高投资的成本。但是边际收益是递减的，随着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投资越来越大，社会问题却越来越难以解决，到最后，投资很大，问题却不能解决，就崩盘了。盛极而衰是上述的一个表现形势。一个社会或者国家刚建立的时候，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比较廉价，成本低，很容易就能解决问题，所以国家蒸蒸日上。后来，国家复杂了，机构多了，利益关系多了，再继续解决问题，需要的成本和代价就大了，而且即便是付出了很大成本，问题往往也得不到解决并且沉淀下来。这样积累下去，自然就衰弱了。

        比如秦国吧，当秦国地处洗陲，国土面积小，文化单一，以农民居多，通过商鞅变法，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把渭河平原改造成耕战机器，就能称霸乃至统一天下。后来统一以后，国家的形势瞬间复杂起来，仅仅靠强大的国家机器不足以稳定了，所以加大投资，修驰道，修长城，各种远征…但是这些高成本措施实际上的边际收益很低了，六国贵族仍然异心，相反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最后就崩溃了。题主说到美国，在下就开一下脑洞。以后的时代是互联网时代，核心竞争力是技术，实际上是创新的人才。美国之所以有未来，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才几百年，能够产生很多创新人才并吸引世界人才。但是随着美国社会新问题不断出现，旧有的解决方案会成为一个包袱和限定，导致新问题的解决方案需要兼顾更多的既得利益者和既定思维，成本越来越高，问题却未必解决。此时，美国梦就会僵化，创新就会停滞，人才就会凋零，就会步入衰退。至于说觉得美国一直在强大。我再跟题主讲秦国的故事。秦国从西周就存在，周平王东迁之后秦国渐渐占据渭河平原，之后打败西戎，之后变法，之后占据巴蜀，之后拿下汉中。整个东周时代，秦国都在强大，时间何其之久，但是在统一之后还是很快崩溃。并非米帝乃日不落，实则尚未到黄昏。只是时间的跨度取得还不够大。如果题主的孙辈看到这个问题，恐怕会有另一番认知。

        左墙理论：一个醉汉从酒馆里踉跄地走出来，他左边不远处有一堵墙，而右边不远处是一条沟渠，他随机地向左或向右迈着蹒跚的步子。如果醉汉移动到墙边，由于左墙的阻挡，他不能继续向左走，下一步将只能向右迈出。他会掉进沟渠里面吗？由于左墙的阻碍作用，只要时间足够长，醉汉总有一个时刻会一头栽进沟渠里；而且根据概率分析，时间越长，醉汉栽进沟里面的概率就越大。而对一个帝国来说，那面左墙便是一个兴盛的极限：越过这个极限，帝国将形成完备的改良机制，在不断的进步中形成正反馈，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包容，永远兴盛下去。很遗憾，那面左墙是不可逾越的：会有贼臣作乱，会有宦官专权，会有异邦入侵；会有骄奢淫逸的帝王，会有软弱无能的儡主，会有穷兵黩武的暴君；道德价值会腐化堕落，政治制度会败坏腐朽；财政赤字和失业率总会在某一年高得离谱，过度的扩张让国家不堪重负；附庸小国会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以惊人的速度扩张，海外夷狄会乘着钢铁巨轮用巨炮炸开大门；奴隶们起义作乱，农民们揭竿而起，蛮族乘虚而入，键盘侠们终于愤怒地举起鼠标，将曲率较大的那一面朝向下狠狠地摔在鼠标垫上，开门上街暴动；会有无尽的瘟疫，歉收，饥荒，干旱，地震，洪涝水灾，火山爆发，鼠蝗害，飓风，海啸，暴雪，极端气候，水资源枯竭，海平面上升，土地沙漠化，臭氧层殆灭，水土流失……甚至，你都无法测量这面墙到底有多高。

      奥尔森在书中多处提到国家，首先他把国家也成为一种组织，只不过是一种大型的组织，他同样也提供公共物品，为的是集团利益，为了提供公共物品，他需要他的成员缴纳税收，为了让大家缴纳税收，就需要有一种外在的力量来推动，那就是国家的强制力。通过类推，他认为所有的集团都有像国家这样集体行动的困境。但是，这不是该书中关于“国家”最重要的阐述。

        奥尔森用集体行动的困境来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进行诘难。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理论建立在理性、功力主义的个人行为之上（因为他认为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关于阶级的理论，而阶级在马克思看来是高于国家，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所以个人也是自私的），而国家作为一个大集团，里面的成员众多，是不可能产生集体行动的。正因为国家不能产生集体的行动，所以，就不能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我不知道奥尔森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因为他在书中明确告诉大家除了特殊的安排和环境，集团是不能行动一致的。那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有了特殊的安排或者环境，则集团可以产生集体行动，则国家就能代表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我们普通人都可以看出来，奥尔森不该糊涂到这个地步，也许这只能用“阶级的局限性”来解释他的行为。

        那么，这些特殊的安排或者环境是什么呢？特殊的安排可以是国家的强力，个人认为这种强力体现在，国家所在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向国民的灌输，而这种灌输更多是采用一种教育的形式，通过向国民特别是所在国家的年轻一代灌输有利于国家存在和发展的观念，灌输国家高于国民，只要需要国民就要服从国家的思想，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国民在头脑中牢牢树立国家高大威猛的形象，使个人生命活动的范围都局限在国家的领域之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国家哪里不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为什么就不能是随着阶级的产生和产生的历史性产物。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国家对于公民意味着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国民取得哪一国的国籍就像是获得了一种保护，做任何事都产生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在一定的坐标体系范围内使个人的生命获得满足。如果一个人脱离社会，不承认属于任何一个国家，那么，他就是人类所抛弃的不幸儿，他的生活无所寄托，价值无从体现，安全无可保障。我们很难相信，在现实社会中，孤立的个人能够活得比狼孩更加幸福。所以，只从有了阶级社会和国家，每个人都不得不把自己归类在某一群体内，即使这个群体多么糟糕（因为不进入群体，他的生活更加糟糕）。这，就是人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