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止：代码之王

    不管比尔・盖茨是多么的富有和强大，他母亲还是热衷于讲述她对儿子的教育失败――关于保持整洁方面。

　　盖茨是西雅图城(Seattle)的一个殷实之家的独子。他的母亲玛丽(Mary)，是西北银行巨头的后代，也是华盛顿大学的校务委员。而他的父亲，威廉二世(WilliamⅡ)，是一位在市中心工作的事业有成的律师。

　　聪明而任性的盖茨从小就喜欢和他的父母对着干。他出生于1955年10月28日，和其他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一样，他特别懒散。他少年时代的房间简直就是――用一个词形容――肮脏不堪。他父母对此感到很担心，再三命令他打扫卫生。他却从来不听。

　　玛丽只好惩罚盖茨，一旦她发现他房间里有乱扔在地上的东西，她就拿走。但盖茨似乎并不在意他的东西少了，即使是当玛丽开始拿走她在地上发现的衣服的时候。

　　他的衣服很快就要被拿光了，可是盖茨看起来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玛丽后来觉得要采取专业措施了。她找来一个顾问，来调解这个僵局。这个顾问与盖茨，他的两个姐姐和他的父母先后进行面谈。然后，下了个处方：别管盖茨了。

　　玛丽照此做了。她让她的儿子糟蹋他自己的房间，只是要求他把门关上。可就连这样小小的要求，他都不总能做到。

　　盖茨曾经是个瘦瘦的小孩，皮肤苍白，脸颊有雀斑，头发是褐色的，眼睛是淡蓝的，他有一副歪歪的咧嘴笑容和一个对于他的脸显得有些过大的鼻子。他的眼镜似乎从来没有扶正过，总是向一边倾斜，使得他看起来有些傻气。

　　当大多数年轻小伙子把热情留给姑娘或者运动的时候，盖茨却拥抱电脑。他所在的贵族高级中学拥有给学生尽情使用的一流电脑。编程中的干脆的公正吸引着盖茨。坚固的逻辑，而不是主观意见，造成了编码间的矛盾也明确地解决了矛盾。“运行你的程序是一个绝对的考验，”盖茨回忆起他第一次付出努力的时候，曾说道，“你写一个程序，运行它，测试它是否能工作。”

　　盖茨的笨拙只是表面现象，他真正具有善于抓商机的天赋。差不多就在他学写程序的同时，他便开始尝试销售它们。他因此遭受了市场的严峻考验。这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对于一个十几岁的程序员来说是不平常的。他的大多数同龄人把他们自己看成是对抗社会的黑客，他们把计算机技术当成是摧毁建成物的工具。但盖茨并不这样。他设计了一个编有交通数据的小程序，他把Traf��O��Data系统卖给了当地的好几个城镇。他希望西雅图城也变成他的一个客户。但是当一位市政官员到他家里看他的演示时，这个程序却运行失败了。心痛的盖茨，想努力保留住官员的兴趣，央求道：“告诉他，妈妈――告诉他这真的有用!”

　　在1973年的秋季，盖茨，这位数学高才生，成了哈佛大学的一名大一新生。在学校，他经常打扑克，不停地玩电脑游戏，而且看起来总是忙忙碌碌。他会经常坐在他的房间里设想他的未来，“像哲学家似的，一个抑郁的家伙，总在琢磨我应该怎样对待我的人生。”在1974年12月，他在保罗・艾伦(Paul Allen)那里得到了一个启发，艾伦是比他大三届的高中校友。那天，这个曾经帮助盖茨设计交通程序的艾伦，带着一本最新发行的《Popular Electronics》来到了哈佛。这本杂志的1975年元月刊封面赫然登着一台名叫牛郎星的电脑。它是发烧友的梦想。不到2000美元的牛郎星电脑完全具有价值比它贵几十到上百倍的其他类型电脑的功能。秘密是什么呢?微处理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的英特尔几年之前发明的微处理器把一个电脑的关键元件压制在一个指甲大小的硅片或者说芯片上。这个芯片于是变成了牛郎星的心脏。

　　作为一场革新的先驱者，牛郎星成了第一批大量销售的个人电脑。这是第一种以人为本而不是以任务为本的电脑。计算机界的保守派们完全忽视了这种理念的重要性。大型计算机的痴迷者们总在炫耀着大型机处理大批工作的优势。但是大型计算机就如长龙巴士一样――所有人都想同时到达同一个目的地，效率的确不错。而个人电脑就像一辆小汽车;司机想到哪，它就能去哪。人们不需要再按照大型计算机的时间计划表来安排工作，只要有一台微机，任何人就可在任何时间做电脑操作。

　　个人电脑的推广者们看到了它强烈的号召力。这使效率不高的计算机变成一种消费品，就如《Popular Electronics》的编辑介绍牛郎星时所称：“家家户户有电脑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这些话使盖茨和艾伦振奋起来，他们看到了牛郎星的缺陷：它没有软件。买家只能自己写，如果他们写不了，那从本质上说，买的机器就没用。这正是盖茨和艾伦可以解决的问题。

　　牛郎星首先需要一种编程语言。盖茨和艾伦打电话给制造牛郎星的公司，该公司位于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城，向他们承诺将提供一种编程语言。他们选择了在20世纪60年代开发出的Basic，它主要是为DEC公司生产的微型计算机设计的。Basic(初学者通用符号指令代码)比Fortran要更适用于短程序，也更容易学，因为它的指令比较简单。这种语言十分流行，它的原作者是两名达特茅斯学院的教授，他们宣称这组程序没有所有权，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地使用或者修改它。

　　不到六个星期，盖茨和艾伦就为牛郎星完成了一套Basic版本。他们俩达成了名叫“微软”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此兜售这个程序。艾伦乘飞机到新墨西哥州完成了这笔交易。很快，微软的Basic卖得非常好，甚至卖到500美元一套。这样的好市场使盖茨离开了哈佛，没再回去�　�

　　��2007年，比尔・盖茨辍学创业32年后，获得母校哈佛大学荣誉法学学位。――译者注牛郎星退出了微机舞台，但微软的Basic语言仍是重要的编程工具。原因是盖茨和艾伦把它与英特尔的通用芯片线做了匹配，而英特尔的芯片是牛郎星和后来许多个人电脑的心脏。Basic语言的价格占到一台小小的电脑的整个成本的很大一部分，这引起了很多电脑爱好者不满。他们开始复制程序，免费地到处发送，声称软件应是一种公共资源。盖茨坚决反对这种把软件看作是电子世界中的“水”和“空气”的说法。他公然指责盗版者为窃贼。“大多数的编程爱好者应该意识到，你们当中的大部分用的是偷来的软件”，他在一本电脑杂志上写道。他讥讽地嘲笑他们这种共有理念，他刻薄地评论道：“硬件是要钱买的，但是软件却是用来共享的。有谁关心写软件的人是否得到报酬了呢?”

　　谁关心?比尔・盖茨。

　　个人电脑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工作和娱乐的方式。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不计其数的人们开始卖掉他们的打字机，更换成台式电脑。一切的一切，包括从图案设计到文字处理到档案管理，在电子技术的帮助下，都能更容易更快地完成了。1980年，IBM，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生产商决定开始生产个人电脑。IBM有自己生产一切部件的传统，但在当时的形势下，IBM得把个人电脑的两块最重要的部分外包出去，因为这要便捷得多。

　　第一块是微处理器，即芯片，就是让个人电脑成为可能的东西。这个芯片的能量决定于压制在纤细硅片上的开关的数量，和这些开关之间的连接。那时，最好的芯片有成百上千个开关，但是设计者们已经开始想象拥有几百万开关的芯片了。每个开关就是一个智能的载体，相当于一条大脑神经。在微处理器上的开关总是非开即关，不是1就是0。芯片的特别构造有利于执行计算机的程序指令，程序最终被转译成一串串的0或者1。协同工作的开关越多，程序执行得越快。然而每种微处理器都有自己独特的界面，或者说独特的接收指令的方式。结果，有不同指令集的芯片是不相容的，这意味着为一种芯片设计的软件不能适用到另一种芯片上。

　　操作系统是IBM个人电脑需要从外部买入的另一部分，于是它关注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微机软件市场，寻找供应商。微软的主要竞争对手当时并不看好IBM，但盖茨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一瞬间就判断出这笔生意的重要性。他甚至没有一个操作系统，但是他知道可以上哪儿去找一个。西雅图也是硬盘操作系统(DOS)创作者的故乡，DOS可以控制英特尔类型个人电脑的基本功能。这种电脑恰好是IBM准备经营的个人电脑。虽然那时的DOS还做得比较粗糙，但它能使用。只花了5万美金，盖茨就买到了这组程序，但他并没有告诉DOS的创作者关于IBM的兴趣。后来，有些人把这次购买叫做“世纪性的交易”，但也许叫“世纪性的偷盗”更确切些。盖茨一直否认在他财富背后隐藏有巨大的罪恶，但如果承认有，也就是他购买DOS的行为。

　　当然，如果盖茨没有保留他可继续将DOS卖给IBM的竞争者的权利的话，DOS也不会那么值钱。这样的策略使盖茨走上发财之路显得更加清晰了，尤其当IBM个人电脑最终成为方兴未艾的个人电脑市场的行业标准的时候。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除了苹果电脑，每一个微机生产商都觉得，唯一一条能和IBM竞争的路子即是销售和IBM个人电脑一样的克隆机。制造一个克隆机除了需要其他硬件，还需要的就是从微软那里购得DOS的使用权。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DOS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微软的铁饭碗：而对个人电脑生产商而言，购买DOS便成了市场准入的首付代价。

    其实盖茨后来并不仅仅依靠DOS。他想要占领个人电脑软件的所有方面，从办公室的处理文档到家庭的休闲娱乐。除了DOS，微软还销售Basic，其他编程工具，还有应用程序，比如文字处理软件、电子表格等。盖茨也期待着微软正在创建的一个程序的诞生，名叫Windows。DOS的缺点是仅仅打开一个文件，复制一个文档，或其他任何很普通的操作，都要求使用者记住看起来没多大意义的指令组合。为了使人们更容易地操作电脑，Windows呈现了一个可视菜单界面，可以显示常用的指令、文件、程序以及其他硬盘里储存的东西。用户可以指挥屏幕上的小箭头来选择指令(通过使用连接在键盘上的，手掌大小的一种定位设备，名叫鼠标)。

　　1988年夏天，比尔・盖茨成了新生代企业界大亨的杰出代表：软件业巨富。正如石油业在上世纪产生了一批富豪，“野猫”程序员们使自己成为了美国自力更生致富人群中的一员。因病离开微软的保罗・艾伦当时的身价就过亿。其他主要的软件公司的奠基人都值这个数。盖茨在他三十三岁的时候，就成了美国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但钱并不是他的动力。“对我来说，跟一伙聪明的工程师一起工作，研发出产品，然后你走出去看到人们确实在使用它们，这才是更大的乐趣所在。”他说，“比起用与软件不相关的方式挣钱，我宁愿免费去做软件。”当他被标榜为企业家时，他总感到不高兴，宣称：“如果可能，你朝我大脑里面看看，它其实充满着关于技术的想法。”

　　但是，他的行动却都是在做生意。他已经五年没有写过一行代码了，不过他一直在检查微软的大部分代码。检查过程就像是法庭的诉讼过程，而盖茨扮演着检察官的角色。他经常用一些简单的问题发问，但随后便刨根揭底地穷问下去，他坚持说他总比他雇用的工程师们更能发现问题。他并不介意工程师们为他们自己辩护，甚至向他大吼大叫，因为他也如此对待他们。在检查代码的时候，他是不顾及任何人的感情的，他发表意见时，会带有攻击性言语，诸如“这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代码”。

　　尽管盖茨不时地对程序员们发难，他还是十分欣赏他们，而且一直让他们自己管理项目，这样工程师们可以一边写程序，一边考虑如何管理和经营。虽然双重责任带来了更多压力，但盖茨总想避免让没有编程经验或者只有过时知识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公司。仅依靠管理专家来领导软件团队――或者软件公司，这简直是破坏性的。他们既不能辨认出哪些是有前途的程序，也不能评估进度或产品的设计。在管理专家经营的公司里，这些职业经理们到后来总是不相信他们的程序工程师，因为他们不懂也不能进行任何控制。

　　盖茨的检验标准是不固定的：他掌握了在对的时间改变风向的窍门。这个世界上，人们往往只抱住一个坚定信念不放，但盖茨不会墨守成规。然而，他也会情绪化和感到焦虑，有时候甚至是个妄想狂。他会想象失败的下场，也幻想他被敌人包围的场景。这些想法使盖茨“害怕地奔跑”，不过他认为这是有利的条件。“自满是毁灭之路，”他说，“你必须要一直想谁将取代你。”

　　盖茨的父母和朋友们都担心他过于严格要求自己了。毕竟，微软已经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年轻企业之一。但是，这并没有给盖茨多大的安慰，他好像被他自己的名声弄得心烦意乱。当事情看起来发展不顺利的时候，他的钱和名望对他来说就啥也不是。就如他父亲说的，他的态度是“所有的东西都在急转直下”。

　　1988年的夏天就是这样一个“急转直下”的阶段。盖茨的专注工作使他卷入了一次桃色事件。在这几个月之前苹果电脑起诉微软，声称Windows非法抄袭苹果机的系统程序。这起案件开始了软件知识产权法律概念不清晰定义的历史，判决结果也很不明确。一直以来，这个案子让盖茨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它给“盖茨的成功来自仿造”的说法添油加醋。

　　接下来是IBM，他的重要同盟。自从微软的DOS变成个人电脑的标准操作系统之后，IBM就想在软件上做得别具一格，显示出与其他克隆个人电脑的不同。在1987年4月，这两家公司就公开地允诺要研发出取代DOS的操作系统，取名叫OS/2。不仅这名字是销售史上的一大败笔，IBM和微软也没有及时给DOS迷们提供可以在新的操作系统上运行老程序的方法。刚开始时，盖茨大肆宣扬OS/2，他发誓说OS/2取代DOS只需不到3年时间。在1988年夏天，仅仅18个月之后，OS/2对他来说变成了一场灾难。第一版本设计得相当糟糕，不仅不能运行Windows程序，而且也没有一个方便的图形化用户界面，可以一点屏幕目录上的图标，便可选择运行程序的界面。尽管发展不顺利，盖茨并不想与IBM散伙，因为IBM是他最大的客户，也是OS/2的积极推动者。他不敢从IBM的轨道上偏离出来，不过他也不想成为电脑生产商的囚鸟。就在他保证他会继续支持OS/2的时候，他开始筹划另一个项目。这时，他就像一个家族企业中一个野心勃勃的儿子，幻想着一旦他的父亲突然过世，他将如何经营下去。

　　对于管理，盖茨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让你周围都是极富智慧的人。“聪明人，”他说，“是在掌握充分事实后，能推算出所有可能性的那种人。”定义聪明人的概念比较难，可每当盖茨碰到一个聪明人的时候，他总能识别得出。这些聪明人清一色是男性，所以他们的聚会总洋溢着男生俱乐部的味道。那年夏天有位新加入的成员，他27岁，是理论物理学界的落荒者。

　　内森・麦沃尔(Nathan Myrhvold)德曾是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的得意门生，不过后来他和普林斯顿的一些博士同僚们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市成立了一家软件公司。是什么吸引了麦沃尔德或其他物理学家转行到编制程序呢?科学研究越来越依赖计算机，天才们在信封背面涂写公式的时代几乎消逝。物理学家们常常把编程看作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麦沃尔德发现他对软件的着迷取代了他对物理科学的喜欢。当他和他的朋友写出IBM的TopView图形程序的克隆版本时，他的公司一举成名，因为克隆版本更小，更快。IBM正考虑把TopView做为个人电脑的软件界面――就是可以被消费者看到的部分。为了能与IBM并驾齐驱，盖茨想要一个TopView的克隆版本，于是他买下了麦沃尔德的公司。

    后来IBM很快把TopView抛弃了，不过，这次并购的最大益处是把聪明人带到了微软。麦沃尔德和盖茨十分合拍，不久后，这位物理学家完成了一系列关于软件业发展趋势的生动的备忘录,大大刺激了盖茨的好奇心。在其中的一份备忘录中，麦沃尔德主张，微软的现金奶牛，DOS，面临着两个近在咫尺的威胁。

　　第一个威胁是新型芯片，很富潜力，速度比英特尔芯片快多了，但英特尔芯片又是DOS和它所有应用程序的“用武之片”。超速新型芯片是由名为RISC(精简指令集计算机)技术支持的，这种技术使芯片可以集中于执行普通操作。万一RISC芯片取代了英特尔在个人电脑里心脏的地位，微软帝国很可能崩塌。

　　第二个威胁是一个名为UNIX的操作系统。自从10年前，AT&T的贝尔实验室发明了UNIX后，它便逐渐受到科学家、工程师的欢迎，甚至受到了一些企业的宠爱。UNIX主要有两大魅力。一是技术：这个系统可以同时处理很多个计算任务，很容易与其他计算机连接，而且不需要修改大量代码就可以工作在其他任何类型的硬件上。二是实惠：实质上，它是免费的。AT&T拥有UNIX的核心技术，但它允许其他人去改编和扩充UNIX，而只象征性地收取费用。这鼓励着学者和工程师们去完善UNIX。许多公司开始销售装着各种UNIX操作系统的电脑。

　　然而，UNIX有个致命缺点：压根就没有通用版存在。多年来，不同版本的UNIX简直如遍地开花，所以为一个版本写的应用程序，只有修改后才能运用到另一个上。DOS为消费者，应用程序编写者和计算机制造商提供了一个单一的目标，而UNIX却没有。UNIX的这种支离破碎对微软来说是个福音。但是，UNIX能装在有RISC芯片的电脑的前景还是令盖茨坚信，他需要一个“UNIX杀手”。他让麦沃尔德试着去写一种“可移植的”的操作系统，意思是该系统可以在正在开发中的任何一种RISC芯片上运行。

　　麦沃尔德有着卷曲的胡须和头发，这使他看起来像是一位被遗忘的俄国革命家。他在学术界专家中做了些调查，询问他们的意见，然后成立了一个小组，他命名为精神病组，因为他的不少同事都认为试图写这样一种“可移植的”程序本身就是一个“疯狂想法”。

　　离盖茨微软办公室只有几英里的地方，大卫・卡特勒在DEC实验室里因为Prism项目的取消而心乱如麻。DEC担心他使已经一落千丈的实验室的士气变得更糟，于是让卡特勒在几天后搬到另一栋办公楼。即使他们会继续给卡特勒发薪，但他觉得他被隔离了，他打算离开DEC。他想立即辞职，但他在马萨诸塞州的老板却坚持让他守住，许诺说会给他在公司里安排另一个职位。卡特勒心里琢磨着：DEC只是试图“让我再开心一会儿，使我不至于在公司里到处捣乱”。

　　卡特勒被隔离的消息传出来了。1988年8月4日，麦沃尔德团队的一个员工冲到麦沃尔德在微软的办公室，这个员工曾经在DEC和卡特勒一起工作过，他告诉麦沃尔德一些小道消息：卡特勒最近的项目被取消了，他想离开DEC。

　　麦沃尔德把这个新闻又告诉给盖茨。“这简直是惊人的巧合，”盖茨说。他从没见过卡特勒，但是很了解卡特勒的事业，也在考虑要雇用他。“我太想要一个可移植的(操作系统)了，”盖茨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应该组成团队，而在于何时能组成团队去开发它。”

　　盖茨认为卡特勒将是领导这个团队的最佳人选，但他抑制住自己的热情。据说卡特勒桀骜不驯，且不容易合群。盖茨估计卡特勒的这些怪脾气会使他拒绝加入微软。但盖茨就是想吸纳他进来，于是他请第三方帮忙安排了一次见面。

　　卡特勒和盖茨间有着巨大反差。卡特勒，结实健壮，意识力坚强，蓝领家庭出身。他说话粗俗，还带着胡椒味;他举重，喝啤酒，不时以打猎为乐。相反，盖茨的背景则相当优越：出生于富裕家庭，贵族高中，哈佛，并快速地成了一名优秀的企业家。生活没有给盖茨留下伤疤。他的衣着就像大学二年级学生，假日里他阅读书籍，或者举行称为“微软竞赛”的夏日游戏：把朋友们分成不同小组来比赛，看谁能赢，项目五花八门，比如看看谁做的沙滩城堡最漂亮。

　　他们见面的那天，盖茨很热情地问候卡特勒，而且开始试探他的能力。“我听说过他，但是有意思的是，我过去所知道的都是间接渠道来的。”盖茨说，“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关于他的传说)是谣言。”

    盖茨很快就看出卡特勒是个颇具实力的人才。他颇感欣慰，和卡特勒聊起了自己的可移植操作系统的愿望以及该愿望是如何符合微软的前途。卡特勒并没有被盖茨的财富和权力震慑住，他并不掩饰自己对微软和其产品的轻蔑。他认为微软的代码写得很糟糕，而DOS，微软的皇冠之珠，简直就是一个玩具。他想给强大的计算机创造一个“真正的”操作程序――一个值得信赖的，能管理网络和处理大量信息的程序――总而言之，是DOS现在或将来无法超越的东西。

　　盖茨听卡特勒能这样说，非常高兴。这也是他自己对微软未来的一个大致设想。虽然在总的观点上，他们达成一致，但他们仍然有许多分歧需要解决：除非卡特勒可以从DEC带一打或更多的工程师来，包括一批计算机硬件工程师，他才愿意加入微软。盖茨很欢迎软件人员，可是微软不制造计算机，所以他不想接收硬件工程师。卡特勒拒绝把他们排除在外。“我喜欢做硬件，”他坚持道，尖锐地强调他宁愿自己组建公司，也不愿离开他的硬件团队。

　　会面结束后，麦沃尔德也赞成雇用卡特勒的硬件工程师，他说他们可以在微软制造一些硬件，这样公司做软件实验或优化一个新的操作系统也会容易一些，硬件工程师还可以建议客户如何设计个人电脑才能充分发挥软件功能。其实盖茨并不需要太多别人的说服，因为他太渴望得到卡特勒了，他把他看作是“为这个使命而生的人”，况且“聘用这些硬件家伙们的成本也能承受”。

　　的确，钱不是问题。微软的利润相当高，每投入1美元就能有25美分令人振奋的回报。另外，它给从DEC来的员工的薪水甚至还没他们原来的高(比如说卡特勒，薪水只有他原来的一半)。但公司的薪酬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微软给予了每个新成员许多优惠购买公司股票的权利，相对于当时的市场价，有15%的价格优惠。这些举措很可能使DEC的背叛者们变成百万富翁，如果他们在微软待的时间足够长，甚至四年或五年，长到他们完成开发可移植软件程序的任务的话。微软允诺卡特勒本人可认购许多股票，这使他觉得：“盖茨真的想要(我)去做这个。”

　　对卡特勒来说，这整个的报酬――股票认购权，自主选择他的核心团队和开发另一个重大的操作程序的机会――证明了他作为一名软件工程师和一位编程团队领袖的崇高的荣誉和丰富的经验。他四十六岁，已是软件行业的一匹老马了，却使盖茨更对他感到格外信任。全世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公司能充当卡特勒的老板。在DEC，戈登・贝尔助长了他的雄心;现在在微软盖茨也为他做同样的事情。卡特勒并不指望他和盖茨能完全磨合，但对盖茨给了他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他还是心存感激。他感到他身负另一个重要的工程，要担心的仅仅是盖茨也许会变化无常，取消掉他的项目或者恶意地用无休无止的要求来摧毁他。

　　其实盖茨并不能完全确定卡特勒真是微软下一代软件产品的制造者，他还不能预见那么远的未来。他只是“超乎想象地兴奋”，微软的二管家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说，“我们都手舞足蹈：卡特勒加入微软了!这简直难以置信――天堂里的绝配啊!”

　　卡特勒于1988年10月31日登陆微软。几天后，罗伯・索特(Rob Short)，卡特勒的首席计算机硬件工程师辞去了DEC的工作，成为第一位加入卡特勒新团队的成员。索特是爱尔兰科克人，也是卡特勒的最亲密的朋友。他在硬件领域的成功并成为佼佼者的道路是个非典型的例子。索特结束了他电子学方面的学业后，开始在爱尔兰高威市的DEC工厂工作。20世纪70年代早期，他搬到美国，白天在DEC上班，晚上则进修工程学和计算机学。一个晚上，他做完课后作业后，他把它打印出来，作业内容是关于汇编语言的一个程序。当他去拿打印稿的时候，他没找到，于是他又重新打印。当他再去打印机旁边时，他发现卡特勒在修正他的作业。想到这，索特突然笑起来，“他就是在玩我的家庭作业，”索特说，“这太搞笑了。”

　　1982年起，索特开始为卡特勒工作，他搬到西雅图实验室。两年之后，卡特勒便让索特管理计算机硬件设计了。

　　当要解决技术难题的时候，索特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但是他会很老练地和卡特勒相处，他能容易地看出卡特勒的情绪，也常常用一些俏皮话来缓解他快要爆发的脾气。虽然索特对卡特勒十分忠诚，但他也意识到他将在微软开始的重要的旅程也许会令他和其他人筋疲力尽。“戴夫的领导风格是他自己做大量的工作，也促使其他人做大量的工作，”他说，“有意思的是，真的是很复杂的技术活也不能让他慢下一点点。不管有多复杂，他总是用同样的速度进行。”

　　在一名安保人员的陪同下，索特离开了DEC的大本营。他驾车来到微软的企业园区，这个企业园区能盖24栋大楼(那时侯公司只有不到10栋)，有好几个操场和慢跑道，一个图书馆，足够的停车位，还有很多自助餐厅。办公楼建得不高，颜色较深，风格朴素。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公室，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装修。每幢楼的侧楼里，都有装满冷果汁和软饮料的一整墙面那么大的冰箱，员工们可以免费地随便喝。比如说，麦沃尔德每天至少要喝6大盒轻怡百事可乐。他的朋友开玩笑说，“他是纽特牌甜味剂永远不会有致命量的活证明。”

　　索特在微软园区弯曲的道路上行驶着，他来到二号楼，走进去，打量着陌生的环境。他突然怀念起DEC来，“我们在DEC有漂亮宽敞的办公场所，有我们自己的目标，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发现卡特勒独自坐在楼上的一间办公室。卡特勒还没有给来访的客人用的电脑或椅子，他看起来也不自在。于是索特坐在地上。两个男人互相瞧着对方，大笑起来。然后索特说：“也许，这将是个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