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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危机与重构-唐帝国与其地方诸侯》第三章 河北：“化外之地”的异同 第三节 河朔三镇性格的差异
代宗初年创设的河北四镇格局，经大历十年（ 775 ）魏博吞并相卫一役被改变，演变成由成德、魏博、幽州三镇分占河北的格局。尽管德宗以后，河北又诞生了义武、横海两镇，但始终占据河北主导地位的还是以上三镇。
三镇的差异并非在其创立之初就已奠定，实际上直到元和时代，它们的性格还颇为相似。因此，探寻何以这三个同出于安史集团的藩镇，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愈益呈现出不同的性格面貌，就将是我们论述的另一个重点。而在我看来，这种差异的形成，其实也正是三镇在安史之乱后处理各自内部危机的一种体现。不过，尽管三镇面对的危机不同，处理危机的手段也不同，但最终，却都还是走上了殊途同归的道路。
代宗初年创设的河北四镇格局，经大历十年（ 775 ）魏博吞并相卫一役被改变，演变成由成德、魏博、幽州三镇分占河北的格局。尽管德宗以后，河北又诞生了义武、横海两镇，但始终占据河北主导地位的还是以上三镇。
在跋扈不宁的河朔三镇中，性格略显温和保守的成德镇显然无法像魏博、幽州那样，提供给学者更多可资讨论其跋扈不宁的事例。
与同受战争影响的魏博、幽州、淄青相比，成德在战争中的损失无疑最大。
实际上，成德的这种“权在将领”的格局正是一脉相传自安史集团。作为最具安史集团后身代表的成德镇，虽然继承了安史叛军精锐的骑兵、蕃族与战斗力，奠定了它在叛乱结束初期雄厚的实力基础。但是，它同样继承了安史集团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控制众多具有自主意识和强大实力的将领。
与李惟岳时代的动乱相仿：其一，三起动乱都是因唐廷不承认成德内部的节帅继承而引起的。其二，三起动乱中都有数位成德高级将领站在唐廷一边，与节帅对立。尤其是李惟岳与王庭凑时期，都出现了属州与会府的军事对峙。因此可以说，以将领为权力层中枢的成德军事结构，自李氏时代以来就一直没有改变。同样没有改变的，还有在元和时代依旧堪称精锐的成德马军。
和魏博、幽州不同，成德的动乱发生得相当少。实际上，除了上述的三次由于唐廷干涉成德节帅继任而引发的动荡和战争外，成德内部总体而言一直比较稳定。
曾因拥有精锐马军而“善野战”[233]的成德镇，到晚期逐渐变成了“长于守城，列阵野战，素非便习”[234]的步兵主导型藩镇。而吏化军职的出现也意味着诸将层逐渐显现出官僚性格的倾向。最引人注目的是，成德节帅与大批将领沉醉于佛、道信仰之中，并且当唐末动乱、诸镇相弊于战争之际，唯“赵独安，乐王氏之无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带，务夸侈为嬉游”。正像渡边孝所概括的，这个浸染着如此成熟文化风气的成德，的确很难与曾经的那个从李宝臣到王庭凑时代的成德相提并论了。
当张文礼于龙德元年弑王镕自立后，其与其子张处谨对成德的控制也仅维持了一年就随着晋人攻灭成德而结束了。张文礼诛杀王氏当然为晋人讨伐成德提供了一个绝佳口实，但实际上，成德委身于梁、晋二者之间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其最终为晋人灭亡其实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换言之，半独立了 160 年之久的成德镇，最后在外来势力的打击下宣告了真正的终结。
魏博的强悍体现在：一则实力强，二则对唐廷跋扈，三则内部变乱的破坏性大。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于魏博拥有一支名震当时的牙军。
魏博牙军与其他藩镇牙军相比，首先是规模大，其次是存在时间长。作为一个人数众多的势力集团，其长存于魏博一百五十年之久。正因为名声过大，“魏博牙军”在唐代已经成为一个固有的称呼
第一，魏博牙军的培养是以整个魏博军事力量的培养为背景进行的。第二，这些军人由魏博管内的丁壮编成，因此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地方化倾向。第三，用以自卫的牙军以军人中的魁伟强力者充任，并且有万人之多。 第四，牙军为田承嗣的新创，它主要以集体性质的牙“兵”方式对作为节帅的田氏负责。
实际上，田承嗣的大规模征发当地丁壮，籍以为兵，并在此基础上选拔骁健者为牙军，与其说是一种刻意追求创获的积极举措，倒还不如说他实在是没有李宝臣那样好的基础。
需要通过“计户口”而进行的大规模征役对成德而言是不需要的，因为成德早已拥有安史以来为数众多的旧将部众作为其军队基础。因此，与成德相比，以当地人为兵源主体的魏博军队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地域依附性。
嗜利性”与“地域依附性”构成了魏博中后期牙军的两个重要特征。
当帝国进入到动乱的晚唐时期，魏博也同样迎来了它最为动荡的最后四十余年历史。和中期相比，这一时期的节帅更替更为频繁。被推举出来的节帅也全部来自魏州当地。并且到最后，由牙军推立的节帅已经不再具备牙军右职的身份。堀敏一先生将其概括为，此一时期的魏博节帅是真正“从牙军伙伴中出身的藩帅”。
在愈益接近魏博后期的时代，牙军推选出来的魏博藩帅也与牙军的特性愈益接近。胡人、高级将领、非本地人已经不再成为牙军拥立的对象，这倒不是说牙军在推立节帅时有着明确的身份歧视；相反，倒还不如说，此时的牙军已经全然不顾他们所推选的节帅在藩镇中的身份地位，他们唯独关心的是谁能够真正保障他们的利益。这就是罗弘信事件所反映出来的最为本质的问题。而另一个问题则是，由于魏博政局的主导权现已彻底为牙军支配，因此到了这个时候，节帅们所关心的，已经不再是诸如与唐廷或邻镇的关系，也不是如何利用魏博的军事优势跻身唐末的争霸行列，而唯有如何控制牙军这一问题。
朱温势力的再次介入魏博，是到罗弘信之子罗绍威担任魏博节帅之时。而这一次，则是帮助罗绍威彻底铲除魏博牙军。
尽管以牙军为支柱的魏博镇实力雄厚，但其“嗜利性”与“地域依附性”使其满足于既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缺乏与唐末群雄并争天下的动力。而倚靠着牙军之力维持其半独立体制到唐末的魏博，最终也因为牙军的覆灭，在新兴的朱温面前变得毫无还手之力了。后梁乾化二年（ 912 ），朱温大将杨师厚趁前者之丧进据魏州，魏博末代节帅罗周翰被迫离镇，历时 149 年的唐代魏博政权正式宣告结束。
成德与魏博正代表了安史之乱后，以两河藩镇为代表的藩镇军事构造的两种模式。第一种以河北的成德、河南的淄青、淮西为代表。这三个藩镇共同的特点都在于，军将集团构成了三镇权力结构的中枢。
淄青、淮西与成德的另一个共同特征则是，三镇都相当重视骑兵，并以骑兵为当镇精锐。史称李正己“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淮西“少马，而广畜骡，乘之教战，谓之骡子军，尤称勇悍。
成德、淄青、淮西这种“权在将领”而又重视骑兵的相仿军事结构，在我看来，都是因为此三镇是由原安禄山的河朔部众为基础组建的缘故。
这类以将领层为权力主导的藩镇也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由于权力分散，容易导致分裂。并且，将领构成了对节帅最大的一个威胁。
而对唐廷来说，笼络、离间或打击这些藩镇的将领，则是其取得对这些藩镇战争主导权的一种可行手段。
和成德一样，我认为魏博也代表了一类藩镇，这类与魏博相似的藩镇还有介于河东、河北间的泽潞，以及河南的宣武与武宁。这四个藩镇的共同特点都在于牙军势力的强大。并且，它们就是赵翼在谈到唐代“骄兵”问题时所列举的四个藩镇。 换言之，唐代“骄兵”问题以此四者最为突出。
军队地方化和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是“骄兵”产生的根源。不过关于地方军人集团何以会在宣武和武宁，而不在淄青、淮西这样的平卢系藩镇中产生，宣武和武宁都是平卢系藩镇解体后的新兴藩镇，也就是说，“权在将领”的传统在这些藩镇中其实并不突出。
这类藩镇多半传统势力不强，所谓“传统势力不强”，既是指其军事力量相较之前那类藩镇略显单弱，也是指将领层没有在这类藩镇中发育得特别成熟。
由于这些兵士都从当地征募，由当地人构成本镇的主要兵源，因此他们的地著意识就特别强烈，也容易形成所谓地方军人集团。
这类藩镇也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兵士对节帅的威胁。这倒不是他们想要挑战节帅的位置，而是他们要求节帅必须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对唐廷来说，控制这类藩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指望节帅能对这些骄卒实施镇压外，似乎并无太好的办法。
就历史角度来说，魏博的这种权力构造相对成德而言，也许更具时代的意义，因为我们已在其中隐约看到了未来北宋军队中央化的某些特征。
在宋代已成为一种普遍情形的“骄兵”，在唐代，其实还只是特定时空范围内的一种军事现象。
幽州自大历时代奠定其九州的规模后，至唐末动乱以前基本无甚大的变动，其辖境是河朔三镇中最稳定的。但是与其辖境的稳定相反，幽州内部的变乱则频繁得令人吃惊。在 150 年的时间里，幽州总共发生了约二十起变乱，导致约三十人相继成为其节帅。 这成为幽州与成德、魏博最大的不同所在。
尽管牙将出身的幽州节帅常常会陷入权位不稳的困境，但牙将及其所在的城内牙军仍是影响幽州政局的一股重要势力。不过我们也不要看到那么多的幽州变乱都与牙将有关，就认定牙军是幽州一镇最有力的势力集团。因为和成德与魏博都不同，幽州最令人敬畏的力量其实并非来自幽州城内，而是来自它的属州和外镇。
幽州节度使统辖着河北北部地理环境多样的广阔区域，除了像成德、魏博一样，幽州需要在南部与易定、成德、沧景等河朔藩镇接壤的地区布置兵力外，北部的边境地区更是其兵力配署的重中之地。幽州的这种军事布局情态并不是安史之乱后才出现的，而是在乱前就已形成的一种格局。正因为出于军事需要的目的，不得不在属州和外镇配置相当兵力，所以幽州军政体制的分权化倾向从一开始就比较突出。
自安史之乱以来相对沉寂的边境局势却在会昌以后随着回鹘、沙陀、契丹、奚等的南迁与活跃又重新成为幽州与外部世界的主要矛盾。
尽管幽州没能像其他两河藩镇那样施行比较普遍的职业兵制度，但这并不妨碍它军事实力的强大。塞马之利本是幽州傲视其他藩镇的一大特色，长期的全民性防御体制也使得幽州的军事能力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