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同是天涯沦落人（次韵诗述论）
林 夕
次韵，是汉语诗词独有的一种表现方式。
汉语，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表述，“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
日常生活中，还有中文、华文等叫法。
汉语诗有两个源头，《诗经》、《楚辞》。
诞生在距今约2500年前起。以四言和杂言为主。
经过约1000年的发展，五言和七言诗也逐渐成熟。
在这个约1000年的发展过程中，押韵，是写诗人的一种自觉行为，并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或者说工具书。
到距今约1500年的南北朝时期，南朝齐武帝的永明年间，天赋异禀的学者周颙（yong），结合当时刚刚兴起的佛经翻译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首次提出了汉语“四声”的概念。
另一位大才士沈约，在周颙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讲究“四声”、避免“八病”的概念，强调声韵格律。
他们的研究探索，是即将到来的唐诗繁荣的初期理论准备。
次韵诗，可以理解为一种“命题作文”。
第一个人写好一首诗后，第二个人写诗，按照第一个人的韵脚的“字眼”和韵脚的“顺序”，必须一模一样。
当然，如果诗意也差不多或者正好相反，就更加完美。
次韵诗这种表现方式，历来是有争议的。
笔者草撰此文时，传来意大利电影配乐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内去世的消息，不禁想起莫里康内曾经讲过的一段话：“其实我们看看历史上那些杰出的作曲家，有许多人是在‘命题作文’的情况下写出流传后世之作的”。“这取决于创作者自己的天分有多高，还取决于他的能力和态度是不是够诚恳”。
笔者认为，借用莫里康内评价音乐的话，来评价次韵诗，是比较恰如其分的。
而不仅仅是南宋严羽先生在《沧浪诗话》里说的那样：“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
当然，次韵诗之风，“始盛于元、白”，是正确的。
而且元白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次韵诗的萌芽，根据记载，也是在南北朝时期。
北朝的杨炫之，在《洛阳伽蓝记》一书中，记载了一个叫做王肃的人，他的前妻听说王肃再娶后，写了一首诗给他。王肃的后妻代答了一首，用韵一样。
南朝的梁武帝萧衍，和他的文臣王筠，有次韵唱和诗；
南朝的陈后主，和他的文臣江总等人，也有次韵唱和诗。
这些都是次韵诗的萌芽。
汉语诗的声韵格律，由于隋唐科举取士制度的助力，经过初唐的定型，盛唐的繁荣，到中唐时，也就是元稹、白居易的年代（同时还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已经臻于极致。诗人们对于题材、形式，求新、求变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
同时在唐朝的公务活动、社会交往中，唱和诗大量出现。
从和其意、和其韵，再到次韵；
次韵诗，可以说是唱和诗的最高境界。
因为内容上难于创新，所以诗人们就从形式上着手变化。
正如元稹所述：我“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有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
元白次韵诗，在当时（唐宪宗元和年间）就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江湘间为诗者复相仿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目为元和诗体。
而司文者考变雅之由，往往归咎于稹。
尝以为雕虫小事，不足以自明”（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
白居易在《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并序》的序言中说：
“大凡依次用韵，韵同而意殊；约体为文，文成而理胜”。
“况曩者唱酬，近来因寄，已十六卷，凡千余首矣。
其为敌也，当今不见；其为多也，从古未闻。
所谓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戏及此者，亦欲三千里外一破愁颜，勿示他人以取笑诮”。
元白唱和诗的数量、质量、影响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次韵诗。
所以卞孝萱先生论断：次韵之体，成于元、白。
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的次韵唱和诗也很多。但皮陆的人生经历和才情没有元白的跌宕和华美，所以影响力也要小了很多。
所以好诗必须要有生活，不能为诗而诗。
成就元白次韵诗的，还有一个客观条件：同是天涯沦落人。
元白次韵诗的高潮期，恰好就是他们（或者至少其中一人）的仕途低潮期（贬职外放期间）。
互补关系。
正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正好可以写作文。
“三千里外一破愁颜”。
前面讲过，汉语诗中，次韵诗的这种表现方式，历来是有争议的，是见仁见智的。
本书编注者高風先生费神劳力把现在还可以找到的元白次韵诗，按照年代汇总，加以简洁注解，以贻同好，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到北宋的时候，离唐王朝结束100年不到，元稹的文集，已经佚失了40%。
收集、整理、保存，不是容易的事情。
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里，从元白到今天的120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次韵诗这个领域，有三个人，大概刚刚能够达到元白的境界。
但是，这三个人，只能自己和自己较劲，而没有旗鼓相当的诗友、诗敌。
第一个是北宋苏轼。
集中表现在“乌台诗案”前后和刚刚贬到黄州的几年，自己次韵自己的诗作。有时候，次韵诗，比原作还要精彩。
第二个是明清之交的钱谦益。
集中表现在次韵杜甫的《秋兴八首》，而且次韵了13次，前后历时4年。融合了国仇、家恨、经历、情感、学养等，堪称“诗史”。
第三个是现当代的陈寅恪。
集中表现在在每年的同一天（元宵节），次韵苏轼的同一首诗（《二月三日点灯会客》），时间跨度将近二十年（1947至1966）。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执念？
所以高風先生邀请笔者谈谈次韵诗的当代价值，笔者认为难度太大。
次韵诗只能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留给喜欢它的人去喜欢。
因为，从1905年起，清政府废弃科举制度，格律诗，也就失去了它的功利价值。
格律的基础在平仄，平仄的基础在四声。
1918年，当时的教育部颁布国语注音字母（台湾沿用至今）；1958年，中国大陆公布汉语拼音方案。
也即，一统江湖的“官修韵书”，脱节了。
格律诗失去了功利价值后，也模糊了“游戏规则”。
而且汉字的音、义变化，也是一个约定俗成、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有时候以一个一个特例，来解释通例，显然不能涵盖一切。
所以，有些过去了的东西，就让它过去，没有必要事事都追求当代价值。欣赏欣赏，乐在其中，大概也就是次韵诗的当代价值。
正如孔老夫子所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此而已。
谨为序。
林夕 202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