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7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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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

和明清中国同样宗奉朱子之学的朝鲜王朝，虽然也有科举制度，但因为它的科举考试只允许两班士人参与，以李、权、尹、洪、金为首的两班士人家族通过科举垄断了上层权力，这导致了朝鲜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结构极其牢固（朝鲜王朝时期，中进士 100 人以上的 38 个家族垄断了 7502 个进士，即三分之二以上。朝鲜两班对朱子之学的极端捍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知识和思想权力的垄断）。两班垄断了科举与官僚，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朝鲜王朝所谓“士林派政权”的激烈党争（朝鲜王朝士大夫集团如老论、少论、南人、北人的激烈党争，在传统中国政治史上很罕见），甚至还因为两班士人对经典知识与思想的垄断，造成社会上下层在文化上的断裂。

艾尔曼说，过去欧美学界对于科举的关注，曾经较多集中在宋元，其实，宋元两代留下来的科举档案寥寥无几。

之所以在艰难考试时代过去之后，科举考场还会被美化成“文明”的再造，甚至是“秩序”的重建，正是因为科举考试代表了那个时代象征性的文化顶峰。“入其彀中”的士人并不像被捕的罪犯，他们是自愿进入的，他们不像被迫拘押在狱中的犯人那样满怀怨恨，愁眉苦脸，反而要期待考试合格之后的种种荣耀、谢恩、赐宴。

科举考试并非现代国家建构（ modern state-building ）的障碍。恰恰相反，以经学为核心的科举是一种有效的文化、社会、政治和教育构建（ construction ），它不仅满足了王朝官僚制的需求，同时也支撑起了晚期帝制时代的社会结构，士商精英身份群体（ status group ）在某种程度上被这一套科举功名体系所定义。

庞大的落第考生群体也使得海量的文人墨客更易转化身份，成为相对边缘化的文士群体，如小说家、剧作家、打秋风的门客、礼乐户和宗族代理人。当改革派 1905 年一举废除科举制时，他们未曾预见王朝权力与其士商精英间原本借由科举考试维系起来的结盟也会随之瓦解。科举制以往同时服务于帝国利益与文士价值。但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革命历程中，它们共同走向了衰亡。

在“公共”学校缺位的明代中国，私人宗学、慈善机构、寺庙义学或是家学中的教育所传授给年轻男性的，是一种经学训练或技法训练，后者或是可以借此通过科举或是武举考试光耀门楣，或是可以借此在州、道、府、县中谋取一个差事。

在欧洲形成学校体系的数世纪之前，中华帝国已在财政上开始支持一套上至国子监、下至县学的学校体系。尽管最初非常成功，但官学最终还是成了科举制的附庸，并徒有学校之名。因为经学科目的常规化，人们在私塾、义学等场所也能得到相同的考试技能，这使得学校中很难有实际的教学活动存在。官学成为考生们复习备考的中转站，即应付科举的“培训中心”。

科举等级制使得一部分人将他们从商业或军事成功中所获得的财富和权力，转化成供子孙们科举、武举应试的教育资源，从而再生产出了一种基本反映其原有社会地位并可被世人大体接受的社会等级。

晚期帝制时代的科举是与唐宋时段（ 650—1250 ）以诗赋为主的科举考试的一次全方位决裂，它成功地使“道学”成为官员生活、文士文化中的国朝正统。

科举所造成的焦虑是一种历史现象，大部分明、清时期的男性考生都有类似的个体经验。考生的父母、姐妹以及其他亲属也会共同感知到类似的经验，有时也会安慰、支持和鼓励考生本人。无论金榜题名还是名落孙山，这种直接而又个人的经验可以说是在竞争愈发激烈的科场中孤注一掷的数以百万计的男性考生们的共同回忆。

为了确认新式学堂的教育成果，同时也为了能够以一套统一的国家标准衡量学生的能力，教育委员会从一开始便决定采用考试来测试各个层级的学堂。私立、公立学堂的各类入学、毕业考试可谓无所不在。许多非官方的组织和团体也都加入了不同层级教育改革、学堂改革的战团，这进一步侵蚀了清政府对于教育政策的控制力。 1905 年后，王朝失去了其对于容纳了大量非官方精英的教育机构的垄断权，那些非官方的汉人精英在决定教育未来走向的问题上占据了主导权。

白银时代使得明代经济走向货币化，摊派给各乡各县的劳役被折合成了现银税金，帝国朝廷及其官僚体系逐渐失去了对土地资源和劳力资源的控制。帝国王朝对乡村事务直接介入的减少，无疑放大了从明末到清代的士绅—地主精英们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中介作用。

自中古以来，科举闱考与教育机构就由王朝和不断演进的精英阶层两方共同主导。然而，因为王朝是官僚化的科举市场上唯一合法的“买家”，于是通往仕途的精英选拔成为一场比拼才学的锦标赛。正因如此，双方在科举考试中的对话性（ dialogic aspects ）并未有助于自由人才市场的形成。朝廷和士绅都试图对这个官僚选拔的竞技场施加影响，以使其符合自身利益的预期。

与宋代先哲不同，清代考据家们采用了精密的科学实证方法对海量的文献记载予以评判与辨伪，借此形成了一股批判之风。总体而言，很多清儒将宋明理学视为求得真知的阻碍，因为后者似乎用道德修行取代了实证研究。

地方考生一旦通过了州、县的院考，即可享受一定的司法特权，且不用承担赋税。青年男性都乐于为自己进行这种文化投资，即使他们并不能在科举之路上走得更远。

长时段中的意图和后果，细究起来往往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功能主义式的分析不能理所当然地将制度后果视为行动者的邪恶意图的产物

长久以来官学就不再进行具体的经学指导，考生们都是各自备考，但在官学里能拿到一个名额是最终通过地方科考的必经之路，而只有通过科考，才能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

大部分人参加科举，只因为这是成为地方精英群体中一员的必经之路罢了，只有极少数人才能通过科场这个中转站进入仕途。鉴于能在周期性的科举竞赛中取得成功的考生比例极为有限，大部分考生的命运不过是每两三年在科场号舍中被锁隔数天，直到他们年逾三十或四十岁放弃举业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