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阿两国交恶以后 中国使馆发现窃听器

    1978年7月7日，作为对中国外交部致阿尔巴尼亚大使馆照会的答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于1978年7月29目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即公开信)。该信标志着中阿关系的公开破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两国关系就是霍查所说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
   
    霍查的“反击”
   
    其时，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马力，他本人甚至不顾有病，亲自披挂上阵，对我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对我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诽谤，恶毒攻击“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中国从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是想当超级大国”。攻击邓小平1978年访日“是为加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联系服务的，邓对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提出了友谊的保证”。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是为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战线服务的”。诬蔑中国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展关系是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指责我国停止对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
   
    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区选民发表讲话，竟然公然把中国列为 “主要敌人”。他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领导，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记得“四人帮”倒台后的4个月里，阿尔巴尼亚一直对这一消息严加封锁，只字不提，而阿通社的《内参》却做了充分及时的报道，转载了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有关社论和文章，并在党内下发了通报、进行了传达。
   
    霍查对中国的攻击面之广，就连我驻阿大使及其他人员都不放过，胡说什么中国武官和新华社记者都是“中国间谍”，居然诬蔑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务部门派过来的，等等，不一而足。至于许多对华友好的人士，那就更没说了，统统 “定性”为“中国间谍”，重则被投入监狱，轻则被解职后下放劳动。
   
    对于霍查疯狂反华，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说：“大人不见小人怪。”随之，我国对阿尔巴尼亚采取了“四不”方针，即：不过于重视、不予置理、不与之论战、不主动恶化关系，赢得阿国百姓的同情。
   
    “七七照会”之后，在国务院领导下，中国有关部门和中国驻阿使馆齐心协力，在很短时间内，利用尚未停航的中国民航班机将全部援阿人员和留学生撤回祖国的首都。当我方宣布被迫撤退专家时，阿当局虽大造舆论，对中国大肆攻击，但阿广大民众和基层干部对我方专家依依不舍，他们感激中国的无私援助，怀念中阿友谊。他们中有的甚至失声痛哭，有的指着挂在墙上的霍查像偷偷地说：“这个人坏极了。”撤离过程中，专家招待所的服务人员仍然对我方专家彬彬有礼，服务周到；当我方专家撤离的车队驶离驻地时，恋恋不舍的民众无声地站立在街旁，一些小朋友频频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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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使馆新馆发现窃听器
   
    1983年，中国新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郗照明抵达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首都）。刚一下飞机，前去迎接的阿政府外交部礼宾司长就迫不及待地对他说，阿方已为中方修建了新馆，希望在3日内搬迁。大使听了十分突然，当即表示反对搬迁，这位司长未作任何表示，连声招呼也没打就离开了。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使馆原址靠近阿党中央和部长会议所在地，阿方即使在两国关系好时也一直对我方起疑，担心中国对它搞什么动作，老早就想把中国使馆迁走。根据原来的计划，新馆址在拉纳河北岸，与新华社分社、中国专家宿舍同在一个区域，以便于对中国人统一管理。新馆实际上已经建成，在当时的外国使馆中当属最大、最好的，但两国关系一坏就泡汤了。新馆的前半部分改作了阿外交部，后半部分改作阿贸易部，新华社分社新址则成了阿通社，中国专家宿舍先是改作对内旅馆，后又成为环保部的所在地。
   
    过了一个多月，郗大使到阿方新给的馆舍去查看了一番。新馆设在使馆区的最北部 “斯坎德培大街57号”。郗大使等查看后认为，新馆舍根本不具备对外活动、办公和生活的必要条件，随即向阿方提出，新馆舍的院落、大厅、厨房、锅炉等10处必须进行改造，并强调在改造好之前，谈不上搬迁问题。在我方多次据理交涉之后，阿方原则接受了几项主要的改造方案，经半年多的施工，基本达到了要求。考虑到两国关系冷淡，以及阿方要我尽快搬迁的情况，为了安全保密和节省经费开支，使馆决定，由全馆人员和临时来馆修缮的工人于1984年内自行搬迁，不雇用阿方一人一车。
   
    新馆舍院落原是一片废弃的水泥操场，四处坑坑洼洼，砂石裸露。经大家日夜奋战，把原馆的无核橘树移栽过来，用老馆的肥土造出一片橘园，用废弃的钢管搭建了一条葡萄藤通道，三面移栽了翠竹，凡是裸露的地表都栽种上了麦冬草，还人造了一小块菜地。几个月后，新馆一片葱绿，花草树木错落有致，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
   
    郗大使自抵达地拉那机场，阿礼宾司司长提出要我搬迁馆舍之时起，就预感到阿方对新馆舍可能做了一些手脚，随即报告了国内，并要求派安全保密检查组来馆进行检查。当年国内派不出人来，直到1985年4月才派了一个检查组，开始用仪器对馆舍进行扫描，未发现异常。但在装修机要保密室墙壁时，检查组在靠近地面处发现一根塑料细管，便小心翼翼地深挖下去。在墙体的深处，发现了用高标号水泥和钢筋包裹着的窃听器装置。更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这种有线窃听装置竟是“MADEINCHINA（中国制造）”!安全保密组的人员轮流作业，顺藤摸瓜，循着窃听缆线挖下去，先后在机要室、研究室、商务处、会议室、大使官邸等处总共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全馆。
   
    挖窃听装置的工作非常艰巨，需要门窗紧闭，把敲凿声降低到最小，以免引起阿方无理阻挠。尽管如此，阿方从我们挖第一枚窃听器起就引起了警觉，在使馆的四周，加派了便衣警察进行昼夜监视。外交人员服务局人员 (实为内务部特工）几次以检修电话线路和输电线路为由要进入我馆，均被我方拒绝。此计不成，阿政府外交人员服务局副局长把大使召到他的办公室，提出要派人查看我馆的建筑结构，又当即被大使严正拒绝。与此同时。阿方对使馆人员进行了严密监视，我馆人员外出，阿方都派人跟踪。我方对其安放窃听器的行为，并未提出交涉或予以曝光，而是按照我方一向具有的 “大国心态”，不加声张地拆除了之。我则写了一份内参，及时报告了国内。
   
    为了把挖窃听器的情况实录下来，作为历史性的见证资料，使馆派我和一名外交官，开车前往我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借来摄像机，将挖掘的全过程、窃听装置及缆线等都完整地录制下来。之后，将录像带、窃听装置、部分缆线通过外交信使邮袋送回国内。国内有关部门将这些实物和录像，作为对出国人员进行保密安全教育的生动教材。 （摘自《“山鹰之国”亲历》 王洪起/著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