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现代，我们或许背不出《三字经》全篇，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似乎已经刻进了所有中国人的基因里。回到古代，《三字经》的地位则更高，它是最重要的蒙学书。“蒙学”顾名思义是给儿童启蒙的学问，是古人读书成才的预备阶段。《三字经》不仅朗朗上口，讲述深入浅出，而且知识丰富，其中介绍历史的部分号称是“袖里《通鉴纲目》”，《通鉴纲目》是朱熹和弟子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写的简明历史读物，在古代社会影响很广泛，而《三字经》作为“袖里《通鉴纲目》”则构成了古代小朋友对社会常识与文化传统的基本认知。
如今市面上介绍《三字经》的书挺多的，今天这本《知道几句三字经》很不一样。作者刘勃是一位知名文史学者，在他笔下，这并不是一本单纯解读《三字经》的书。本书正文分为上下两编。在上编中，作者发挥个人文史长处，别出心裁却又信手拈来地对照西方文化、贯通中国历史来一句句解读《三字经》。
到下编，刘勃老师的笔锋从《三字经》拓展到整个蒙学领域，较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启蒙读物的演化历程，从中我们不仅能找到“三百千”的文化坐标，还将带着历史眼光重新审视《声律启蒙》《弟子规》等八九样知名蒙学读物。结尾部分，作者还不忘进一步讨论中国古代的基础教育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知道几句三字经》算得上一项针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分析报告，仔细回味的话，影影绰绰更是一部中国文化通识简明读本。
闲言少叙，下面我们一起跟随刘勃老师走入书中。第一部分对比西方文化重读《三字经》，篇幅所限，我们会摘选一些颇能展示作者洞见的段落。第二部分将跳出《三字经》，再看看其他蒙学读物，并听刘勃老师聊聊古代的基础教育。
第一部分
首先，我们从《三字经》讲起。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三字经》可能都是所有蒙学书里影响最大的那个。《三字经》的作者，相传是南宋末年的大学者王应麟，不过大概率是后人攀附的。一部民间影响巨大，而在文化人眼里没什么地位的书，攀附名人是常有的事 。这位王应麟不仅被《三字经》攀附，蒙学另一经典《百家姓》的封面上你也可能看到他的名字 。
说回《三字经》，为什么它的影响力那么大呢？
刘勃老师提到，《三字经》好就好在它不是某个名学者、大权威宏观设计的，而是从实际教学经验里扎扎实实生长出来的书 。《三字经》篇幅小、文字浅、节奏好、案例多，显然这些都符合儿童的口味。
说它“篇幅小”，《三字经》版本虽多，但都是1000字出头的篇幅。
说它“文字浅”，《三字经》虽然1000多字，但多为常用字，对八岁以下儿童来说恰到好处。
说它“节奏好”，《三字经》顾名思义，三字一句朗朗上口，虽不见得有文采，但文从字顺。除了声音的节奏外，《三字经》在内容上也节奏分明，全篇四部分，第一部分讲学习的必要性，第二部分讲学习的内容，第三部分讲学习应有的态度，第四部分讲学习的意义。其中第二部分“学习的内容”是主干，占了四分之三以上篇幅。可见，内容排布不仅逐步深入，而且详略得当节奏紧凑。
小孩儿总是坐不住，讲故事是吸引他们注意力的好办法。《三字经》第四个特点是“案例多”，以比较常见的《章太炎先生重订三字经》版本为例，《三字经》全篇1596个字，从第24个字以后“昔孟母，择邻处”，就是故事了 。故事里既有知识，比如介绍五行六畜、诸子百家、王朝更迭，同时也有价值观塑造，比如应该如何学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等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刘勃老师认为，《三字经》最大的好处是“可上可下”，作为最粗浅的启蒙，它是合适的；将来想要进一步学习，《三字经》也在多个方向提供了向上的台阶。
简要介绍了《三字经》背景信息，接下来我们得看看，针对这部耳熟能详的文本，刘勃老师能从中解读出什么有趣的内容。
《三字经》的第一句是“人之初，性本善”，刘勃老师对这句的解释就让人眼前一亮。
“人之初，性本善”是从儒家主流价值观“性善论”的角度来谈人性。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他认为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作为仁、义、礼、智的开端，这便是孟子的“四端”主张。
刘勃老师认为，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也提出类似主张。平克提到，人与生俱来有四种美好的品质：一是移情，我们能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这不就是孟子的恻隐之心吗？其次是自制，冲动的时候能克制自己，与孟子说的辞让之心差不多。第三是道德感，也就是把一些规则内化为我们自己的本能反应，也就是孟子说的羞恶之心。最后是理性，我们能超出本身的有限视角，在更高维度观察世界，与孟子提的是非之心大差不差。移情、自制、道德感、理性，平克把这四种品质称为“人性中的四位善良天使”。这四位天使与孟子的“四端”遥相呼应。这么看来，仁义礼智的古老智慧，还真与现代心理学研究高度契合。
有些人喜欢强调“中西比较”“东西差别”，刘勃老师认为，很多时候差别并没有那么大。例如后文《三字经》讲到“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这是个有关“孝”的故事。
书中提到“孝”并不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孝”反映的是传统社会中强大的父权，类似“孝道”价值观，不同古代文明的表现形态可能不同，但大概率都有 。
例如在古希腊很长时间里，执掌雅典大权的寡头们就很喜欢自居“优秀的父辈”，听得出来这个称呼“爹味儿”很重。
古罗马有部史诗《埃涅阿斯纪》特别能代表古罗马精神，其中讲道：埃涅阿斯出逃时背着老父亲，牵着儿子，让妻子跟在后面，最终祖孙三代成功脱险。如果中国古人看到了，一定非常赞同，并高呼父慈子孝。
再比如，《圣经》里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上帝让亚伯拉罕杀了儿子以撒献给自己，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地就要照做。这个故事主要体现了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仰的坚定，从侧面看，也体现了他对儿子拥有绝对权威。而以撒面对父亲的屠刀并未抵抗，与中国古代不少孝道故事的情节异曲同工。
所以说“孝”并不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在古代任何地方都很重要，只是表述不同。可见古代东西方有很多共通之处，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古人对待商业的态度就是这样。
我们常说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商人活得很惨。《三字经》随后讲到“曰士农，曰工商，此四民，国之良”。注意《三字经》强调士农工商都是“国之良”，商人虽然居于四民之末，但仍属于良民范畴，并不是社会底层。中国古代真的像很多人说的那么轻视商业吗？
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大意是，在市场上留出空间给商客存放货物，并且对此不征税，另外对长久积压卖不出去的货物予以收购，这有利于招商引资，能增强国家竞争力 。中国古人很推崇孟子，孟老夫子显然并不轻视商业。
有学者提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若水之趋下”“道之所符”“自然之验”，正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自动调控着市场经济运作。《史记》是中国古代正史之首，也没有明确地轻商。至于商品经济繁荣的宋朝、明朝，士大夫强调商业重要性就更不用说了。
《三字经》说商人是“国之良”，反映的正是民间主流观点。古代确实常有轻商政策，但商业作为社会运转的必要补充，轻商政策往往并不会严格落实。
试着对比西方，我们会发现，传统的西方社会未必给商业什么好脸色。
西方文明有两大源头，一是古希腊文明，二是希伯来文明。先看古希腊文明，在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经济思想中，几乎都强调农业应该排在第一位，商业的重要性要靠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人类有五种自食其力的方式：游牧、农作、劫掠、渔捞和狩猎。你在里面看不到“贸易”“经商”，但却有个词是“劫掠”。竟然当强盗都可以算自食其力，而经商却不够格。
再看希伯来文明，它为西方贡献了基督教。希伯来文明讲“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用”，在某种程度上，把没有私有财产当作美德。《新约·使徒行传》中还有这么一句话：“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想一下，私有财产都没有还谈什么商品经济呢？到中世纪，大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甚至说：“从本质上看，贸易总含有某种恶劣的性质，因为它本身并没有任何诚实的或必要的目的。”
这么看来，古代东西方对商业的态度大差不差，或许中国还要更友善一些。
对比东西文化重读《三字经》，感受会不一样；如果将前后历史对照，我们同样会有更丰富的发现。
全书讲的第一个故事是“昔孟母，择邻处”。这个故事我们太熟悉了，相传孟子幼年丧父，孟母三迁住址找“学区房”，只为让孩子能在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中成长。
但刘勃老师提醒我们，根据史料记载，孟子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孟子早已经成年，孟母三迁的故事大概率是假的。对于这件事情，古人不太可能全被蒙在鼓里。只不过《三字经》是宋代以后流行的，那时科举掀起了读书热潮，教育变得格外重要，而“孟母三迁”讲了一位妇女含辛茹苦拉扯孩子成才的故事，实在太感人、太励志了，古人挺喜欢，也便不再追究什么了 。
我们再看一句，“曰岱华，嵩恒衡，此五岳，山之名”，这是在介绍“五岳”。
其实五岳并不是随便凑的几座名山，“五岳”系统关系着古代统治者的正统性。古代皇帝贵为天子，代上天掌管天下，因此他所在的都城必然要居于天下之中，被五岳所环绕。
其中，华山、嵩山、泰山三者的地位无可撼动，西岳华山附近有长安城，中岳嵩山附近有洛阳城，东岳泰山是经济文化发达的齐鲁大地上最雄伟的山 ，所以这三座大山的地位早在秦汉时期就逐步确立了。相较而言，南岳和北岳的问题，直到明清时期才定下来。
咱们中国古代版图的成长有个特点，由于东有大海、西有高原，东西向扩张到秦汉时期就基本完成了，之后逐渐放缓，因此东西向的华山、嵩山、泰山成名较早。而统治者对南北向的控制力刚开始比较弱，文化滋养也有限，一度很难在南北方找到能与华山、泰山媲美的名山。
最初的南岳指的可能是霍山，也就是今天安徽西南的天柱山 ，但随着古代统治者对全国南北方的控制力增强，南岳就向南移动了。隋文帝杨坚统一天下后，看到了湘江之滨的衡山，于是下诏把地理位置更南的衡山定为南岳，原来的霍山由最高级的“岳”被降格为次一级的“名山” 。
再看北岳，北岳恒山最初并不在山西大同，而是在河北保定的曲阳 。但金元明清时期，北京作为都城，而北京在保定以北。换句话说，皇帝竟然住在北岳以北，不在“五岳”系统内部。天子如果祭祀北岳需要向南走，这实在有点尴尬。于是，从金代开始人们就讨论，有必要调整一下五岳系统 。最终在清朝顺治年间，皇帝下诏以后要祭祀山西浑源县的恒山，河北保定因此痛失“北岳” 。
《三字经》介绍完“五岳”，紧接着便是“古九州，今改制，称行省，二十二”，这说的是行政区划，元代之后的地方区划是行省，但在更早以前是九州。
九州是怎么来的呢？相传大禹治水，走过了非常多的地方，他把走过的土地划分成九块，这就是九州。
我们提到大禹治水，常认为就是在纯粹地治理洪水，这样的理解是有偏差的。禹其实是建立了一套覆盖黄河、长江流域精华地区的内河运输网。一条条河流，就像一条条血脉，使得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彼此相连，因此成为华夏民族大一统传统的坚实基础。放眼全世界的古代文明，再找不出第二个了。
由于时间关系，《三字经》的具体内容我们就说到这里。
第二部分
下面，我们跟随作者跳出《三字经》，看看古代的蒙学世界。
人们常用“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来指代“蒙学”，严格说这是明代以后的事情。那最初人们拿什么来启蒙小朋友呢？
时间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秦朝。咱都听过“书同文”，习惯的理解就是字面上的“统一文字”，有时引申为全民普及教育。
其实“书同文”的背后是秦始皇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秦国按照法家主张治国，一统天下后，大秦要在全国推广繁复的法律，但前提是大家能掌握大秦的文字，于是“书同文”被提上日程了。主持这项工作的是丞相李斯，他亲自拟定了一套标准化的识字课本，名为《苍颉篇》，“苍颉造字”的“苍颉”那两个字 ，“苍”写作”苍天“的”苍“或“仓库”的“仓”都可以。就这样《苍颉篇》成为秦朝官僚的识字教材。
秦朝只存在了十多年，《苍颉篇》的生命力却非常旺盛。后来，汉朝重新整理了《苍颉篇》，并当作教育学童的教材 。很可惜完整的《苍颉篇》在宋代就失传了，除了其他古籍中对它的征引内容，今天我们只能在一些墓葬中找到残篇断简。
既然提到了《苍颉篇》，我读一句，你感受一下。第一章开头是这样的：“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四字一句，基本押韵，无论是对秦朝的官员，还是汉代的小朋友，都比较友善 。
两汉长达四百多年，不少大文豪像司马相如、班固编了多本识字书，但都没传下来。唯一完整保存的是《急就篇》 。“急”是快速；“就”是“就坐”“就任”的“就”，意思是达成。《急就篇》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速成书”，听起来就很实用。
确实如我们所料，《急就篇》一诞生就大受欢迎，甚至不到半个世纪就传播到了边疆地区。全书编成三部分：一是“姓氏名字”，每三个字一句；二是“器服百物”，每七个字一句；三是“文学法理”，介绍儒家经典、官僚制度和行政运作，也是七个字一句 。结尾还有一段抒情文字，每四字一句，表达对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的向往 。总之，这是一部汉代社会文化的小百科。
《急就篇》虽然长期流行，但到唐代影响力逐渐下降，因为科举兴起了。很多学童读书的目标是参加科举考试，而《急就篇》主要反映汉代情况，过时了。更关键的是，唐代科考很看重文采，《急就篇》是一句句顺口溜，跟文风典雅的《千字文》相比，暗淡不少 。
不过，《急就篇》并没有失传，因为它在书法史上地位很高。中国书法分楷、行、草、隶、篆等。《急就篇》在“草书”的形成发展上功勋卓著。《急就篇》的作者是汉元帝时期的一位宦官，名为史游。据说史游的书法很有特色，他打破汉代隶书的规矩，只保存字的梗概，笔法纵任奔逸，赴俗急就，竟创造了一种新的书体，这就是“草书”。因为《急就篇》是分章的，又名《急就章》，所以书法界就把这种草书叫作“章草”。
尽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存疑，但不妨碍许多名人竞相临摹《急就章》，其中既有王羲之、赵孟頫这样的大书法家，当然也少不了热心肠的乾隆皇帝来凑热闹 。
在唐代基础教育中取代《急就篇》的是刚才提到的《千字文》，作者是南朝时期的周兴嗣。当时流行一种文字游戏，用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连缀成完整的诗文，《千字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但它的诞生难度要更大，相传梁武帝先让人找了1000个王羲之的字，让周兴嗣排列组合成文章，一字不许多，一字不能少。周兴嗣实在是才思惊人，一个通宵就排好了。当然，代价也很大，一夜头发全熬白了，因此《千字文》又叫《白首文》 。
故事挺精彩，真假先不论，有一点挺奇怪，《千字文》不就是个文字游戏嘛，历史资历不比《苍颉篇》，实用性不比《急就篇》，为什么影响力那么大呢？
刘勃老师提到三个原因。
第一，《千字文》水平不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读起来很有文采。
除了水平不差，《千字文》还占了先发优势，后来不少人也写了“千字文”，也有写得好的，但影响力就是比不上周兴嗣版本。书中做了个类比，我们都会背《静夜思》，但你知道吗，其实李白最初的写的是：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但后来明朝人改成了我们熟悉的那个版本，并收入《唐诗三百首》，最后入选了我们的小学教材，影响力一步步放大到极致 ，牢牢占据了《静夜思》这个IP。周兴嗣版的《千字文》也一样，占了“千字文”的IP。
《千字文》影响那么大还有一个原因，同《急就章》一样，它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很高。毕竟《千字文》集的可是王羲之的字，“大王”的书法那是从无争议的第一名。值得说的是，我们今天提书法，是把它算作艺术修养，但在传统教育中，字写得好坏，要紧得多。因为古代科举考试会直接根据书法决定考试排名。唐代科举，考中进士后还要参加吏部组织的“身言书判”全方位评测，“书”指的就是书法，测评不合格就不能做官了 。
既然说了《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我们也顺便介绍一下。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血缘关系非常重要，《百家姓》便是在通过罗列姓氏来强调家族的重要性。可惜只是把姓氏罗列出来，《百家姓》的内涵确实浅一点。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除了了解一点传统知识外，意义并不大。刘勃老师在书中小小调皮了一下：《百家姓》没什么内涵，挺好的。读点啥都追求内涵，是病 。
不过，如果非要说点什么，百家姓前八个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倒能说两句。
《百家姓》诞生于北宋初年的江南地区。在古代，皇帝是最尊贵的，所以赵匡胤他们家的“赵”就排在第一位。北宋之前是五代十国，江南当地的割据政权是吴越国，建立者叫“钱镠”，钱镠祖孙三代统治江南，对当地影响很大，所以百家姓中“钱”排第二个。第五到八位的“周吴郑王”，是钱镠妃子们的姓氏。另外，第三位“孙”，这是末代吴越王钱俶的正妃的姓氏，第四位“李”，这是吴越国的邻居南唐国主李璟、李煜他们家的姓氏。
除了“三百千”，蒙学领域还有不少作品，比如明代出现的《幼学琼林》算是名气比较大的一个。宋朝皇宫里有琼林苑，殿试后新科进士举行的宴会，称为“琼林宴”，因此“琼林”二字有未来会高中的好彩头。《幼学琼林》又名《成语考》《故事寻源》，听名字就比那些讲道理的书吸引人 ，翻开书，两三万字，三十多篇，话题涉及方方面面，有几千个知识点， 可谓古代小朋友的大百科全书了。
除了广博的知识，古代的小朋友还得学点形式上的技巧，比如“对对子”，未来科考离不开这个。古代有本专门启发小朋友对对子的书，叫《声律启蒙》。第一句是“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
相比于这句，我们更熟悉的或许是“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你大概率能接得出下一句。这句出自《笠翁对韵》，作者是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在古代基础教育界，《笠翁对韵》的影响力与《声律启蒙》可谓旗鼓相当。
关于古代蒙学，还有一部常被人提起，这就是《弟子规》，它也是如今争议最大的一部。
《三字经》与它相比，内容丰富，是不错的广见闻的教材；《百家姓》强调家族源流，虽然单调，但不会给小朋友带来什么压力；《千字文》在增加识字量和练习书法方面，无出其右 。明清时期常将“三百千”当作蒙学读物的代称，却没有包括《弟子规》。这其实是长期教学实践后自然形成的合理的组合。
《弟子规》全篇都在讲规矩，没什么实质性内容，即使从讲规矩的角度说，它的缺陷也十分明显，太僵化了，只讲服从，没有追求。《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只是个秀才，一生别无成就。刘勃老师认为，李毓秀写的《弟子规》也许本来是写给子弟们看的，但后来人们发现，拿《弟子规》给那些小时候缺乏教育，命运已经定型的成年人看更加合适。儒家讲“礼为有知制，刑为无知设”。对无知的人，只能采用简单粗暴的办法。针对古代教育文化水平低下的群体，《弟子规》确实能达到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从这个角度说，咱倒是不得不承认，《弟子规》还挺有用的。
结语
这本《知道几句三字经》就为你介绍到这里。今天我们从《三字经》出发，跟随刘勃老师了解了中国古代的蒙学。
蒙学是古人对儿童的启蒙教育，从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人重视文化教育的浓厚基因。然而教育问题从来不只是教育问题。教育必然受社会影响。社会发生了变化，教育一定要跟着变。
对于今天的我们，如果从了解传统文化角度，蒙书仍有其价值，但大可不必抱着浪漫复古的情怀，认为古代蒙书别具奇效，甚至希望以此就能培养现代儿童。刘勃老师这么说：“三百千”之类的童蒙书，不属于非看不可的书，但也不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