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讲粗口 ZT
本篇专栏含粗言秽语。不仅如此，本篇专栏的内容正是关于粗话——这就解释了为何本文包含了一些此类语言。
在写这篇专栏时，我面临一个两难困境：要么把粗口全部说出来，这有冒犯读者的风险；要么用星号表示，但这又有冒犯我自己的风险。
我选择了前者，因为写f***或s***就像在狗屎周围加装饰花边。狗屎依然在那里：透过花边的洞眼，你可以看到它，而且闻起来一样臭。这种欲盖弥彰的手法，更令人讨厌。
既然我做出了上述警告，就可以讲一个几天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儿。当时是晚上6点5分，我的专栏超过了截稿期限。我匆匆忙忙地按下发送键，却忘了先要保存文档。一下子，这篇专栏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妈的！”我说。这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反应，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如此。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修辞造，现在却得全部从头开始。
“操，操，操, 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我说道。这些词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妥协的性质，让我开始觉得舒服了一点。
最近，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教授耶胡达•巴鲁克(Yehuda Baruch)称，在工作中爆粗口可能是件好事。巴鲁克教授因此上了报刊杂志的头条。巴鲁克认为，尽管讲粗口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也不明智，但在压力大的时候，对这一点应该予以容忍。我愿意进一步加以发挥：作为一种缓解压力的方式，讲粗口不仅可以容忍，而且还是最好的方式之一。讲粗口很随意，容易使用，不会导致肝硬化，也不会涉及穿莱卡(Lycra)或是出汗。
巴鲁克教授提出了另一个观察结论：讲粗口可以有助于促进员工的团队精神。在上世纪20年代，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Trotsky)提出过一个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讲粗口是阶级压迫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的消亡，粗口也会随之消亡。
80年以后，资本主义并没有消亡，粗口也没有消亡。事实上，粗口在工作中普遍起来。近来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英国76%的员工有时讲粗口。在更加自负的美国，一项类似研究显示，44%的员工骂脏话。
在工作中讲粗口，不仅能将员工凝聚起来，还可以用来当作非正式交流的一种方式。最近，一位我原本认为爱摆架子的高级经理告诉我有关“混账报告”的一些事，我对他的好感也因此多了一丁点。
讲粗口还可以团结员工，以一种没有恶意且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对待客户。在餐馆里，工作人员围着圆桌，询问顾客是否一切满意。然后，他们回到厨房，张嘴吐出一连串脏话。
在多数办公室里，员工在接打电话时要十二分地有礼貌。因此，有时，能够挂掉对方的电话，嘀咕上一句“混账”，可能感觉非常不错，在一次令人恼火的对话之后尤其如此。
雇主对讲粗口所带来的法律后果感到很害怕。美国尼克斯队(Knicks)的教练曾被一位前营销高管起诉，理由是他叫她“婊子”和“臭婊子”。在英国，一位公司主管对女秘书说，她在“每个周一早上都是个让人无法忍受的婊子”。这位公司主管也因此承担了法律后果。
然而，这种事不意味着需要根除一切骂人的话，我们只是需要学会怎样骂得好点儿。我们应该遵循一些简单的原则。别骂得太多，因为重复使用，就没有效果了。别随便是人就骂，特别是不能骂老板或客户。在级别差不多的一群人中说脏话最安全。高层人士可以在私下骂人，但在公共场合这么干就要小心了。零售商菲利普•格林爵士(Sir Philip Green)满嘴粗话是出了名的，当他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讲出一串“他妈的”时，并不是显得不拘礼节，而只是看上去粗鲁、愚蠢。
攻击性言语也分等级，这需要我们留意。“Shit”、“bollocks”、“bugger”和“bloody”都越来越能被人接受。“Fuck”虽然在20年前是工作禁忌语，但如今在许多办公室都能接受。另一方面，“Cunt”几乎在任何场合都是不能被接受的。亵渎神灵的词“damns”、“hells”和“Jesus Christs”古怪地不像曾经那么能令人接受了，特别是在美国。
的确，在美国有一种反对说任何脏话的强烈反响，这挺可惜的。一位反对说脏话的顾问本月在美国媒体上撰文建议，员工们应建立一套自律体系。他建议，雇员应立刻反对任何“跨越亵渎神灵界线”的同事。
这是个可怕的想法。如果我开始骂人时，就有人开始给我做谨小慎微的手势，那么我愤怒的攻击言语会糟糕得多。
相反，我有一个更好的建议：将原来的吸烟室改装成骂人室。觉得需要联络感情或解压的人，可以冲进这些房间去骂骂人。所有的墙面上可能会有“FUCK OFF”和更坏脏话的涂鸦。你可以在里面喊：“Shitface! Motherfucker! Wanker!”然而，即便是想想这个房间，我也觉得这有可能实现另一个目的。在里面呆上一两分钟后，员工讲粗口的欲望就被治愈了，还会想用肥皂水洗洗自己的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