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或者我们直指理性主义涉及的核心——理性。它的内在的基础逻辑结构，就是古希腊思辨传统与华夏文明的河图洛书易经所呈现的以客观表达（以数学和客观现象结合）方式对客观事实进行描述作为文明知识体系的基点的思路结合的产物。
笔者在前面文字章节里谈过，字母文章和象形文字的各自特点。我着重说明字母文字造字的逻辑，内涵造字者两层强权命令，第一次是对新创立的一个单词的强行附意，第二次是使用手段‘强迫’他人接受这个词义与词的外在形式的对应。而以图像为基础象形文字，天然直观客观事实。因此两者之间比较形成了一个特殊差异。字母文字天然有更高概率的人为作伪在其中。你强行附意，强行让别人接受这个含义，不是客观事实本就如此，而是造字者使之如此。我们如何知道造字者所附之意是准确反映了客观事实？字母文字的这个致命问题，在古希腊，让睿智的古希腊先贤找到了一个绝妙的解决方式——思辨。
这个思辨传统，就是西方所谓诞生理性主义的怀疑主义的来源。当然怀疑主义不是对古希腊思辨传统的重复，而是在西方文艺复兴的大潮下，古希腊思辨传统在欧洲基督教文明下现实环境中的应用和发展。
就是把所有欧洲人看到的知识（用文字表达记录下的），用怀疑一切的方法，从里到外，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分科而学，将事物解构进行分块详细讨论）进行详细地思辨讨论，以实现去伪存真的目的。也就是说，把欧洲当时既有的知识体系整体用怀疑主义完全解构拆散，然后一个一个零件进行分析讨论。把那些假的、作伪的都剔除出知识体系，从而最终构成一个由完全真的知识构成的知识体系。思辨过程将整个拆解，分析过程，完整的阐述记录下来，这样作为思辨的成果，可以提供给所有观看这个过程的人据此重复论证过程和实现结果的为‘真’。这个经过反复记录论证为真的结果，就作为‘真’的知识体系提供给整个族群乃至人类学习。这就是‘理性’中古希腊文化起的关键作用。
而华夏文明的从河图洛书易经演化出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则呈现什么作用呢？
就是如何确定‘真’是真的。
当然经验主义，已经解决了大部分问题，经验主义基于的就是西方大规模航海活动发现大量新现象，对此进行研究分析总结的产物。以客观现象为基础的经验总结很大程度上是以客观世界为基础的认识结果。但是以经验为‘真’的判断标准，则会出现两个致命的漏洞。1、经验以外不存在客观世界吗？如果承认经验以外还有我们未知的客观世界，那些未知的，没有成为人类经验的可能的客观世界是真的吗？如果可以被预判为‘真’。那么经验所覆盖的就不能是完全的“真”的标准。那些被现在证伪、剔除出知识体系如何不是超出经验之外的‘真’？2、经验被总结阐述出来，才能成为主义。否则就只能是个体的实践体验。而阐述出来，就脱离不了语言文字。这就马上回到了怀疑主义针对的语言文字里的“伪”如何辨别剔除他们问题。经验以文字总结表达出来，它就天然有可能含有‘伪’。‘经验’是无法剔除‘经验表达’中的伪的。
中国人在4000年前，对此就以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河图洛书易经这一路逻辑发展出来，以客观现象为基础的、以象数结合这种更客观的表达方式来作为文明核心理论的展开基础（理性主义就是利用客观事实和数学为标准和工具，对知识和现象进行思辨）。它不是文字的阐述，而是以一种比文字阐述更客观的表达范式，将语言中的伪，以最大程度进行了剔除。所以华夏文明的核心理念是建立在以这种最大化‘去伪’的方式的基础上，来构建最大概率‘真’的知识体系 。
中国这种极化‘去伪’的表达方式构建起华夏文明的知识基础。在欧洲理性主义诞生前，这种方式在人类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在东西方长期交流后，在西方文明中再次显现出来。中国这个知识表达方式与古希腊思辨传统结合。就形成了一种对知识体系双重的去伪存真效能，能基本涵盖所有的知识部分，甚至能对未进入人类经验的‘可能的客观世界现象’进行某种客观的假设和去伪（数学起到的某种功能。但是要注意的是，基于数学可以达成某种机械论下的“真”，但是数学表达本身不代表就没有伪。在今天互联网数字流量经济里，华尔街基于数学的很多所谓金融创新中。都呈现出某些基于数学的作伪现实）。尤其是给思辨以更客观的工具，以防止思辨的语言阐释本身夹杂‘作伪’的可能。这种中西方方法融合，极大提高了欧洲在之后知识体系建立得更加的‘真’理性。所以笛卡尔强调理性主义要立基于数学和实践的客观世界。用数学的方式思考哲学问题。
今天欧美科学昌明，社会先进发达，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产生质变的认识工具，功不可没。但是，遗憾的是，欧美先发的理性主义造就了欧美海洋时代的最终成功。但是仍然没有在基督教文明的理论的基石处，完成这种的文明核心（基督教一神教文明）理论全面去伪的工作。尤其在信仰领域、社会领域、文化等等社会科学层面，基督教宗教残余仍旧牢牢盘踞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理论核心部分并对其进行了深度扭曲。这从美欧在这次新冠疫情里，社会出现的大规模反智现象深刻反映出来。为了政治需求，科学家不得不违背科学规律，屈从与意识形态斗争。理性主义为欧洲和世界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它在基督教文明这里最终还是没能登上权力的山巅。
理性主义在欧洲的自然科学领域影响其变革较为彻底，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至今仍旧很难占据主导地位。究其原因，这就是路径依赖导致的：
拉丁人反宗教桎梏但不反宗教，因为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深度历史绑定是他们不能丢失的文化传统、文明基因。所以拉丁人构建起人文主义，就无法对宗教的基石处再动手。
基于拉丁人的文艺复兴的影响扩展，日耳曼人对基督教进行了批判反思，并引发的宗教改革，其重大成果就是新教从天主教里分裂独立出来，并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控制下的，争夺海洋霸权的意识形态主体。因此新教就是与其海洋文化、海洋霸权不可切割的部分。所以无论是英国曾经的自然神论还是君主立宪的不彻底资产阶级革命都反映了这个路径形成的必然结果。无论是知识的王冠还是世俗的王权，都宁可给予哪个不再具备绝对权力的吉祥物，也不让人民全体上位称王！
而欧洲大陆其他日耳曼各族，法兰西人，德意志人，则没有拉丁人和盎格鲁人的历史掣肘。因此他们才能走向了彻底的反基督教革命道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彻底去除封建王权就是理性主义在政治实践领域的必然逻辑；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求真去伪，彻底去除基督教的影响，从德意志人那里诞生出的马克思主义诞生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一路逻辑演化，最终必然产生出，彻底反宗教、去原罪之恶，实现全面向善价值观的逻辑必然。
何以性恶论的基督教文明能演化出一个彻底性善论的马克思主义来？因为理性主义在建构初始，本身就天然含有了华夏文明播下的一丝种子。华夏文明作为全世界现存唯一的价值观向善的文明样态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天然亲缘关系。这个关系就如红山文化的龙文化、玉文化，经良渚文化发扬光大后反哺华夏一样。宛如命运的轮回！
所以，我们根据欧洲基督教文明的历史渊源与表现特征。笔者将欧洲基督教文明描述为一个强调”胜人向恶”的文明样式。以表形式呈现如下：
就是在这样的文明引领下，欧洲公私合力进军海上丝路时代，在海上活动的竞争中，将海上丝路原有的华夏海上私有资本力量在明朝逐渐逼退到华夏近海，清朝华夏力量基本退出海洋。从此，直至20世纪末，基督教文明基本成为海上唯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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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朱谦之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前论第二章第一节，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6月
[153][154]黑格尔《黑格尔历史哲学》P176 ~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