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督导课上，徐凯文再一次谈空心病，第一次他提出这个概念是在2016年的新东方的公开演讲上。
很多心理学届的前辈们都不太同意这个说法，觉得需要看到孩子身上真正的问题，不要给孩子们冠以“空心病”这个名头或者叫症状就了事了。
按照徐老师的说法及我自己的理解。
第一，空心病不是一个孩子或者不是我们下一代的事情，更明白的说，和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空心病是一个社会问题。孩子空心，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空心。
社会上很多的假丑恶，甚至延伸到学校、家庭，孩子们看到了，觉得父母、老师、权威们要求的那些成绩呀、优秀啊，只不过是假大空的，取得好的结果，“他们”（周边那些要求他进步的人群包括传统的评判标准）就开心了，可是自己并不开心，并觉得不齿；而不齿的还有，明明知道这个是无意义的，还是要去做，要求自己做，做得优秀——这种想法会让自己更痛苦、更觉得无意义。
徐老师举了一个例子，比如研究生发现自己的导师科研作假，就会产生对科研的怀疑，他毕业的必要条件之一可能就是科研的成果，那么一方面他要努力地完成科研，另一方面，他并不相信科研本身，就会让其产生诸多的烦恼。
又比如，我自己的例子：之前想去拿一个心理学的文凭，后来发现这个文凭居然是可以用钱去买的时候，我的对所有文凭的向往的部分，虽然还是很强烈，但因此会看低自己：
知道自己为文凭而文凭、明知道文凭的含金量不高而还是去追求这所谓的东西；因为如果没有这个门槛，可能我都没办法实现我要做更多助人相关的事情的想法，所以我又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只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寻找那片我自认为的净土，又真的很难。
第二，青少年目前的空心病，为什么会引发自杀的念头呢？ 有些来访者就说，“可能只有自杀是可以自己控制的”，就像之前的例子里：所说的研究生必须要做科研；一个想二次从业做心理咨询的成年人也需要拿到相关的考核和资质证明等。
如果我们一方面要争取自己的人生的标签，因为这些标签是必经之道，是这个社会给我们的通行证；一方面又在这个体制中发现各种自己不愿意去屈从的部分，就会产生各种的问题。
一个独立的成年人还是各种渠道去适应环境和压力的，而青少年因为经济的依附、还没有完成分化独立的任务，他必然会有很多方面是需要依靠父母的养育、学校的培养，直到走向社会，这个过程中，他的体验就是其他人的示范和引导。
比如，如果父母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孩子，或者完全不能理解孩子的想法，他们就会觉得孤立无援，而他们无法想这个社会寻求帮助的时候，这个矛盾或者愤怒或者无所适从就会指向自己，他们也许会选择自杀；他们并不是想自杀，而是暂时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和价值。
第三，对空心病的孩子，一般医院的诊断会是轻度（最多中度）抑郁症，因为没有具体事件，貌似孩子的自身条件、父母、学校环境等都谈得上可以，所以医院会开药，并评估自杀风险系数并不高等。
但药物似乎对来访者的作用并不大。
咨询师需要陪伴孩子找到其人生发现的新的价值和意义。
徐老师举了一个高考状元的例子，这个孩子自己找的意义是帮助像他一样的孩子，研究药物方向，找到类似“空心病”可以治愈的途径等。这就是一个成长的例子。
他还提及，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多提及自杀等，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偏狭隘了，我们需要更多的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允许或者让他们有更多成长的空间和机会。
比如，我们父母小的时候可能吃饱穿暖就觉得很幸福，而现在的孩子根本不用考虑吧这些，他们觉得需要和父母平等对话，争取到自己的权利等，这个才是他们的幸福快乐。
再比如，父母在生活中表现的不求上进或者欺上瞒下等等行为，也许也被孩子看在眼里，孩子就不愿意独立成长，甚至会产生成年世界里充满了“假大空”的概念，从而阻止他们产生更多的创造力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发展更远大的理想抱负等。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在自己的工作、生活及家庭里做好一个模范示范作用，甚至比教育一个孩子应该怎么样等，似乎有更重要的意义。
父母有时候只需要做好自己，孩子就能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了。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咨询师对空心病的来访者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对善的追求、对美好的事物的向往、对人生意义的探索、对创造思维的需求、对爱和被爱的接纳和奉献等，都是对我们来访者的一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