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明朝大半个朝代，江浙地区的海商集团是跟朱家长期作对的。两边其实都有问题，明朝的问题就是开国朱元璋在处理与张士诚以及江浙海商集团的矛盾时，缺乏足够的耐心和成熟的政治手腕，导致处理矛盾太粗糙，直接激化了矛盾。而江浙一带的海商集团的问题也非常大，基本从元开始，江浙海商基本就垄断了外贸商路，而且他们吃独食。这个独食吃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从朱棣当权后的历史可以管窥一二。
朱棣夺权成功，江浙海商背后有助一臂之力
朱棣在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7月起兵，打到三年十月，基本没啥进展，《明史》记朱棣当时说，‘所克城邑，兵去旋复为朝廷守，仅据有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已。’然后朱棣在建文三年十二月再次出兵后就突然开挂了，建文四年五月攻到盱贻后，在军事会议上朱棣直接说“不若乘胜直趋扬州，指仪真，则淮、凤自震。我耀兵江上，京师孤危，必有内变。”然后就如朱棣所言，随后一路文官武将倒戈，建文四年6月就被人打开南京城门。
朱棣起兵打了两年多，都没有太大进展，但是最后一次出兵，不到半年就渡过淮河，并信誓旦旦，公开说“必有内变”，随后便摧枯拉朽，在江淮一带如入无人之境。这里必然有大量的政治说服收买。
这就像今年7月初，美利坚宣布完全撤出阿富汗，本以为原傀儡政府能多撑几个月，没想到政府军仅仅月余就被彻底击溃，首都被占领。这里是战争的功劳还是政治的胜利呢？答案是很明确的。江淮一带进军如此顺利，当地人的配合甚至支持功不可没。
之所以笔者确定江浙海商在朱棣夺权过程中立有大功的判断，就是在郑和下西洋历史事件中。
朱棣夺权后，当年就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地市舶司，明显有发展海外贸易的打算。这等于明朝朱元璋时期与海商集团的极端激化的矛盾，在朱棣夺权当时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这种转变，要么是海商向朱棣服软，要么就是朱棣向海商集团让步。如果是海商向明政府让步。那么意味着明政府主导海外丝绸之路商贸，并且从中获得巨大利益。但是我们看之后历史怎么发展的——
永乐三年六月，就命郑和指挥2万余人的庞大舰队，第一次下西洋。朱棣当权仅两年多就急匆匆派出庞大舰队，顺着海上丝路航道，一路清扫。其后七下西洋。将从中国、东南亚、印度次大陆到北非、东非、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整个海上丝路的海上商道不断清扫，剿灭盘踞马来半岛上的海盗陈祖义，在东南亚调和诸国之间纷争，在斯里兰卡击败企图袭击舰队的锡兰山军队，在苏门答腊，擒袭击舰队的篡位”伪王”苏干剌...这一系列不断的行动，事实将海上丝路沿线，尤其是，东南亚、印度洋整理了一番，为海上丝路建立的稳定、安全的商路环境。这一系列的行动，得利最大就是明朝江浙的海商集团。更让人疑惑的是，朱棣的下西洋持续不断，成本消耗巨大，每次舰队出发，都有官兵2万余，舰船两百余艘，其中宝船62艘。"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147]"
朱棣派遣舰队下西洋的壮举，具体消耗多少成本，现在没有确切数据，但是看一些大臣的意见，就知道是巨大消耗。严重收支不抵，比如朱棣朝负责财政的户部尚书夏原吉就一直反对包括下西洋这类巨大消耗财政、国力的行动。比如几十年后成化时期的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大夏反对再下西洋时说“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148]。
相反，我们看那些海商的获利，就不说在没有国家舰队清理航路的前提下就能诞生了沈万三这样的海商全球首富。我们看明末郑芝龙"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舶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自给饷，不取于官"[149]。当然明末海外贸易随着欧洲航路开通，繁盛很多。但是朱棣一朝，如果是海商让步，服从明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管制，怎么也不可能将下西洋的开支变成明政府吞金兽之一。
明政府没有从海外贸易获得巨大利益，严重收不抵支。但是当时在郑和舰队的反复扫荡下，整个丝路的航路通畅，安全稳定，海商航运安全成本必然大减，收益必然增加。但是这些增加的收益怎么没进明政府的口袋呢？如果明政府主导，海商让步，如何能变成这种地步？
可见，朱棣登基后立即改变海洋国策，是明政府向海商让利。
海商开国即与朱元璋严重不对付，这是历史事实，如何一夜之间让朱棣改变的？这个转变就发生在建文3年底到建文四年短短一年左右时间内。这个时间段里，只有江浙海商出力协助朱棣夺权这一件事上可能，帮朱棣夺权让朱棣以疏通海路进行利益交换。某种程度而言，下西洋单方向让海商的经济利益就是回报海商集团对朱棣夺权的支持。这种回报，在明朝是有传统的。比如明朝开国，商税就极低的国策，某种程度就是回报徽商。有人说，朱元璋出身贫寒，讨厌富人，所以国策重农抑商。但是抑商应该是高商税才对，低商税是扶助商业。
为什么明初会低商税？
我们回到明初，分析其国内形成的几大利益集团就清楚了：明初形成了三大商帮和两大皇族。
三大商帮：徽商、浙商（海商为主）、晋商，浙商财富最多（有沈万三这种富甲天下的标杆），但以海外贸易为主；晋商主要在北方，是随着北方防线建立后，依靠提供军需供应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明初其还不很强大。当时居首的商帮是遍布南方的徽商，他们不仅有财富，还有汉人长期南下，长期经营徽州形成了历史积淀的巨大财富、人才、人脉。徽商在外生意成功，就会回家乡捐出大量资财资助族人读书，培养出大量人才。时代安定就科举求官，时代混乱，就会出去辅佐主公夺取天下，形成了广泛的政商人脉。朱元璋夺权时，徽商不仅对其有捐助，还有不少徽州籍的人才出山辅佐朱元璋夺取天下。比如那个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的朱升就是徽州人。
明朝开国初期，禁海打压了浙商；北方防线还没有完整建立起来，晋商的利益规模还并不大；因此当时徽商明朝头把交椅、是占主导地位的商帮，所以低商税，最大得利方就是徽商。这等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回报徽商。在政治上徽商代表的利益集团获益也很大，明朝首辅和内阁成员人数，徽州人基本排一排二。明朝的官僚，尤其中央那批士大夫，大都有利益背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朱元璋开国把公务员薪水设那么低的主因。因为朱元璋看到的大小官员，大都是有利益集团背景的。通俗的说法就是大部分的官员家里不差钱。朱元璋已经降低商税便宜你们背后的金主了，怎么可能再给你开高薪？
除了三大商帮，还有两大皇族：一个是京城称帝的皇帝一族，另一个发配到各地就食圈养的皇族。
皇帝与政府基本一体，合法向国民征收税赋，又通过科举选士，给予士人阶层大量经济优惠，这等于增加了社会负担；另外明朝将朱家子孙大量赶到各地圈养起来就食当地，这些朱家子孙，在各地不纳税，还参与当地经济活动之中，相当于额外多出来一个给予全国人民承担的隐形的负担。明初建立的体制内有如此多的隐形负担，如果还高商税，势必加重对百姓的盘剥。因此制定低商税的其中原因很可能考虑到这些隐形负担。
所以经过上面的分析，笔者总结认为朱棣夺权后，在其永乐一朝，明朝政府基本缓和了与江浙海商集团的关系，为了回报海商集团在他夺权最后阶段给予的巨大支持，朱棣发动了郑和下西洋的大运动，把从南海到印度洋、阿拉伯半岛，波斯、非洲整条海上丝路用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反复清理（其性质等于汉武帝打匈奴，然后攻占河西走廊、西域，把整个路上丝路的大半通道清理干净）。但是朱棣维持海上丝路的巨大代价，并没有给当时明朝朝廷带来巨大的利益。重开的市舶司的收入非常有限。显示当时维护海上丝路的成本大部分明朝政府承担，考虑到海上丝路的利益如此巨大，显然收益的绝大部分还是落在海商手里。
因此，朱棣一朝，海商集团从龙有功，让明政府出资清理维护海路通畅。而海商吃独食将海上丝路的庞大利益大部自己吃了下去。试想如果当时海商集团能分享海外贸易利润，让明政府在下西洋行动中整体获利。怎么可能让明政府在朱棣死后，因为财政亏空严重，而停掉了下西洋！
朱棣一朝，中国海上丝路贸易呈现出，朝廷出成本维护商路，海外利益海商大部独享的畸形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