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TD-SCDMA商用进程的经验教训

TD-SCDMA之争愈演愈烈，似乎要给TD-SCDMA盖棺论定。但明显两派意见差异极大。各方观点就不重复了。我的观点是：任何神话和妖魔化的观点都肯定有问题！对其他事物如此，对TD-SCDMA也一样。不应该简单否定TD-SCDMA，但神化TD-SCDMA同样不可取。

28日下午，新华网信息化频道、新华社瞭望智库、互联网实验室等要组织讨论《TD-SCDMA：中国创新的旗帜还是炮灰？》，晕菜：旗帜，我的神啊！炮灰，我的妈呀！大家看清我的观点了吗？

简单说，适时出击，将TD-SCDMA列入了国际电信联盟首批三大3G标准，无论我国在此标准中有多大发言权，打破了欧美企业的统治，就是胜利（2000年5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一直在说，“一流的企业做标准，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三流的企业做产品”，我们“做”出了“标准”，而且是在移动通信这样的影响力超级大的领域，这个进步到什么时候都值得嘉奖。这不容置疑。

但这个标准并未能走出国门，得到世界认可，即使在国内，运营商也采取了强力推动4G，从而跨过TD-SCDMA的战略，可以说，在将标准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竞争力方面，有明显的差距。一些平衡、维稳、患得患失的做法，表面上支持TD-SCDMA，实际上一直将TD-SCDMA放到温室了，结果其一直也未真正形成市场竞争力。（当然，经过TD-SCDMA的锤炼，我国企业在标准、专利等知识产权的运用上也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也是收获之一。）

具体说——

1、 在如何快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TD-SCDMA完败。2000年成为标准，2009年才发放牌照，9年时间，对一个移动通信标准来说太长了，结果也丧失了市场机会。多个曾感兴趣的海外运营商，最终都选择了放弃。而没有市场，标准就未转化为了话语权。完败的原因，除了相对WCDMA和CDMA2000,TD-SCDMA成熟度低的原因外，部委、官方研究机构主导，而非运营商主导，运营商未能积极参与到实验和试商用中，迟迟确定不了运营商，实验更像是运营商按部委的安排实验企业的设备，国际主流设备商未能积极进入产业链也是重要原因。不要将华为、中兴的成功归结到TD-SCDMA上，至少主要原因不是，很简单，为什么大唐（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为什么没成为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设备商呢？

2、 在牌照如何发放方面，未能为TD-SCDMA赢得空间。在讨论TD-SCDMA标准给哪个运营商，3G牌照如何发放方面，一直未有结论。未能给予TD-SCDMA实验的运营商足够的压力及时间支持，实验过程中，甚至多次更换运营商和实验城市。未能给TD-SCDMA牌照运营商足够的时间提前期和政策倾斜。最关键的是迟迟未能发放牌照。当我们的3G牌照，和国际领先日本的4G发放时间只差了几个月。当已经听到了4G的炮声时，国内的运营商才获得TD-SCDMA牌照。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主管部门有这个一个认识，3个3G标准必须同时发放牌照，不能有政策性倾斜，小灵通未发牌照都有了近亿用户，TD-SCDMA为什么不行？

3、 在起步落后时，如何建立健康的生态环境方面缺乏有效手段。这表现在牌照发放前几年，TD-SCDMA产业链一直未能有效缩小与WCDMA和CDMA2000的差距，产业链多个环节仍有明显差距。知道2012年，TD-SCDMA产业链才基本成熟，但这个时候确实太迟了。产业链竞争，不进则退，进步慢了也是后退，而TD-SCDMA进步确实慢了，产业链多个环节的厂商也几经调整，而主流设备商主动参与的意愿并不强。

4、 没有有效手段将我们制定的标准推向世界。我们在TD-SCDMA宣传中，基本上总会强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TD-SCDMA是我国自己的通信技术标准。虽然有多个海外运营商表示过对TD-SCDMA的兴趣，但我们一直未能寻求到真正的接受者。只是自己玩，并未能形成大家一起玩。

5、 TD-SCDMA决策的智库构成有明显问题。运营商的专家少，主流设备商的专家少，产业链关键环节芯片的专家少，产业经济方面研究的专家少。尤其是“TD八老”，热情足够，但并未能有力地支持TD-SCDMA商用，甚至由于他们的“馊主意”，导致TD-SCDMA的商用进程变慢。

附：我总结的《TD-SCDMA 和 TD-LTE 商用进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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