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精神病院离人更近

      如果没有选择学习中文，我想，我也许可以好好地学学绘画，这对于一个女孩子在正常不过了，唱歌、跳舞、绘画，总得好一样吧。虽然还时时随手画些素描，但已是不可同日而语。

      还是带着那些，大量的人物素描，每每从柜子里拿出那些透着樟脑香的纸张，大小不一的、粗糙的、光滑的……抚摸那些皴裂的线条，清晰的线条已是模糊，有点像《蒙娜丽莎》的晕染技法，其实不过是石墨被反复摩挲产生的阴影。也许有一天，就再也看不清楚折痕鲜明下曾是怎样的一副面庞，怎样的微笑，页脚的日期也终将不会再可以辨认，“JZ”的标记就像已消失大半的青春一样被消耗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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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我还称自己为“简桢”，那是源于怎样的起初，在我完全恢复以后再也既不清楚了，只是固执地让别人这么叫我才答应，像个孩子。我不知道被送进精神病院的人该被称为几岁。现在知道，我那时必定在另一个想象的世界里沉沦，在一个个虚幻的场景神经兮兮的安排自己的行为，就像很多人一样，我还记得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每晚上都会在大门后坐很长时间，不让任何接近。

      我想坦露这些不是应该羞耻的吧，世界正常不正常只是个相对的说法，她也曾这么说。她是我的主治医师。吩噻嗪类的药品治疗的是一类疾病，阿司匹林治疗的也是一类疾病，当时在童话般的傻样里疯狂的活了两年，将来要日复一日的重复着同样的工作，为了可怜的生活机械的奔波难道就不疯狂了吗？她说我有绘画的天赋，每天闲暇的的时间，她总是在院子里，对着四面的铁栅栏叫我素描，不过她不像其他医师那样，总是看着我，让我自己削铅笔，其实我知道，那是她偷偷带进来的，冒很大风险。

      也许我真的是一个有绘画天赋的女孩，现在看那些厚厚的素描，我可以自豪的说相当精彩，我去B区看美术学院的习作，也不过尔尔。我想，她当时费了多大的劲才让我用一支HB的铅笔画出不同的线条，交错的阴影，尤其繁杂的衣服褶皱。也不知道自己画她的时，她会是什么心情，我想，当时自己一定很开心，因为，我还有一张她画的我，绑着两条小辫，笑的很单纯灿烂，像个七八岁的孩子。不过，我想她应该也是开心的吧。现在，慢慢发现自己无法像那幅素描里那么简简单单的微笑了，无法再在春天收集树下的柳絮了，无法再和她做简简单单的游戏，过着简简单单的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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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某天可以挣很多钱、开着跑车、听着昂贵的家庭音响……这不过是生活的一种，并没有因可以这样的享受生活而鄙夷其他生活方式的权利。也许这样的生活远没有喂个小兔子心里平静。

      在她的治疗下，我恢复的好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为了继续上学，掩盖了病例，转了学校，等到考大学时，已不必在掩盖，没有人再记得和相信，我承认最初的掩盖是不对的（有时候还违法的），但他说我不过歆享了一个大多数人都没有享受过的世界而已，不值得因此愧疚，不常规的东西总是被认为是有病的。他们不是你，怎么知道你当时是怎样的感觉。

    她的名字我一直不知道，济南人特别喜欢称呼别人为“老师”（公交车司机称呼乘客也一律这么叫），我想也许是是出于习惯，他们也让我们称呼他们为老师，可是，我只习惯称她“姐姐”。称呼不重要，至亲的人彼此伤害起，来也许远远比陌生人更歇斯底里，更无法讨价还价，远远对不起那些“爸爸妈妈”“儿子女儿”这些血浓于水的称谓，人有时就这么的悖论，没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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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看着这些线条皴裂，石墨模糊的素描，我知道，离那个两年的世界越来越来越远了。我不知道如何定位一个称呼才恰当，我想对于我来说，只有指引才是最重要的内核。一个人时我还是习惯称她“姐姐”，还记得她说：

      要让自己爱过，笑过，幸福过。

      我想，不管怎样，和姐姐在一起的日子里，我必然心安，现在看着铅笔勾勒的面庞，最大的感觉不是思念，而是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