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微子第十八》08：逸民种种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可以算得上逸民的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先生说：“守志不屈就，守身不辱没，只有伯夷叔齐了吧？”先生说：“柳下惠、少连守志不免屈就，守身甘受辱没。但所言能合于伦理，所行能切中深虑，做到这种程度也是难得的。”先生又说：“虞仲、夷逸，隐居不言，身处清净境地，遁逸合乎权衡。”先生又说：“我孔丘则和这些逸民不同，在我则没有什么必然——无可无不可”。
隐者也好，逸民也罢，从人格上讲，还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就其人生选择而言，与孔子所倡导的仁与礼，完全是不同的两条道路。所以，我们看孔子一路走来，对这些隐者、逸民抱持的是接纳但不苟同的态度。
所谓接纳，就是接纳包容隐者、逸民的人生选择，吸收其人格上可圈可点之处。比如点评“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从此“殷有三仁焉”，比如认同柳下惠的“三黜”不去父母之邦，比如欲与楚狂接舆言。孔子之所以如此，是他终生的“学而不厌”使然。
所谓不苟同，就是保留自己的看法，比如子路问津，遇长沮、桀溺讲避人与避世，孔子讲“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比如子路遇“丈人”切中时弊言“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而陷入困顿，孔子点化子路，假子路之言教化“丈人”二子不废君臣之义。
这一次梳理各种逸民，也算是孔子的一份逸民研究报告：
一、特等逸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被孔子列为“特定逸民”的有伯夷、叔齐，他们的特征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伯夷、叔齐是弟兄二人。
伯夷，子姓，墨胎氏，名允，商末孤竹国人，是商纣王末期孤竹国第八任君主亚微的长子，有两个弟弟亚凭、叔齐。是殷商时期契的后代。孤竹君欲以第三子叔齐为继承人，后孤竹君死，叔齐让位于伯夷。伯夷以谨遵父命为由，逃离孤竹国隐匿山林。而叔齐亦不肯立，亦逃之。
后武王伐纣，建立周朝，天下宗周，伯夷、叔齐耻于食周的粟米，采薇果腹，饿死首阳山。
二、一等逸民：降志辱身言中伦，行中虑
被孔子列为“一等逸民”的有柳下惠、少连，他们的特征是：降志辱身言中伦，行中虑。
柳下惠，春秋时鲁国人，展氏，名获，字禽 。食邑柳下，私谥为惠，故又称柳下惠。于臧文仲执政时任士师——掌管刑罚的官。
关于柳下惠，乡野间最为闻名的便是他“坐怀不乱”的故事了。传说柳下惠时的展沟西面有一片茂密的柳林，有一个深秋的夜晚，柳下惠路过柳林时，忽遇倾盆大雨。他急忙躲到一个破庙里避雨。恰在这时，一年轻女子也到此避雨，与他相对而坐。半夜时分，年轻女子被冻醒，便起身央求坐到柳下惠怀中，以温身驱寒。柳下惠急忙推辞：“万万使不得，荒郊野外，孤男寡女处在一起本已不妥，你若再坐我怀，更是有伤风化。” 女子道：“世人都知大夫圣贤，品德高尚，小女子虽坐在怀中，大人只要不生邪念，又有何妨？我若因寒冷病倒，家中老母便无人服侍，你救我就是救了我母女二人。” 柳下惠再无推托之词，只好让女子坐到自己怀中。如注暴雨，一夜未停。柳下惠怀抱女子，闭目塞听，丝纹不动，漫漫长夜竟不知温香在怀。天明，雨过天晴，得恩于柳下惠的女子不胜感激地说：“人言展大夫是正人君子，果然名不虚传。”
这个故事极为吸睛的同时，很可能是一种高妙的隐喻。用孟子的话讲，柳下惠最大的特点是：“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为能涣我哉？’”
长沮、桀溺同子路大讲避人之士不如避世之士，柳下惠不避世亦不避人，却也洁身自好，堪为士范。
关于少连，除了《礼记·杂记下》中的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在其他史料中没有记载。
三、二等逸民：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被孔子列为“二等逸民”的有虞仲、夷逸，他们的特征是：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虞仲，没有具体的史料，据推测是春秋时虞君的弟弟，后人以国名称之虞仲，是个让国的贤人。
夷逸，也没有具体的史料，无从考证。有可能是“伊尹”的变字，从其成就上，似乎又不当被列为二等逸民，伊尹的经历也不符合隐居放言。
就虞仲、夷逸的全无史料可考来看，孔子说的“隐居放言”，应该隐居江湖，不立其言。修身切近清高，弃官合乎权变。
四、入世逸民：无可无不可
从选择的道路上讲，逸民种种，选择的都是避世。孔子与之完全不同，选的是入世。
长沮、桀溺认为孔子是“避人之士”，实际上，孔子倒是可以被归为“入世逸民”。与后来讲的“大隐隐于市”颇为相似。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在人看来不改初心，在己看来“无可无不可”。
在孔子看来，正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才不能隐。仁心之存，不仁忘天下，亦不忍天下终于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