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语： 毕竟是声音
本文写作于前几年，大概是18年左右。今天回头再看，感觉有点复杂。只是一介小民，而如此疾言厉色，似乎无有必要。个人私事尚且一地鸡毛，偏要痴人说梦。不过转头想想，在卑俗的同时保留一点崇高，庶几能有些意义。声音虽小，但毕竟是声音。
说一则旧闻。2015年7月16日，第56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在泰国清迈结束，美国队获得冠军，中国队夺得第二。对此，大赛评分员、曾任美国队总教练的华裔教授冯祖名评论说，“国内打压奥数是很可笑”，中国教育的问题是“所有的学习都是以考试为目的”。
或许冯祖名教授本意只是针对奥数而言，忽略了国内打压奥赛的诸多背景，却从另一个角度又一次诊出了中国教育的核心问题：为了考试。
其实应试教育早已为诟病，国内打压奥赛本来就有为学生减压、突出素质教育的意思。这些年来，教育部门、教育机构、国内媒体、乃至整个社会都异口同声地抨击应试教育，大唱素质教育赞歌，也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制定了一些政策、采取了一些措施、作出了一些矫正，但是不得不说，并没有太大意义。今天我们可能都说我们是素质教育，但实际上应试教育还是波澜不惊四平八稳地统治着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乃至大学教育——为了考试，为了考试合格，为了获得证书。
存在即合理，黑格尔说。应试教育并非没有合理的成分，大行其道与积重难返有它的深层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应试教育及其衍生的诸多问题也是应运（劫）而生。今天我们多把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对立起来看待，但是如果我们深层次审视，两者似乎本质并没有区别。我们鄙薄应试教育，很大程度是因为这种教育目标指向高考，成果评价依赖考试，以致于教育的过程也几乎瞄准考试，忽略了受教育者本身。然而应试教育也并非只重视文化知识的教育和智能素质的培养，素质教育强调的许多素质，诸如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品德素质等，应试教育也并非不重视。素质教育的所谓“素质”，很多最终仍是依赖考试来评价衡定，可能简单，但似乎确实只有这个法子最有效，也相对公正、公平。强调发展受教育人的素质，却不得不向应试教育妥协，素质教育无奈地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所以素质教育唱了几十年，整个教育机制、人才选拔机制并没有大的变化，可能衍生的问题依然衍生，可能造成的后果依然造成。
冯祖名教授所言触及中国教育的核心问题，但考试只是表象。我们应当更深一步地思考：考试又是为了什么？提高素质又是为了什么？这样，我们重新站到教育的起点遥望终点：教育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我们接受教育是为了什么。
2015年，北大知名教授、著名人文学者钱理群发文痛心疾首批评“中国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的批评是对以高考制度为代表的我国教育机制的反思。今年是恢复高考制度40周年。1977年至今，高考影响和改变了几代中国人的命运，为高等学校选拔了千百万学生，高等教育培养了数不清的人才，也才有中国这些年的经济腾飞。但是，另一方面，也衍生出许多问题：教育急功近利、只论分数不及其他，乃至社会价值观混乱、“一切向钱看”……这些似乎也与高考制度不无关系。“利己主义者”哪里只是大学培养的，追根究底，源于我们的中学教育、小学教育，乃至学前教育。从小开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反复被灌输：要努力学习，上一个好的大学，以后才能挣得足够的收入，才能有一个富裕的生活，仿佛大学是他们学习的终点、人生的起点。于是，在他们看来，接受教育、上大学，只是实现个人追求的平台，是为了追求优裕的生活和足够高的社会地位。上完大学走上社会，票子、车子、房子、美女成为他们实际的人生追逐，至于国家、民族、社会，在他们心中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甚至根本不予考虑。于是，北大、清华沦为“留美预备班”，社会高等阶层动辄移民，国家利益、财富迅速外泻……
今天，如果我们仍然纠缠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只是批判“为了考试”已经意义不大。我们迫切需要做的，是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初心：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
近年来，很多人认为，教育是为了“人的和谐发展与终身幸福”。这当然是对的，不过，似乎过多地着眼于个体，而忽略了教育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教育当然不是为了考试，教育也决不仅仅是为了个体的健康成长，或者是给予个体更高的工作能力和就业机会；教育更应植根国家观念，更应培养社会责任意识，更应告诉孩子要回报国家和社会。
上个世纪有位名人叫张铁生，2016年因计划减持禾丰牧业再次成为热门人物。张铁生最初出名，始于1973年的那场高考。至今为止，仍然是人们一提到张铁生，就认为他是“白卷英雄”。实际上，那年高考，张铁生的原始成绩是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没有任何一门考零分，他的试卷不是白卷，他也并不反对文化学习。张铁生的出名，是因为他在试卷的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很能体现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的信，提出了对文化学习和集体工作的一些看法。这封信后来被那个时代所关注，引发了一场关于教育的讨论。今天我们不妨回头再看看这封信（网络查阅，应当属实）：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张铁生信中说试卷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但问题是因为他是生产队长，农业生产季节不等人，“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 他只能放弃复习，于是可能牺牲个人上大学的机会。张铁生信中指出有两种人：一种是像他一样把集体利益看得高于个人利益乃至牺牲个人利益的人，一种是“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 大学迷”。实际上，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学究竟招收什么样的学生？
今天我们再读这封信，应当可以穿越过时代看到很多东西。这封信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对历史认知不够的人完全可能嘲笑张铁生，而看不清张铁生信中提出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而看不清张铁生身上可贵的社会责任意识。张铁生信中提到的“大学迷”，今天我们社会中是不是普遍存在？今天，我们难以评价那些“大学迷”，他们未尝不是梦想经过大学教育以更好地报效国家报效社会，也不应当指责他们借助大学改变自身获得发展的渴求。但相比之下，张铁生是不是更值得钦敬，更应当被记住？
公允说来，人应当有个人追求，但是，仅仅只有个人追求就是问题，人还应当考虑能为社会、为国家、为他人做点什么。至于为了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就更显出精神的伟大品质的可贵。而如今，我们的教育，在点燃受教育者伟大的精神高贵的品质方面恰恰发力不够，甚至无所作为。
再说两则旧闻。其一。“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钱老和总理谈及这一沉重的话题。钱学深之问引发广泛的争议，然而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广为大家接受的答案。其二。“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2011年，一位北师大管理学院教授对他的学生们说。这位教授曾被誉为 “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四位中青年经济学家”之一。对照两则旧闻，再反思中国教育，应当会有更深刻的感触。经过教育培养出的通过各种考试的高素质的“社会精英”如果没有家国观念，缺失社会责任感，我们国家、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很危险？教育不是为了考试，但如果教育仅仅是为了受教育者积累财富，那么这是不是整个民族教育的悲哀？仅仅为了积累财富而接受教育，又怎么会成为杰出的大师时代的巨人精神的楷模？
教育不是为了考试，教育也不只是为了个体的幸福成长与和谐发展，教育是为了国家是为了民族是为了社会是为了人类！这决不是高调，而是今天我们的教育必须时刻牢记的，这应当是我们的教育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