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在中国城的一家台湾餐馆打工，工作时间从早晨八点到晚上九点。日薪制，一天一百刀。除去上午和下午各半小时的休息时间，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平均下来时薪八刀，现金支付，不上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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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工那天是元旦，我到的时候店里已经坐的满满当当。各式各样的客人在狭长而拥挤的小餐馆里推杯换盏，门口还有等候的人排起长队，店里店外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可“热闹是他们的，与我无关。”
经理J简单介绍店里的情况后，给了我一条橘色的围裙，将我安排去收拾桌子。
我怯生生的走到靠角落的一个桌子面前，一个台湾的服务生将摞好的餐盘往我面前一推，说到：
“好了，你把这个端去厨房吧。”然后便匆匆给客人点餐去了。
我低头，看见托盘里重重叠叠放了五六个大碗和四五个小碟，几双筷子横七竖八的插在吃剩的面条和被面汤浸泡着的纸巾之间。
在此之前，我在一家寿司店卖寿司，时薪9刀，在挣得72刀后因为不会切寿司而被辞退。又先后在两家面馆试工，面馆老板在分别让我打扫了一上午卫生和削完一箱子茄子后不约而同的销声匿迹。
为此我情绪低沉了半个月，直到这家餐馆让我试工。
就好像每一条咸鱼都急于翻身一样，我打算麻利的处理掉这堆碗碟，以此证明自己。然而托盘刚一离开桌面，那高高垒起的小碗就作势要倒，吓得我赶紧放下。如此反复五六次后，经理的声音越过人群从远处传了过来：
“Summer你不要着急哦，分几次拿就好。”
手忙脚乱将托盘送给洗碗大哥后，两个被茶垢染成褐色的白杯子从上菜窗口飞了出来。
“诶，新来那个，这两杯茉莉花茶送到54号。”
我伸手去端，开水透过杯子烫的我手指一抖。而我那羞涩的读书人气质竟然在这时候出乎意料地显露了出来。我怎么也不好意思开口说太烫，只是硬着头皮用食指和拇指捏住杯口忍着疼痛硬生生将两杯茶端到了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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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知道从厨房飞出茉莉花茶的人叫阿米，三十来岁，是个精瘦的福建女人。或许是在后厨工作，阿米不多的头发总是紧贴着头皮显出油腻的模样。她脸颊左侧靠近鼻翼的地方长着颗绿豆大小的黑痦子，说话的时候痦子随之一上一下，让我总是很难集中注意力同她聊天。
阿米在后厨打杂，主要负责给大厨师傅报单、上菜，也做一些切菜、摘葱、剥大蒜的准备工作。她似乎牙不太好，嘴里总是咬着根牙签，闲暇时候那牙签便熟练的穿梭于牙齿和手指之间。
一次客人抱怨豆花太凉叫我端去加热时，阿米正在剔牙。
“阿米，客人说豆花凉了，你热一下。”
大概是被我破坏了兴致，她不满的将牙签往佐料台上一扔，拇指在旁的抹布上顺手一抹后伸进了豆花里。
“哪里凉了嘛？”阿米嘟囔一声后转身打开了微波炉门……
想必是是打杂的工作比起服务员更加无聊枯燥，阿米在长年累月的工作中发展出了耍弄服务员的爱好。扔出两杯开水，或者将加热的滚烫的粥放在台面上叫服务员去端，再看着不知情的我们被烫的一声大叫，构成了她平凡生活里极大的乐趣。
在离开店里很久之后有一次我回去吃早餐，在上菜的窗口看见了阿米发福的脸。她依旧手脚麻利。码菜、对单，然后用和当年一样大的嗓门喊服务员上菜。待菜被端走，她便低头划掉一行。或许是因为厨房重装，原本的墙面换成了玻璃，使阿米没法再躲在墙后剔牙，与之相伴的牙签不见了踪影。上菜间隙，阿米歪斜着身子靠在工作台边看着外面，我看不出她的表情，却想起高尔基在《童年》里写的那句话：“在无穷无尽的工作日里，忧伤就是节日，闹火灾就是逗乐”。
那一刻，我好像忽然理解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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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之后餐馆的工作十分简单。只要记得菜品和价格，点单、收钱和上菜都很容易。收桌的技巧也不难掌握。
唯一的挑战大概是体能。按照规定，除了休息外，其余12个小时服务员都得站着，即使店里一个客人也没有也是如此。然而老板娘仍不满意，认为我们站姿太过随意，表情不够热情，而目光也太过涣散。不过我们不以为意，毕竟工资只有最低薪酬的一半，所以理直气壮的将服务打了五折。
国内来的客人，平时习惯了上帝般的待遇，一下子遇到打了五折的服务，通常难以接受。
虽说他们常有抱怨，但真正与我发生冲突的却只有一次。
那日正值中午，店里进来一对三十来岁的夫妇，带了两个小孩。男人平头，身材魁梧，穿着灰色运动装，女的黑色长卷发，打扮靓丽时髦。
和国内直接进店坐下不同，澳洲多数餐馆需要在门口等待服务生带位。我拿着餐具和菜单迎上去，这对夫妇却忽略我径直走进店里选了一处位子坐下。我走过去，指指餐桌上那块reserve（预定）的银色金属牌子道：“不好意思，这个桌子预留了，请你们坐到这边。”说着将餐具摆到了后边一排的餐桌上。
男人斜眼看我，大概是没有等到预期中服务员的满脸堆笑和连声致歉，不满的嘟囔着换了位子。
几分钟后我再次从他们桌前经过时，男人叫住了我。我回头，见他脖颈向上一梗，大声质问道：
“诶，你这桌子上怎么有水没擦啊？”
“不好意思。”我听出他语气里的挑衅，没停下脚步，匆匆扔下一句道歉便上菜去了。
待我将菜上完拿着抹布再走回桌前准备将水擦干净时，男子突然重重将菜单往桌上一摔，大声喝道：
“有水你还让我坐这儿？！”
巨大的声响引得店里客人纷纷侧目。
见我没说话，他又一拍桌子加大音量道：
“问你呢？桌上有水还让我们坐这儿？！什么意思？”
“Shit”我小声咒骂，然后转身要走。他却因为没有听清我在说什么而更加气急败坏，‘噌’的站起来冲到我面前。我不得不停下脚步。然后一只带着怒气的手从我额头右前方落下来，男人的食指在距离我鼻尖不到1cm的地方剧烈地颤抖着。
“你说啥？你再说一遍！你个王八x！……”咒骂像夏天里的冰雹一样噼里啪啦的砸下来。
在我的人生中，从未有人以这样污浊的词语骂过我；而我也未曾预料到，在我的人生中，竟然会有一次被人以这样污浊的词语在大庭广众下辱骂。
我不知作何回应，只是拿着抹布愣在原地。
不知为何，我的目光越过了男子颤抖的食指，落在他身后不远处他的孩子身上。小男孩从婴儿座椅上转过身来好奇地看着我们，他右手拿着勺子伸向嘴边，他的嘴却没有张开。男孩身边的母亲没有回头，自顾自吃着饭，就好像一切与她无关。
“先生，你要是再这样我就叫保安了！”回过神的时候经理已经站在我身前张开双臂将我护住。
听到要叫保安，原本气焰嚣张的男人气势瞬间缩小了一半，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地转身走回桌前坐下了。
这时我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浑身发抖，手脚冰凉。恍惚着端起托盘向另一桌客人走去，低头上菜的瞬间，听见客人轻轻说了一句：
“hope you are ok.（希望你没事。）”
憋了很久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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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将我护在身后的经理叫J，是个喜欢戴白色珍珠发卡的圆脸姑娘。她比我大几岁，笑起来的时候鼻子轻轻一皱，眼睛弯弯的，很像韩剧里的女主角。
我对J很有好感，不仅是因为那一次她护住了我，更多是因为她虽然是经理，却从不对员工发火，也不会像老板娘那样对我们要求严苛，每次出了事情也总是与我们站在一起。
有一回店里来了个吃豆花的客人，十分挑剔。认为我将豆花端过去的时候大拇指沾到了碗口，不卫生，坚持要我换一碗。我换了一碗，她却又皱着眉头说碗口仍然有污渍，要再换一碗。目睹全程的J在我又一次端着豆花从她面前经过时一把将碗夺过去，大步走到上菜窗口，伸手薅出那块属于阿米的毛巾沿着碗口卖力地擦了一圈，然后递给我道：
“拿去端给她吧！干净了！”
我大吃一惊，然而并未拒绝。
虽然J对客人并不算耐心，但工作却十分卖力。因为工作时间过12个小时，店里普通员工一周一般只工作三到四天，体力好些的也不过五天。J却只在周二下午休息，除此之外每日最早到店，最晚下班。我曾好奇为什么她愿意为这份工作牺牲如此之多，直到一次聊天时她无意中提到老板娘会帮她做雇主担保。
在澳洲，雇主担保是一种常见的移民方式，但因为审查严格，程序复杂，所以许多小公司都不愿意招这个麻烦，即使是大公司，也需要员工有过人的能力才有一线可能。听店里的其他服务员说，J已经在这家餐馆干了很多年。从洗碗工开始，店里每一个工作她都做过。后来老板娘欣赏她能干，让她留下来当了经理，将店里的管理工作交给她全权负责。
当时的我很佩服J,能让一个连最低工资也不肯付的小餐馆为她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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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餐馆两年后的一天下午，我和曾经一起工作过的一个姑娘在微信上聊了起来。
“你还记得J吗？”她忽然问我
“记得呀，怎么了？”
“她不在xxx（店名）了。”姑娘回复很快
“为什么？老板娘不是要帮她做雇主担保吗？”我问
“没有做”“老板娘从来没确定说过”“都是她一厢情愿的相信吧”“后来来了个老板娘认识的阿姨，把她逼走了”“具体细节我也不知道”……
姑娘的消息从手机那头一条条传过来，我不知如何回复，却想到了一个故事。
驴的主人为了让驴一直跑,就用杆子吊着一个胡萝卜放到驴的面前，再把杆子绑到车上。驴发现了那个胡萝卜,就想去吃它，于是向前走了一步。谁知道那个胡萝卜向前移动了一步，驴子又快速的向前移动几部,却发现那只胡萝卜一直在向前移动,于是驴就跑了起来。它跑啊跑啊，那个胡萝卜好像就在眼前,但是却始终是吃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