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贸易
北宋是一个很神奇的朝代，一方面，由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采取的以文治国策略致使有才能的武将要么在家养老，要么处处掣肘，出现北宋无将的现象；另一方面，北宋的贸易及其发达，而且，虽然没有什么有作为的将领，但北宋出现了司马光、王安石、寇准等许多名相，他们采取的一些列治国安邦的举措，外结善缘，内理治安，为贸易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
（一）北宋内外贸易状况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汴河静静流淌，商船族拥码头，店铺林立，行人穿梭，更有那马帮驼队仿佛自远古的长河中翩然而来，一派繁华景象。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以当时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陆续被开辟，此时贸易的商品主要是丝绸。唐朝，国力强盛，周边国家纷纷俯首称臣，短短百年之间整个亚欧大陆对唐朝敬佩有加，唐朝商人四处经商，为以后宋朝对外贸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来自中原的商人无论去往哪里，有国家的威慑，大都获得通融。
古代商品流通的主要渠道一是陆路搬运，二是水路搬运。到了北宋，交通工具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在陆上，《清明上河图》中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还有有太平车、平头车等各种各样的工具，但真正能够用于长途贩运的工具并不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陆上长途贸易一般根据路线在不同的路段采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平原用车子，到沙漠地带，只能更换骆队运输物品，但这样来来回回的更换，一是需要大量的费用，二是容易造成物品运输过程中的损失，尤其是一些易碎品。在水上，宋朝的造船技术是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约六百吨的神舟。1974年在福州出土的一艘古代战船，有十三个隔水仓，这样，即使有一两个仓被破坏漏水，依然能够保证船只的安全，隔水仓技术，在当时航海技术上已经是非常顶尖的的技术了。宋朝的船厂主要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以沿海居多。到了太宗时期，宋朝全国每年造船能够达到三千多艘，而且船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史书载“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是对外贸易的硬通货，在很多地方，这些东西可以直接用来交换别的物品，而且，由于长途贩运，物品精美，到达目的地的艰辛决定了这些物品的稀缺与珍贵，因此，能够使用这些物品成为有身份、有品位的象征。
陆上丝绸之路，十至十三世纪,宋、辽、西夏和吐蕃等诸多政权并存,西北地区并非处在统一政权控制之下,其局势错综复杂,因此当时通往中亚乃至西欧的陆上丝绸之路基本不通畅.但是,当时的西北边贸比较活跃,这在史书上多有记载,大量考古资料也有证明.宋代官方政府在与西夏、吐蕃等政权辖区边境设置了诸多"榷场",进行有控制的物资交换,贸易方式多样,有贡赐贸易,亦有民间贸易。经过“安史之乱”的中原大地，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退，反倒是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盛起来，经济重心的南移、国家政策的支持、造船技术的进步、航海技术的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北宋的海上丝绸之路及其繁荣。国家甚至设立了专门的职位去管理，北宋政府在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扬州和密州等地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检查进出口船舶，并征收商税，而北宋的对外商税成为北宋及其重要的政府财政收入之一。北宋初年，从海舶抽取的税款每年达五十万贯，后来又上升为二百万贯，成为北宋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各市舶司所在港口，都设有专供外国商人居住的蕃坊，如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大多集中在广州和泉州两地。由海路来中国通商的除阿拉伯诸国外，还有日本、朝鲜、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和印度各国。北宋用金、银、铜钱、铅、锡、杂色丝绸和瓷器等，在各市舶司交换外国商人运来的香料、药物、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珠宝、镔铁、玳瑁、玛瑙、水精、蕃布、乌樠和苏木等商品，而进口数量最多的，首推香料。
对内的贸易，草市和官方指点的贸易地点是原料和成品的目的地，“草市”一语，至少从东晋以来就已经存在。最初的意义是指“秣市”，即草料市。宋代的草市已经发展成为各类小商品市场的概念。文中草市主要指州县近郊出现的非官方市场，即城郭草市。“宋代城市中的各类期日市场，是乡村关系渗进城市的范例”。当然，北宋时期国家分布着各种各样的草市，据《东京梦华录》载，“以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宛如飞虹。”结合当时北宋汴京城的城市规划图可知，《清明上河图》描绘的主要是是东水门以东的外城以外的画面，而这个地方主要草市的聚集区，国家没有严格的管控，而在城区，依然实行坊市制度，只不过，坊的城墙被逐渐拆去，但总的来说，还是没有草市方便。而这些地方所需的原料、成品大都是在周围近的地方选区，由于运输时间长，保存技术不够完备，能够进行区域间贸易的依旧只是那些大宗或者贵重的物品，要么由官府控制，如漕运，要么就是富商大贾为形成区域间的垄断。
（二）北宋贸易呈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商农并重”的朝代之一，北宋是在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结束后形成的，但常年战乱给国家带来的沉重灾难余阴犹在，加上北宋的以文治国，军队战斗力低下，为了维持生存，和临近的许多国家要上交贡钱，所以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以此获得丰厚的财政收入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从960年到1127年这两百多年间，政府对商家没有过多的为难，甚至一度针对他们的发展问题出行了许多政策，致使北宋成为我国古代商业贸易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例如“王安石变法”中的募役法和市易法，募役法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这样，就将人们从生产活动中解放了出来，给了人们大量可以从事贸易的时间，同时，闲暇的时间也能够刺激消费。市易法规定在东京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限制大商人对市场的控制，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促使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
“北宋无将，南宋无相”，北宋的名相很多，而且 都非常有才能，单是一个王安石就令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彻底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
北宋时期，统治朝鲜半岛的是王氏高丽。北宋统一后，两国关系密切。高丽曾屡次向北宋馈赠良马、兵器、弓矢、金器、铜器、大布、人参、硫磺及药材等等，还多次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文化和技术。宋朝也厚待高丽来使，并派使臣去高丽报聘，如1123年派往高丽的使臣徐兢，他回国后，根据自己的经历、调查和访问所得，写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为今天研究朝鲜半岛的历史有很重要的地位。北宋与越南之间，北宋输入占城的商品有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及铅锡等，越南人使用的纸和笔，也是由宋朝输入的。而越南的木棉(棉花)、占城稻等，同样受到宋朝的欢迎。当时中国贩运到阿拉伯地区的货物，主要有丝织品、瓷器、纸和麝香。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则是阿拉伯商人频繁往来的地方，他们通常贩运香料、药材、犀角、珠宝到中国，再收购丝绸、瓷器等商品。当时在广州、泉州城内，还居住着许多阿拉伯富商。阿拉伯人把阿拉伯文化，如天文、历法、医学等介绍到中国，又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甚至和非洲都有了一定的交往，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两书，对于非洲几个国家的记载都有较丰富的内容，和海外各国间的交往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但是，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对抗中，北宋由于军事实力不济，被迫与辽举行“澶渊之盟”，虽说上供的钱只是相当于北宋一两个现的财政收入，而这样的县北宋有一千多个，所以除了面子上有点挂不住外，并不能对北宋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倒是和西夏人关系的处理上，北宋的做法不是很恰当，在对西夏外交政策上，北宋采取重辽轻夏、强制称臣、经济让步的政策，在澶渊之盟之前，西夏实力比辽小的多，这样的政策没有什么不妥，但澶渊之盟以后，西夏实力飞速提升，而辽的实力倒是有下降的趋势，这个时候依然采取重辽轻夏，这样就引起西夏的不满，而西夏处在陆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两国关系的破裂对商道上的贸易活动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两宋时期航海技术的提高,最突出的是指南针的广泛应用。宋以前的航海指引，一般是凭天象、天体识别方向，夜以星星指路，日倚太阳辨向，至北宋时期，航海技术开始了重大的突破，已能利用指南针航行。而指南针的应用，在南宋时期发展成罗盘形构，随着精确度不断提高，应用越来越广泛海上航行已逐步依靠指南针指示方向，比北宋时期更为进步。也促进了中外海上交通的发展。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是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突破，对世界文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两宋时期，有关海图的记述已十分明确，如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和刘豫献于金主亶的海道图等，都说明了当时海图的发展。海上交通航线的发展，为海道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海道图的产生出现，是人类海洋知识不断积累的结果，为人类进一步征服海洋，发展海上交通事业，提供了更多的技术工具与技术知识。在海洋地理识别探测方面也有较大进步。根据天气变化确定方位，判断环境。并已懂得利用长绳系砣测量海深，并从砣底所粘附的海底泥沙判断航行位置及情况。而且还能利用季风航行，其驾驭风力的技术也具有相当水平。在海上航行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保障措施。利用信鸽作为海上交通工具。并已能进行水下修补船只，防止渗漏致沉。由于航海技术不断提高，令两宋时期的对外海上交通更具安全，航向更为稳确，航行时间也大为缩短，有利于中外海上交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三）汴京河畔的漕运状况
北宋东京开封府有汴、蔡(惠民)、金水、广济(五丈)四河，流贯城内，以通各地漕运，合称漕运四渠。
河即隋通济渠，唐时改称广济渠，俗称汴河。自孟州河阴县（今河南荥阳东北，故址已坍入河中）西汴口引黄河水东流，经郑州、中牟之北，至东京外城西分为两股，由宣泽、利泽两水门入城，合为一股，经里城御街州桥、相国寺前，东南又分为两股，由通津、上善两水门出城，合为一股，经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之北，又经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宋城（今河南商丘）、下邑（今河南夏邑）、永城、宿州(今安徽宿县)灵璧、虹县（今安徽泗县）、青阳镇（今江苏泗洪）之南，又东南至泗州盱眙县（今已沦入洪泽湖中，宋时与今江苏盱眙县隔淮相对）汇入淮河。全长约六百公里。晚唐以后，河道堙塞，漕运不通。五代后周显德年间，曾几次疏浚，修筑堤防，自汴口至淮，舟楫始通。北宋时，东南已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汴河则是北宋政府攫取江淮财富的主要运输线。
蔡河的前身是战国时的鸿沟、西汉时的狼汤渠，魏晋时通称蔡水，为南北水运要道，唐末堙废。五代后周显德年间导汴水入蔡，重加疏浚，又称闵河。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开浚蔡河自都城至通许镇（今通许县），并设斗门以节水流。次年，又自新郑引洧水（今双洎河）凿渠东北流经尉氏西、中牟东，至东京外城南垣广利水门入城，史称闵河。入城后东接蔡河，折而南流，由普济水门出城，南流经通许、扶沟、太康、宛丘（今河南淮阳）等地，至项城（今河南沈丘）西注入颍水。
五丈河是五代后周显德年间在南济故道基础上开浚而成的。河道自开封城西分汴水东北流，经东明（今河南兰考东北）、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至巨野西北六十里的济州合蔡镇注入梁山泊，出梁山泊沿着北清河（亦即古济水），“以通青、郓之漕”。
三渠中以汴河最为重要。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淮南路，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两浙路)的漕粮百货，均由该渠运往京师，所谓“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开封城内外数十万驻军、数十百万户居民，仰给在此一渠。所以宋人张方平说：“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
由于黄河流域自然条件的影响，漕运四渠通航上存在着不少不利的因素。例如汴河以黄河为源，故与黄河一样，有着水流量不均，含沙量高的特性。为解决汴河泥沙来源问题，元丰三年(1080)，曾在巩县任村沙谷口至河阴县汴口之间广武山北麓黄河滩地上开渠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堵塞旧汴口，避开黄河浊流。因洛水较清，史称引洛的汴河为清汴。
北宋末年，漕运四渠先后堙废，开封的水运交通随之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