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清明，沉寂许久的家族微信群开始讨论哪一天天气晴好安排扫墓，热闹之余，能嗅到家里长辈的忧伤。随着年岁的增长，不免有至亲至爱的亲人辞世，清明节也不再是踏青与聚会的欢乐节日，离别的伤痛与揪心的思念如潮水般汹涌而至，驱散春光，淹没春情。
和阿爸在电话里聊些日常，阿爸突然问：你有几年清明节没有回来了吧？我的心一紧，心底升起一丝愧意，鼻端微微有些酸。我知道阿爸的期待和忧伤，他的话音里藏着他对大爸爸的深情。
大爸爸其实是我的大伯，也是我阿爸的孪生哥哥，因为他俩关系极亲，我自小便亲昵地喊他大爸爸。
大爸爸出生于1952年。那一年，温州已经解放三年，土改也已经完成。大阿爸其实不是家中长子，听奶奶说她的大儿生下来不多久就夭折了。我问奶奶，生下一对双胞胎应该很开心很自豪吧？奶奶苦笑着：是害怕，怕自己养不活他们。
那一年，奶奶不过二十岁。不到十岁，奶奶成了老黄家的童养媳，到生双胞胎的时候，她在老黄家已经待了十多年，期间她见证了老黄家的衰落破败。据说，日本侵略之前，老黄家家境殷实，在乡里也颇具声望。后来经历了抗战和内战的连续打击，太公又染上鸦片烟瘾，终日横卧榻上，家资渐渐挥发。太公的小女儿，也就是我的小姑婆，当年嫁给国民党军官，解放后姑公在外逃台湾的途中被抓住枪决。这件事给老黄家带来毁灭性打击，家产全数充公。迫于乡人的责难，小姑婆只好改嫁他乡，而从医的小叔公也被迫离家到矾山镇另谋前程，留下我的爷爷，以长子的担当挑起了延续家族的重任。如今，老黄家的那段艰难历史，已如流沙沉淀，没有人愿意提起。但记忆中姑婆穿着旗袍叼着烟斗的优雅身姿俨然成了家族荣光的最后余晖。大爸爸和阿爸在这个时候降生，奶奶的压力可想而知。
大爸爸和阿爸在相貌上并无一点相像，大爸爸的长相随了爷爷，而阿爸的五官和个子都像极了他自己的小舅舅。大爸爸俨然就是事实上的家族长子，他相貌堂堂，活泼机灵，集家族的宠爱于一身。老太婆对大爸爸的宠爱甚至延续到了他的下一代——我的堂姐林叶身上。九十多岁的老太婆晚年有些痴了，任是谁家的小孩，无论男女，拉住就喊“林叶”。儿时的我也会妒忌堂姐的受宠，夏夜枕着阿爸的胳膊时就不厌其烦地问：阿爸，你们小时候大家是不是更喜欢大爸爸呀？每当这个时候，阿爸总是轻描淡写地回答：你大爸爸呀，生得好看，还聪明。
双胞胎兄弟儿时的故事我都是从奶奶那里听到的。大爸爸的名字里有个“勤”字，但他没有我阿爸勤劳。兄弟俩一起抬筐子，个子高的大爸爸站在后面，会悄悄地把筐子移到弟弟那一边。兄弟俩一起出工分，大爸爸会挑些精致轻松的活儿干。到遥远的隔壁镇子求学的日子，需要沿途讨点米面当口粮，这种要饭和背粮食的苦差大爸爸也是不肯做的。我曾问过阿爸：为什么那么辛苦还要继续求学呢？奶奶接过话茬：你的阿爸呀，是块读书的料，老师专程上门表扬作文写得全镇最好。我想除了读书这件事，阿爸大概很难走出大爸爸的阴影了。
1974年前后，大爸爸结婚了，娶的是林家垟村老林家的幼女。大伯母虽是老林头的二老婆所生，但据说这二外婆是温州老城区的大家闺秀，自有一种非凡的气度，当年老林头为了她抛家弃子，直到大外婆离世之后，老林头才带着城里的大小姐“衣锦还乡”。大伯母看起来长得端庄柔弱，做事却雷厉风行，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在乡里也颇有美名。
大爸爸结婚的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国家物资紧缺，加上计划经济靠指标来分配资源，家里费尽全力也只够做一套结婚穿的新衣。大爸爸结婚三年之后，奶奶才缓过气来，筹够财资，让我阿爸穿着哥哥当年穿过的“新衣” 迎娶了我阿妈。婚房是叔公离乡之前建的三间苏式二层平房，阿爸和大爸爸各出资一半，盘下了这幢“豪华”小楼。据说阿爸当年买房，用的是阿妈带来的嫁妆，外公又额外借给阿爸一大笔钱。兄弟俩一左一右各住一间，中间的铺面留给奶奶开杂货铺，铺面后面架了床，给年幼的小叔叔睡，奶奶结婚时找人专门定制的那张布满华丽木雕的大床终于被端端正正地安放在杂货店二楼的正间。只有在村里小学教书的三叔留守在土地改革时从地主那里分来的村西半间老屋里。从此，老黄家活出了一点新气象。那时，离消灭四人帮，结束文革已经整整一年了。
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头脑活络的大爸爸做起了各种各样的生意。他收购过棉花，开过轧棉花厂，贩卖过布头，办过纺织小作坊。后来他还和人一起投资开歌舞厅，这个歌舞厅特别神奇，晚上唱卡拉OK，还有一个偌大的舞池。白天歌舞厅没有客人时，舞池会变身滑冰场。喧嚣一时的歌舞厅后来因经营不善和内部矛盾倒闭了，剩下的几个股东又把它改造成了游泳池。这拨时代的弄潮儿硬是把这些新生事物带到了这个古老的小镇上，我也由此见证了小镇第一家歌舞厅，第一家滑冰场，第一家游泳池的繁荣与衰落。游泳池勉力生存了几年，最终被改造成了镇上的第一幢商品房。在这些年的摸爬滚打中，大爸爸也成了镇上稍有名气的能人。
赚了不少钱的大爸爸先是在村里盖了两间两层半的砖房，那是村里少有的气派住所，隔壁住的好像就是村支书。每年夏天台风肆虐的时候，我们全家包括村里一些关系不错的邻居们都喜欢挤到大爸爸家避灾。大爸爸和伯母都十分好客，不厌其烦地为大家准备各种吃的，以至于后来大爸爸把家搬到镇上时，大伙儿心里嘴里都十分不舍。
大爸爸在镇里盖四层楼房的那一年是1989年，远离政治中心的古老小镇并没有受到政治风波太大的影响，我们只是在茶余饭后听大人们谈论一下从黑白电视机里看到的新闻，感觉像是发生在遥远的其他国度。大爸爸的新房建在车站旁边，当时小镇的交通工具以轮船为主，镇上连拖拉机也没有几辆，车站边上一大片都是未开发的蛮荒之地。不少人质疑大爸爸的选择，但几年之后，他的房子所在的那片区域成了小镇的商贸中心。
大爸爸有了余钱之后，又和人共同投资了镇里的自来水厂。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用水都是直接取自门前河道，对于花钱买水这件事颇难接受。所以在自来水厂创办之初，即使管道铺设都是免费，也还是遭受了不少非议。尽管起步维艰，但这项有利于民生的事业还是硬生生地被大爸爸坚持了下来，直至他后来病重辞世，他在水厂的工作岗位又让儿子顶替了上去。今日乡人偶有念及大爸爸，也总禁不住要讲讲当年建在龟山山顶上巨大的水塔。
大爸爸把大把精力花在打拼各项事业上，我们两家虽长期住在一起，我却鲜有和他闲话家常的机会。况且，因为他脾气很火爆，又喜欢喝酒，每次醉酒的时候还会乱发脾气。那一点即着的个性迥异于我阿爸的温暖随和，所以我自小也格外惧他。1997年，我考上了大学，大爸爸张罗着族人大摆宴席庆祝，他说我是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也是我们老黄家的骄傲，我第一次感受到大爸爸的亲近。2001年5月，我大学即将毕业，提早找到了一份留温的工作，恰逢大爸爸和我阿爸50岁生日，我用自己做家教的薪水给阿爸买了电动剃须刀当生日礼物，当时没有想到为大爸爸准备，大爸爸就调侃我眼里只有自己的亲爸。他说看在我还没开始正式工作，可以原谅我一回，等他下一个大寿，我要买一双皮鞋送给他。那个兄弟俩合办的寿宴，热闹非常，不料我们却都没有等到他们合办的六十大寿。
2005年冬天，大爸爸因为颈椎问题动了一次手术，不料手术失败，从此瘫痪在床。后来，尽管不断周转于各大城市的医院，他的病始终未见起色。走投无路的大爸爸后来随伯母一起皈依了基督教，除了周日上午坐着轮椅被保姆送到教堂做礼拜，平时他几乎都不出门，阿爸说他懂自己的哥哥，他是个要脸面的人。阿爸阿妈每晚吃过晚饭就会去大爸爸那里坐坐，不多说什么话，只是坐着相陪。缠绵病榻多年，大概能安慰的话也说完了吧。
2010年夏天，阿妈打电话告诉我大爸爸离世的噩耗，当时只觉得恍惚。阿爸全程张罗着后事，一滴泪也没有流。我和阿妈呆呆坐着，阿妈一声长叹：也罢，当是解脱吧，病了这么久，硬生生都把那坏脾气给磨没了。我忽然觉得脾气暴躁的大爸爸竟如此令人难以割舍。
大爸爸生前给自己挑好了墓地，就在伯母娘家那个村子的后山上。那里背山面水，交通便利，公路一直修到了山脚，还可以坐轮船到村口。那是一座四层的椅子坟，我想这里也寄托着他身为老黄家长子的期望吧！
又十多年过去了，但大爸爸音容宛在，我们对他，哀思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