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给老百姓撒钱，国内VS国外，谁更高明？

前面文章中讲过，面对疫情，中国从本年3月份开始个地市政府陆续出台消费券发放政策。

相信伙伴们也都听说了，在经济面临巨大危机的无奈之下，上个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其中包括给民众每人发放1200美元，总额超过了5000亿的救助方案，特朗普还一定要求在支票上加上自己的签名。

跟风发现金的还有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国家。

这个消息一出，国内不少网友都是羡慕不已。

同样面对疫情的无差别打击，中西的对策如此不同？中国政府不给老百姓发放现金呢？

因为这里面既有经济上的算计，也有着文化上渊源。

首先，各国的消费方式不同。

在美国：

由于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庇荫，一般美国人并没有许多现金在身。

之前美联储做过一项调查，发现美国40%的家庭，都拿不出400美元的应急费用。

所以在美国人的观念中，借钱消费是一种常态。

突然的经济停摆对这些钱包瘪瘪的美国人来说，真的是要命的。

在中国：

中国人则比美国人要稳健得多，除了一些打短工外，大部分人都会为买房、教育、医疗存钱以备不时之需。

中国人民的储蓄率一直在45%以上，依旧保持着全球最高水平。

短暂的收入断流一时还不至于致命。

设想一下，如果给美国人民发钱，那么他转身就到超市购物了。

但是如果给中国人发钱，中国人可能把钱存到银行去了。并不能很好地促进消费。

其次，发消费券的方法，在中国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当时的社会零售增速从23.3%急速回落到11.6%，那一年消费券发放最多的城市是杭州，达到了8亿元，其中给困难家庭每户发放200元，给在校中小学生每人发放100元。

杭州市开始大批发放消费券后，第二个月就出现明显反弹，效果非常显著。

当时浙江省委政研室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消费券对经济的拉动效应达到1：1.3，是直接发放现金的2倍。

尤其是对旅游业的促进，政府每发10元旅游消费券，就可以带动近300元的消费。

而如今，截至2020年3月29日，杭州的第一批消费券已经拉动了4.53亿元的消费。可以看出消费券确实对当地会有短期的明显刺激作用。

另外，发消费券，也依赖于良好的“数字基建”。

11年前的纸质消费券尽管效果不错，但操作上也存在难点。

比如纸质消费券在发放过程中容易出现转卖现象；真假难辨，必须采用防伪技术；

整个周期持续一年，需要上百名管理人员来负责回收实物券……

杭州主政者当时就设想，如果能通过技术让消费券入市民卡就好了，这样既可以节约印制成本，也简化了发放流程。

而如今，这个设想的升级版已经实现。

杭州数字消费券领券使用效率达到70.2%，效能提升上百倍，满意度也成倍增加。

电子消费券席卷全国，依赖于我国的电子化支付超高的普及程度。

关键之一便是蚂蚁集团旗下的支付宝，以及中国银联的云闪付APP。

而在美国，人们更习惯使用信用卡，移动支付普及程度低。

如果要发放电子消费券，他们缺乏拥有庞大用户基数、贯穿商家和消费者的平台。

更重要的是，电子化消费券，反过来辅助了国家精准施策。

借助成熟的电子支付系统，可实名认证、风控等技术，消费券电子消费券在使用过程可全程监控。可从流通次数、订单数量、使用比例、纳税、进货、地域、时间等方面，全面进行关联、监测与限制。

可实现“一城一策、按需定制”、“灵活可调整”、“公平可追溯”，从而极大化地避免消费券变为储蓄，扩展其“乘数效应”。

这些数据，对于政府精准的收集特殊时期的经济数据，相应精准施策，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发钱和发券的效果哪个好？

先讲一个故事
春秋时期，齐国有个宰相叫管仲。有一年齐国发生大旱，老百姓流离失所，齐桓公就问管仲：“你认为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管仲回答道：“大王，您的宫殿看上去挺旧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修宫殿。”

听到这个回答，齐桓公很吃惊，心想管仲的脑袋是不是被驴踢了。

管仲解释道：“遇到天灾，老百姓无法务农，而修宫殿可以从国库拨款，雇佣外面那些穷困的老百姓，如此一来，宫殿建成了，老百姓也能通过劳动获得收入，不需要挨饿了。”

再看一道简单的数学题

一张满40元减10元的消费券，中国是政府付出10元，消费者付出30元，美国政府则需要全款支出40元。

显然，同样的预算，消费券可以惠及更多，撬动更大比例，让经济活跃度更高。

展望

5月14日上午，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发布《数字消费券助力中国经济“疫后”重建》报告，指出数字消费券可作为常态化政策选项，应当确立消费券发放的国家标准，以确保消费券发放效果的最大化。

也许，消费券应该作为一项政策工具进行下去，发放时间可以更长、力度更大，重点稍微向帮扶小店上倾斜，让更多消费者和小微企业受益。

“天天有券、天天领券”的日子，或许正在来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