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李鸿章

也说李鸿章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近读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自然忘不了120年前的那场令国人蒙羞的甲午之战，在缅怀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邓世昌在炮舰受重伤的情况下指挥全船将士拼死冲向敌舰“吉野号”，被敌舰的鱼雷击中，葬身于波涛滚滚的黄海之中的感人事迹的同时，同样，还有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怎么也绕不过，而且至今也没得到盖棺定论的人也不得不说，他既是那个时代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关系的先驱，又是一个不齿于国人的罪人；他既是一个身负重重骂名的卖国贼，又是一个大功于国家的晚清重臣；他既是一个如《走向共和》中看到的忍辱负重，功勋卓著的人物，他又是一个被民间丑化了的“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贪官——李鸿章。

李鸿章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争议的一个人物，他的功过也难以一概而论。毫无疑问，凡是涉及过历史的人都不会对李鸿章感到陌生，他一生的功与过，世人也是各持己见，我们看李鸿章，其实也在看清朝帝国的衰落与悲凉晚景。对于这么一个对中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洋人称赞他为“领航员”，他却自承是“裱糊匠”;有人认为他在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期间跟外国列强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称他为卖国贼、镇压太平天国，使本已摇摇欲坠的晚清政权又延续了几十年；然而他又兴办洋务，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办海军又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看待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我们不会忘记李鸿章的历史攻与过，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人物的重要代表，但中国近代史上所签定的不平等条约他也难脱干系，站在朝廷角度来看，李鸿章是晚清重臣、忠臣，他做的一切都是一个朝廷官员该做的，虽然谈不上“鞠躬尽瘁”，至少也是“死而后已”。李鸿章临终前自叹“劳劳车马未离鞍，临终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已，诸君莫笑等闲看。”后人就他签订卖国条约来骂他卖国贼，总觉有些冤枉，其实他只是一个执行者，不是决策者。李鸿章是忠臣，自古忠臣就没有完人。李鸿章是一个有着优良品格又有着严重缺点的人物。历史就是一种探索，历史不是某个人所能左右的，对于他的功绩我门铭记在心，对于他的失败我们引以为戒，才算公正。

甲午（1894）海战之前，日本人评出当世五大伟人，分别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美国废奴总统林肯、中国大臣李鸿章、意大利统一者加里波第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李鸿章居于顺位第三，力压伊藤博文两肩，令人惊诧。对此，梁启超给出的合理解释是：“日本像伊藤的人不下百人，而中国只有一个李鸿章。”很显然，物以稀为贵。何止日本人高看李鸿章，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说：“从体形看李鸿章比绝大多数人都高，从智力看他在众人之上，能越过他们的脑袋看很远的地方。”李鸿章身高约1.85米，这个高度就是与洋人打交道也毫不吃亏。若不是弱国无外交，朝廷将李鸿章当成“救火队长”来用，他的成就将不可限量。毛泽东在青年时期说过一句公平话：“李鸿章是船，清政府是水，舟大而水浅，李鸿章这艘船在水里无法航行，施展不开。”

当年他访问法国期间，恰逢万国运动会在巴黎开幕。升旗仪式上，各国皆有国歌奏响，唯独大清帝国极不靠谱，竟然连一支国歌都没有，当场惹得那些高鼻梁黄头发白皮肤的毛子放肆嘲笑。时已年逾古稀，白发萧疏的李鸿章，原本是应邀观礼的嘉宾，见此窘状，他健步离席，走到黄龙旗下，傲然挺立，大声清唱家乡安徽的民间小调“茉莉花”。那一刻，全场喧嚣归于肃静，满堂鄙夷变为敬仰，旋即掌声雷动。一位东方老人以这种奇特的方式捍卫自己国家的尊严，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历史就如同黄河的浊浪，不可能简化到“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那样泾渭分明的程度，其复杂性远远超过常人想象的边际和底线。私欲、荣誉、功名、事业以及家族愿景、社会诉求、国家利益等等，如此众多的元素掺和在一起，最终，你会惊奇而又无奈地发现，历史，就是印证了毛泽东说的“一个阶级胜利了，一个阶级消灭了”的历史唯物观。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他的评价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他虽然已去世一百余年，但仍是百年沉浮，盖棺不能论定。李鸿章去世后，当时有人用“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来形容他，个人觉得倒是很形象的。

对于这么一个对中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的人物，我们应该全面的理解他，辩证的评价他，客观的分析他，他是当时中国的顶梁柱，对社会是千人唾骂的卖国贼，但是一句话：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虽然他所进行的一切未触及本质的改革，只能对贫困而苦难的国家进行缝缝补补，而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