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下旬，父亲带领着一名14岁的勤务员从涞源上庄附近动身前往蔚县。他并不知道蔚县抗日政府所在地的确切道路，途中还不敢走大路，生怕走到鬼子占领区域，碰到敌人。只能问老乡，走小路，尽量昼伏夜行。连绵的山峦，叠嶂起伏，山峰陡峭，崎岖险峻。白天他们隐蔽在山上或沟里，夜晚行走在山脊或隘谷，不知翻越了多少山涧沟壑，峡峪幽谷，跋涉了多少崇山峻岭，险壁高岗，克服了艰难险阻，历经千辛万苦，大约半个月的时间，终于到了蔚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蔚县大南山双窑村。
蔚县县委和县政府早已接到父亲到蔚县上任的通知，代理县长召集县政府的民政科、财务科、教育科、实业科和秘书室等部门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将近二十多人开了个欢迎会，会上宣读了任命书，各部门的领导简单介绍情况，大家以水代酒，欢腾热烈，迎接父亲的到来。
刚住下不到两天，日寇又开始扫荡了，县政府迁往岭南村驻扎。刚安顿下，父亲立即召集蔚县当时所创建抗日政府的六个区的区长开会，相互见面，全面了解情况。
蔚县大南山东西延绵100公里，南北纵深30公里，东依小五台联燕山，西凭北岳恒山接太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蔚县是察南、雁北的中心地带，也是敌我必争之地。日寇占领蔚县，可确保察南、雁北，又可以北通宣化、张家口，一直到坝上大漠，把持平绥铁路；还可以南下涞源，直指保定，控制冀中平原，掌握平汉、同蒲两条铁路线。
1937年10月，杨成武率八路军115师独立团挺进察南，开辟了以蔚县、涞源、广灵、灵邱为中心的察南抗日根据地，在蔚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组建了抗日游击大队，建立大南山根据地。这里是连接晋察冀的重要枢纽和组成部分，也是平西根据地的一部分，还是张家口第一块抗日根据地。
1939年秋季之前，日寇的“扫荡”也曾涉足蔚县大南山，但他们的主要精力忙于在川下建立伪政权，寻找本地的汉奸做特务当帮凶，控制主要镇子和主要交通要道。
1939年秋天以后，日寇强行拉来数以万计的民夫，每日武装监押，开山凿石，修筑从蔚县到涞源的山区公路。尤其是1939年冬修通了西合营至涞源的公路后，从九宫口峪进山，敌人沿路不仅修复了在百团大战中被我摧垮的王喜洞、草沟堡、麻田岭等据点，还在盘南头、九宫口等进山峪口地安置了新的据点，与此同时，在进入南山的北峪口、石门峪、松枝口峪以及山里的苜蓿等地也建起了据点，派重兵把守。日本鬼子还采用炸山取石毁道的办法，把水峪、小峪、绵羊峪等仅能走人的小峪口堵死，有的采用人工垒石块堵塞，有的炸成悬崖峭壁后堵塞，断绝了能进出山的关隘豁口。不但把大南山横向断开，而且封锁了进出南山的一切道路，妄图把山上的抗日军民困死、饿死在深山之中。南山根据地分成两块，增加了根据地抗日活动的困难。
1939年秋季，南山区连下阴雨39天，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水灾，冲塌了600多间房屋，冲毁良田2290亩，人畜伤亡惨重，使抗日工作遭到严重困难。
1940年春季又发生了流行性疾病，人们缺医少药，无米下炊。根据地的干部群众身体虚弱，饥病交加，病倒多数。这种状况给大南山根据地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残酷和艰难。
从1940年开始，敌人疯狂地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每年春秋两季，日本鬼子都要集结蔚县、涿鹿、涞水、涞源、广灵、灵丘等县的兵力进山“扫荡”，每次“扫荡”至少40多天，长的能达到两个多月；后来每三个月就“扫荡”一次；临时进山“围剿”更是不计其数。敌人篦梳搜山，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每到一个地方都实行“三光”政策，把南山的房子都烧遍了。1941年至1942年，是日寇围剿我根据地最残酷的时期，更为阴险的是，从1941年到1942年先后搞了5次所谓“强化治安”运动，奴化川下老百姓，以图严密封锁根据地。
这种情况真是寇祸天灾，危机重重，根据地处于严重的困境之中，根据地人民面临非常严重的形势。当时的瓦子盆村有60户，210人，就病饿而死52人，有20户绝了人烟。在最困难的时期，抗日政府的县、区干部每顿也只能分到一勺黑豆，有时连这点黑豆也保证不了。父亲说：看着看着人就倒在街上死了；在卧羊台开会，开着开着会就死人了。
由于根据地的极端困难，斗争形势日益严峻，蔚县抗日政府的一些动摇分子纷纷投降敌人，连当时的公安局长也叛变了。这些家伙更坏，卖身投靠，邀功请赏，助纣为虐，经常带领日伪军偷袭根据地，抢粮食，抓我们的干部。以前，陈家台、岔道河、三里棚一带是抗日最巩固的村庄，县委、县政府经常在这里居住，眼下这里也不安全了，县委、县政府只好经常转移活动。
那时，“最残酷的1942年，光县区干部就牺牲了六、七十个（也有几个叛变的）。”在此期间，临敌较近的四区，一年时间就被敌人包围破坏了三次，三批区干部中，只有最后一批的区长因到外地开会侥幸未被敌人抓走。
严酷的形势动摇不了父亲抗战到底的决心：“没有困难，还要我们干什么！”父亲要稳住南山这块根据地，要稳住干部群众。
针对水灾和日寇扫荡造成的困难，以及在一些干部中出现的消沉情绪等问题，父亲与县委商量后，于1940年2月举办了两期干部训练班：学党的政策，加强信念；传达县委县政府的决定，继续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实行自卫战，救灾救荒；交流对敌斗争经验。每期21天，共培训干部300多人。
他迎难而上，积极行动，带领大家采取各种办法，与敌斗争，冲破日本侵略者的封锁。
在南山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建立严格的经济制度，肃清贪污浪费行为。群众从沉重的苛捐杂税下解放出来，生活得到暂时的改善。
领导群众开荒生产。在抗日政府的领导下，组织了垦荒队，开展大生产运动。贫苦农民第一次被组织起来，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加上减租减息的进行和苛捐杂税的废除，农民的粮食占有量大大增加，生活有了明显改善。还发动群众自愿组织，自找对象，组织了拨工组，解决军、干家属的代耕、自卫队员站岗、放哨的用工问题，提高了生产效率。
领导群众重建家园。敌人每次“扫荡”，政府首先想到的是群众。“扫荡”之前，不论情况有多么危险，都要掩护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扫荡”之后，面对敌人烧毁的房屋，政府自身的困难再大也置之度外，先全力帮百姓重建家园，搭盖新房，恢复生产，哪怕自己先搭窝棚或者露宿。
1940年3月，鬼子分三路向县政府所在的三里棚一带扫荡，党组织县政府带领群众早已转移，敌人气急败坏，烧毁了二百多间房屋，二百一十多个大柜，砸碎六百多口大缸。回来以后，政府干部自己睡露天，先帮群众盖房。同时组织各村开展互助，并从川下调来农具、种子，还为每户发放了几百元的边币贷款，使群众很快恢复了生活、开展生产。群众化仇恨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抗日政府周围。
县政府在山沟里二十多个小村子住过的房屋，每次敌人“扫荡”，差不多都要被洗劫、烧毁。在岔道河的住所，不仅被烧毁，甚至残墙断壁也被全部推倒。一次，在鬼子“扫荡”的三个月里，光县政府的房子就被毁了七次，我们也盖了七次。没有开支过一分钱公款，没有动用过一个老百姓，全靠自己的两双手。无论县长、干部、通讯员还是战士，人人动手，和泥没有工具，破箱子盖当铲，破箱底盛泥，洗脸盆端水，七手八脚，房子又盖起来了。不等到墻干、炕干，大家住进新居了。时间紧，手艺差点，房子只能是泥草棚的性质，门窗都是大空洞。冬天蒙头睡，被子周围都是冰霜；春天刮大风，被褥上尘土厚的分不清布料的颜色。办公没有桌子，只得在膝盖上行文、制图，后来创造了泥桌、泥凳。白乐堡大乡的日本指导官看到以后，经常训斥他的大乡职员们：“八路军的行，没有桌子，腿上写字；你们的不行，桌上写字还嫌不舒服！”
粮食不足，干部群众一样挨饿。生产自救，野菜长出来了，大家挖野菜充饥。就是摘挖野菜树叶，也不在驻地附近，而是让出就近五六里地域的野菜、树叶留给当地百姓食用，自己到更远的地方摘挖野菜树叶。
1943年，蔚县召开县参议会，许多民主人士的县议员参观县政府的驻地，感慨地说：“太辛苦了，这才是好花插在了牛粪上。”父亲答道：“插在牛粪上的花朵长得更壮实！”
敌人的“三光”政策没有吓倒根据地的军民百姓，反倒进一步锻炼了根据地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巩固抗日政府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渡过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