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年夜饭
1）
过年前一周，犹豫了再三，还是开口跟父母提了去福建过年的事。连续两年去妻子老家过年，本以为父母会颇有微词，但老头的回答却意料之外的爽快：“去吧，好好陪陪娜娜的爸妈。”
父亲今年62岁，晚婚晚育的他在儿子工作五年后，就把自己列入了“老头子”的范畴，每次回家饭桌上的自称，也从“你老爸”逐渐变成了“你老头子”。久而久之，我偶尔也戏称他为老头。
妻子是客家人，老家在福建，距离我们工作生活的上海有7个多小时的高铁车程。虽然听着不远，但满打满算，每年能回福建的次数也屈指可数，最多基本就两次。我老家在浙江与上海临近的一个小县城，平日里坐绿皮车车程也就1个多小时。周末回我家，大节回福建成了我和妻子惯常的假期分配模式。
但到了春节前，我还是犯了难。妻子的奶奶不久前刚摔了跤，外公也年过八旬，每年一到春节，老人就盼着儿孙们膝下作陪，我家则没有老人的牵挂，历来过年就是一家三口煮个小火锅对付一下。按道理，是应该陪妻子回乡陪陪老人，但婚后连续两年春节陪老婆回家，说实话也怕母亲心存“娶了老婆忘了娘”的抱怨。
提前大半个月买好了年二八回福建的车票，但直到春节前一周，才跟父母透了底。好在父母的开明让我少了些愧疚感，也避开了许多新婚夫妻需要经历的“春节回谁家”的争执。
年二八一早，坐着早上7点多的高铁，我和妻子踏上了春节返乡路。下午2点多，在网约车司机的飞驰下，我们比只用了平时三分之二的时间，便从高铁站抵达了家中。
妻子的父母和亲戚们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这也是我每次回妻子老家从不会有顾虑的原因，当然，一方面是岳父岳母待我如亲儿子一般，另一方面我自然也是颇为乖巧深讨长辈喜欢。
回家后的第一顿晚饭，按照惯例得喝顿酒。第一次陪妻子回福建时，愣是喝酒喝到咽喉炎发作，有了前车之鉴，之后每次回福建，岳父要怂恿我喝酒时，妻子和岳母总会站在我这一边帮忙挡酒。不过，返乡头一顿饭需是例外，我也是壮了壮胆子，来者不拒，陪岳父喝了个尽兴。
酒过三巡，突然惦记起了在浙江老家的父母。说来奇怪，平时在上海，惦记父母的日子很少，忙着工作，忙着拾掇柴米油盐，家庭群里总是安静，鲜有主动联系父母的时候。但春节，没能陪在父母身边，总有些不习惯，尤其是想到连续第二年留父母过除夕，内心的愧疚感借着酒劲发酵，借着不胜酒力的理由离了桌，偷偷躲到房间里向父亲发去了视频通话请求。
“儿子到福建啦！”镜头中的父亲满脸笑意，招手打着招呼。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是，思念的情绪在父亲开口后迅速得到释放，本以为自己有许多想和父母说的话，但到嘴边的却无非“保重身体”、“注意休息”这些“老三样”，而父亲也从不会觉得这样的对话无聊，总是乐呵呵地说自己身体很好，不用担心。
让我稍许慰藉的是，父亲告诉我今年除夕，他计划和母亲两人一起到大姑妈家吃年夜饭，用他的话说，四个老人凑桌菜。虽然只跟父母视频了10多分钟，但放下手机后，我心中如释重负，这种心情就好像自己做了错事后，得到了期待已久的原谅一样，又或者，我只是希望通过这次视频再次确认父母同意我陪老婆返乡过年这件事。
也多亏了这次视频通话，我得以放下后顾之忧融入春节的喜庆氛围，已经和老婆说好明年回浙江过年，也许明年之后，类似的“春节愧疚感”可以逐渐消弭。
2）
春节假期期间，为了让远在浙江的父母更有参与感，我尽可能记录在福建的生活点滴与他们分享，大到年夜饭、除夕夜放鞭炮、初四迎财神，小到起床后下肚的一碗牛兜，家门口新长的一丛嫩芽，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事无巨细”。父母则更关心我在福建是否尽到礼节，是否有在岳父岳母干活时搭把手，以及是否有去看望娜娜的外公和奶奶。
在回福建之前，妻子的奶奶因为走路跌跤，卧床不起，而另一边，一直和妻子外公同住的二姨，因为儿媳妇即将生产，奔赴厦门为孩子们保障后勤，虽然外公有保姆的照顾，但还是颇让人记挂。
令我们欣喜的是，这次见到奶奶，精神状态较之前好了不少，虽然腿脚还不利索，但已能下床小走几步。外公则是另一种面貌，也许是因为女儿陪伴的时间少了，外公对子女们的思念以一种任性的形式表现了出来。
二姨去厦门之后，作为家中的老幺，我的岳母揽下了照顾外公的任务，每天傍晚之后都要“上去”（去外公家）陪到晚上。春节期间，因为保姆回了老家，家中又有奶奶需要照顾，她自己古玩店也刚刚开张，有时分身乏术，无法及时响应外公的召唤。随之而来的便是外公的一通批评电话。“怎么回事？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手机听筒里的吼声有时连两三米外的我都能听见。据说，外公还曾半夜12点醒来，误以为太阳刚下山，急吼吼地想打电话问岳母怎么还不来陪自己，索性被睡眼惺忪地保姆发现，及时叫停。
在许多人看来，外公是习惯了女儿们膝下作陪几十年后，一时无法面对一个人生活的“阵痛”，因而一再出现任性的举动。这种任性，也往往会被长辈们以“人老了就像孩子”的理由消化掉。
外公还拥有选择任性的自由，某种程度上也是幸运的。在祖辈的意识中，子女陪在身边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对于我们的父辈而言，观念的转变的过程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煎熬。
从小在“老了膝下子女满堂”的愿景中熏陶长大，步入晚年却要说服自己不要牵绊在异乡打拼的子女。不像外公可以说出“你怎么还不回来”这种话，父母往往要说服自己“应该”懂事，即便是希望孩子回家看看，也只敢旁敲侧击地说一句“最近工作忙吗，累的话回家休息下，爸妈做饭给你吃”。
以往过年，父母总会和我们一起守着电视机看春晚到半夜，但今年除夕夜，9点便收到了母亲道“晚安”的消息。没有子女的陪伴，年味淡了无可避免，但一想到父母还要把这种情绪自我消化掉，难免又有些心酸。
我们这代人正渐渐习惯“游子”这个身份，但包括我父母在内的许多长辈们，却还没有习惯“游子的父母”这个身份，或者说，正被迫去接受时代赋予他们的这个身份。
生育政策调整、人口流动，这些宏大议题父母也许无法完全理解，他们只能把它理解为，孩子每次说“这次不回来了”都是为了工作，是源自这个时代“打工人的无奈”。这么一想，对父母的感激更甚，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牺牲了自己大半辈子的习惯，松开了本打算系在孩子们脚上的细绳。
从福建返回上海后，立马买了周末回浙江的火车票，回到家见到久违的父母，以及桌上远超日常规模的一大桌子菜，打趣地问爸妈：“今天什么日子啊？”
“今天过年呀！”从厨房中窜出来的父亲乐呵呵地回答道，说完从冰箱里拿了一大块猪肉又冲进了厨房。听罢，我和妻子放下了手中的筷子，一直等父亲做完菜坐上桌才开动。
“怎么刚才不先吃啊，菜都冷了！”
“年夜饭嘛，当然要一起吃啦！”
是啊，只要团聚，就是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