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四平仁兴一小上学的时间很短，可留下深刻的记忆，那是我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
上学的头一天，是我母亲领我去学校报的到。从幼儿园里出来的再上学，对我来说是很轻松自然的。这个轻松不是象现在的幼儿园，啥都教。到学校都会了，不用再学习了。而是面对老师都一样。我就是听话的好孩子。
记得报到的那一天，应该是一九六二年，哪一天没记住，反正天气晴朗，太阳高照。上学头一天，是从学校的大门进去的。大门应该是朝南的。以后上学就不这样了，学校西北角墙被扒开个豁口，记得从这个豁口进去，先看到的是那里有个厕所。最初，上学都从这个豁口里进入学校的。
入学的那天，学校的在操场上摆了一排桌子，小孩由大人领着，填写书面资料。当然是大人给写的。不象现在的孩子，入学还得考考。和现在的孩子比较起来，我们那时上学真的非常轻松。
第二天上学，我被分配到一年一班，班主任姓王，好像刚刚当老师，人年青，梳个长辫子，长的漂亮哏气，我们称之为小王老师，当然冠以小字是后来的事。
小王老师待我非常好，因为我在幼儿园待过，知道老师喜欢遵守纪律听话的孩子。所以，我非常听老师话，守纪律。好象是让我当了一段时间管事的，管管排队什么的。印象中就是在上课前，铃声一响，同学们都到教室门口排队。喊个“稍息！”“立正！”
那时，站队都是男同学一队，女同学一队。常常是女生一队表现比男生的好，我就叫女同学先进教室。男生有意见，背后跟我嘀咕：“太偏向女生了。”“你跟女生咋那么好呢？”后来，有个女生管这事了，我就不再管了。
在记忆中最初的教室有窗户朝南开，常有坏小子爬窗户往里看，影响教学。小王老师还为这事哭过。
以后不知为什么，小王老师不教我们了，又换了一个王老师。这个老师挺胖，我们叫她大肚子王老师。其实，她正值孕期我们不懂，直到她不再教我们了，才知道她休产假。
大肚子王老师教我们时，让我们感觉是和蔼可亲。所以，给我们上课时，课堂上总是静悄悄的。可惜她教的时间不长就休产假了。有一天，王老师没来上课，这时有不认识的老师来说：“你们王老师很快就会来教你们。安心上课吧。”
我们等待了几天，真的有王老师来任我们的班主任。可是此王老师不是彼王老师。这个王老师个没有前任王老师高，也没有第一任王老师长的好看、秀气。可是，她很厉害。
这位王老师教什么的我记不得了，可她一来就杀气腾腾我的印象很深。一到我们班先砍了三板斧：
第一板斧是男生和女生必须插开坐。在她接手我班时，班里的同学都是乱坐的，谁愿意坐哪就坐哪。没有班主任管理，科任老师不管。所以她来后，第一板斧就砍在这儿。那时一张桌子有三个同学，有的是两位女生夹一位男生，有的是两男生夹一位女生。我是和另一个男生一桌，我俩中间隔的是一位姓乔的女生。
第二板斧很绝，是男女生搭配跳舞。课间休息时，同学们必须到操场跳舞。同学们一男一女插开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圈儿，围好后才开始跳舞，跳舞时还必须男女搭配。出来跳的同学必须再找异姓跳才算合格。我记得跳一个找朋友的舞歌词是：“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啊，我们都是好朋友。谢谢，再见！”“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地快，跑地快。一个没有尾巴，一个没有脑袋，真奇怪。”
开始有个男生下去跳，他走到另一个男生前，想请他跳，结果老师在一旁一声断喝：“找女生去！”那位同学无奈，只好找旁边的一位女生跳了。我肯定也下去跳过，至于拉着谁的手跳，这点是一点儿记忆也没有。
第三板斧就是罚站，在上课时，有说话溜号的同学，就会被叫到前边罚站。有点示众的感觉。不过，这个王老师用的高压手段，只是暂时制服了我们。时间一长，在前边罚站的感觉也不是那么呵碜。我记得，我就被罚站过。记不得是那位同学了，被叫到前边罚站，老师讲课，他就在一旁耍怪，开始时同学是小声笑，后来憋不住了，都大笑。老师楞住了，寻思讲啥了这么可笑。这才想起旁边站着的同学，正挤弄眼做怪相，马上让他脸朝墙站着。
厉害王老师的高压政策，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很快班级又乱了起来。直到后来我转到仁兴二小，班级仍然处于乱哄哄的状态。
所以，我在仁兴一小期间，经历了三个老师，都姓王。这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
我家住的大院，年令差不多的孩子都被编在一个班里。跟我家一趟房的北面隔一家的是女生，南面隔一家的是男生。再往南是钱姓家老二，叫什么忘了，曾经一班待过，我上二年级时，又把他留在了一年。对过的则是老杨家的娘俩都在我们班里，娘俩相差一岁。因为住的近，我跟其侄儿关系很好。他父亲早年就去甘肃支边，把他留在了东北。在爷爷奶奶家总有点受气的感觉，他每天都去挖野菜，主要是灰菜和线菜。一天一小袋子。不是人吃，是喂猪。我若是没事，就帮他去摘。现在想起来，他家自己养的猪，我帮了那么多忙，没吃过他家的一口猪肉。记得文革分派时，四平分为红色和公社两派。他是支持公社派的。有一天，他自己去我家房后的瓦房写标语口号，其中有一条是“四平公社好！”这可是他不知怎么写的竟然拉了一个字，写成了“四平公好！”这条标语一直清晰可见。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未，盖大楼，这条标语才消失。文革后期，他回到他父亲家。后来，他回过一次，说话的口音都变了。一口当地方言，一点也听不明白。有一句话他告诉我是骂人话：“啊机铤可念——，嘎嗒哏。”现在也忘了是什么意思。
老杨家西边有一栋平顶房，这里有吴姓同学，她家的对面屋姓符，好像是符家老三也是我们班的，可惜他跟老钱家二小子一样，都降级了。在符家南有一个女生是我们班的，姓什么忘了。在吴家的北面，有门朝二医院角楼的邸家的二小子和董家的大小子。我家院子南侧有一栋正房是青砖瓦房，东边第一家是张家的老二。西边第二家马家的老二。
邸家往南过了一个厕所，就是高家的那栋青砖房。院里有许、张两姓都是我们班的，还有个叫狗子的男生。在他们家院子里有个压水井，我每天都到这里担水。后来，对门老杨家有水管，同意我们在他家接水。才不再受累走那么远了。最早，二茬子家也住在这儿。孙家就更往南了。
记得在许家这个大院的东南角，有家大门朝东开，正对着赵老翰小楼的韩姓人家。是姐弟俩，姐姐是我们班的同学，我到她家玩过。有一次玩的是藏猫猫。我们同去同学都藏好了，我还没找到地方。这时到时间了，我临机一动钻进了她家的灶坑里。找的人屋里屋外翻了好几遍也没找到我。后来我实在待不住了，自己钻出来。后来进屋才知道她家炉子还着着，只是压上了。多亏没掉煤渣，要不非烫着我不可。
我们这个大院，分成两个小院。数一数有同班同学竟达十九个之多。
在仁兴一小，可能年级低，没参加过什么劳动。可每到冬天寒假捡马粪，这个活我是干过的。开始时是在家跟前儿，可马粪不多，捡的人多。于是开始往远走。最后找到南桥洞子。每天都起大早出来。那时，市内运输工具就是马车。而马上坡一使劲，就拉出来。所以桥洞马粪特别好捡。每天都是捡得满满一大筐才回家。要开学了，就往学校交粪，门卫老师是见一筐，给一张粪票。好象每年我交的粪票最多。以至于我调到仁兴二小时，头一寒假还捡了一假期。当开学时，我到校问老师粪交到哪时，给我一句话：“不收！”那年我只好把捡的马粪又送到仁兴一小。从此，告别了捡粪活动。
再有的活动就是打耗子，交耗子尾巴。那时到夏天就出城找耗子打，可从来就没捉到过。这个任务我从来就没完成过。有一次同伙伴一同去打耗子。过了打靶场，就到了卫校东北侧，那时除了卫校有两趟房外，此地还没有其它的房子，记得那里是庄稼地，有一较高台阶，那里坑坑包包很不平整。只有卫校有几间瓦房。我们拿铁锹在沟沟坎坎这儿挖挖，那儿挖。都是碰运气，真是见了大耗子也不一定打得着。那天，我不为什么，我的运气那么好，突然窜出一只小耗子。我手急眼快，上去拿铁锹一下子就把耗子拍死了。就用锹尖把尾巴切下来，用纸包好。这是我唯一一次完成了交耗子尾巴的任务。
因为那时我们都知道，四平是重点防鼠疫的区域。我是面对耗子即害怕，又不得不打这么个状态。当我把耗子尾巴装进兜子里，这时，邻居大姐说了句什么话，把我吓得赶快把包好的耗子尾巴扔掉。那位大姐看我真的害怕了，就又把话收回来，让我放心，只要手别碰它就没事儿。我前后一想手真没碰着，这才敢把纸包捡起来。
在仁兴一小的故事很多，可惜我只记住这么一点点。而且，这点记忆是我常常想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