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万·伊里奇之死
托尔斯泰有一本著作叫作《伊万·伊里奇之死》，他在这本著作里向我们描述了一幅有关求医过程的非常生动的画面：伊万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他每天都在关注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医生告诉他，他的情况又恶化了，他不停地辗转于各种医院、各种医生，渴望专家可以给他一点安慰、一点好消息，但是并没有，每个专家说的内容都差不多，伊万每天活在“我可能会死掉、我在恶化”的恐惧与猜疑中，他觉得嘴里的味道越来越奇怪、越来越恶心，他觉得自己的症状也越来越严重。
伊万·伊里奇之死并非医生的责任，他是死于自己的“无能为力”或是漫不经心的被动上。漫不经心地、被动地完全接纳医生的诊断，而从没有试图去质疑它，试图去打破传统的心理定式，导致了伊万的死亡。
（二）心理定势
心理学家伯尼斯·诺嘉顿提出了一个社会时钟的概念：社会中存在一套内隐信念来度量生命，每个年龄段都有着与其相符合的态度和行为。就像我们平时常常听到的：“20岁的人要有20岁的样子，50岁的人要有50岁的样子。”
那么基于这个理论，如果我们模仿那些比我们年长或年轻的人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的寿命和身体状态会更接近他们还是我们的同龄人呢？社会时钟的理论认为我们的寿命和身体状态会更倾向于我们模仿的人，而非同龄人。按照社会时钟的假定，我们配偶的年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调节我们的身体状态。配偶中年长的一方会受年幼一方的影响，变得更年轻、寿命更长；而配偶中年幼的一方，会受年长一方的调节，更容易衰老，寿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缩短。
这就是心理定势，也就是传统的刻板观念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心理学家贝卡·利维做过一个关于人格、衰老和寿命的研究，他发现与生理因素相比，心态对我们的健康状况影响更大。他们调查了650名被试，收集了他们对衰老的看法，一类是对自身健康和衰老持积极态度的个体，一类是持消极看法的被试。20年后，研究者重新调查当初的被试群体的寿命，发现那些持积极观念的人的寿命比持消极观念的个体平均长7.5年；而研究表明采用降低血压、胆固醇等方式只能延长寿命4年而已；积极地锻炼身体、维持适当体重、不吸烟等方式只能延长寿命1—3年。
与心理学家贝卡·利维的研究类似地，心理学家海纳·梅尔以柏林500位被试为调查对象，研究了17项心智指标（智力、人格、主观幸福感和社交能力等）与寿命的关系，结果发现对衰老的态度是影响我们寿命的主要因素。
既然信念可以显著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就应该学会改变自己的信念，相信我们能够掌控自己的健康。即便无法成功，我们也在试图做出努力，只有敢于追求不可能，我们才能获得更大可能性。
遗憾的是，大部分人都已经习惯于漠视自己的体验，不假思索地接受现有结论。作者在1978年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实验者对正在排队等待复印的人提出想要插队的请求，他们使用了三种理由：
1.我能先用一下复印机吗？
2.我能先用一下复印机吗？因为我要复印。
3.我能先用一下复印机吗？因为我很着急。
结果发现，理由2和理由3得到允许的概率是一样的。
我们发现，仅仅由于这两句话中都包含了“因为”，人们便会不假思索地接受这种请求，而无视这个理由本身是多么荒谬或是毫无道理。事实上，当我们面对医生的诊断时，我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是医生，我们便刻板地认为他们是权威，于是就不假思索地、不加质疑地接受对方的所有诊断和意见。
需要注意的是，作者也强调，这并不是说医生不值得相信，也不是要求你质疑医学界，毕竟医生有着比普通患者要专业得多的知识和经验，作者建议的是，你要对自己的健康更为负责，对医生的诊断持一种理性的、辩证的态度。
（三）错误的心理定势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倾向于寻求一种安全感，习惯于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这种倾向会让我们无意识地拒绝很多可能性，只追求确定的、可靠的事实。但是，固化的思维会让我们意识不到我们对自己的身体设置的层层限制，让我们的身体随着定势的思维渐渐地走入牢笼。
简单地说，大部分人通常有以下3种僵化的思维：
1.绝对化的思维：我们的身体要么是健康的，要么是不健康的，我们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做确定性的诊断。
2.医学界是无所不知的：大众倾向于认为医生总是比我们当事人知道得更多，我们必须完全接受医生的所有诊断与建议。
3.过度疾病化：我们习惯于把很多症状看作是异常，标签为疾病。产生悲伤情绪就是抑郁；通宵达旦玩游戏，就是成瘾；难以做选择就是拖延……这种种的标签化使得我们把几乎所有的身体反应都归为异常症状，而忽略了我们对自己身体真正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