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国大学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官场”

于立生/“中国大学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官场!”“我反对第一流学者当领导!有的学者当了领导还在做学问,乱套了!”10月11日,着名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莅临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与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蒋述卓、中大人文学院院长陈春声共同出席广州大学学校文化建设论坛。陈平原以一个人文学者的身份“反省”当代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其独到的见解、新锐的观点不时引发现场阵阵掌声。(据10月12日《新快报》报道)

陈平原说:“我反对第一流学者当领导!”,并非新见,当年“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曾对邀其担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刻退后作揖;陈平原称:“中国大学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官场!”,也不够直截,中国大学不是“像官场”,而是本来就是官场!

如不然,何来“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副厅级大学”之行政标签?如不然,何来“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之怪诞现状?当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纵拒不了蒋介石“训话”于门外,亦可不安排“欢迎如仪”,――声称:“大学不是衙门!”;当年清华可以出学生“三赶校长”之壮举,而今哪来此等事?哪一个大学校长,不是一纸行政命令,高来高去?何干师生半点事?

陈平原称:“大学学人应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说的很对!仿而言之:大学亦应有自己的精神,自己的特质,亦即: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学、学生自治……,亦即当年蔡元培所循“世界大学通例”!而观乎今日之大学,各种资源为权柄在握者把持,甚至有大学行政人员多过教职员工,教授也要仰行政人员鼻息行事,学术委员会形同虚设,……何谈“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学”?前据10月9日《新京报》报道:“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开学后作出规定,不允许大一新生自备电脑。校方称,此举可以防止新生沉迷电子游戏。”,一副行政管理思维,视学生自立尚且不能,大一成高四,更何谈“学生自治”?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改革开放之初,1977年,邓小平提出此语迄今已三十年矣!我在一篇旧文中曾写到:“只有做到对于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充分尊重,才是对知识分子真正的尊重。……学术领域的事,必须由知识分子说了算,知识分子基于科学精神的制度安排说了算”(《学术水平如何,谁说了算》,《新京报》2005年9月21日),而今日之大学中,本应为大学主体的教师、学生,却成附庸,却为“圈养”,这样的大学,如何不是官场?!

清华故校长梅贻琦曾讲:“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家耳熟能详;而今却偏成“大学者,非有大师之谓也,有大楼之谓也。”,正如陈平原――“几年下来,(大学)唯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只有建筑。当今中国大学的好处就是房子盖得漂亮。”――一语“笑”四座!自上世纪末扩招启动以来,各校大肆圈地,大兴土木,蔚然成风:天价校门,甫见报道;超级电梯,又上新闻。然而想当年,组并于全面抗战、硝烟弥漫中的西南联大,经济窘迫、掣肘犹多,尚且砥柱中流,涌现出吴大猷、闻一多、华罗庚、李政道、杨振宁、殷海光诸多大师;今日之大学在大兴楼堂馆所的“财大气粗”之下,又出了些什么呢?以学术研究论:学术泡沫充斥,教授剽窃屡闻……;上海交大高教研究所最新发布的,采国际认可的学术成果与学术表现为主要评比指标的“2007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清华排167位,北大排228位,遑论其他?被海外学者讥议为“中国大陆不超过五个经济学家!”……以人才培养论:高教资源被稀释,教育质量逐年下滑,博士教育硕士化,硕士教育本科化,大一成高四……;新近《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52.9%的人认为现在读硕士研究生不值。”,又成热门社会话题……既魂之不存,大学精神不再,如行尸走肉也自并不为怪了;――国家的大量财政投入,民众勒紧裤腰带的被动投资,没被用到实处,用到遵循客观教育规律的教育事业发展上,而不过成了官僚大搞“形象工程”、腆颜为其所谓“政绩”涂脂抹粉的粉饼!然而犹是如此,教育部部长周济年初在海南大学调研时尚且表示:“近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一些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豪言壮语尚且喊的震天响,甚至如北大、同济等校尚如列出时刻表――表示于2015年还是20XX年实现,――直似不过时间问题,指日可待一样。

其实,“一流”还是“几流”,终究只是外在评价;还当以做好自身实事要紧;既为中国大学,还宜立足本土,着眼于建功业于国家!于民族!陈平原说:“蔡元培在政治、文学等多个专业都是二流或以下的,但他对每个学科都有涉猎,当校长是很合适的。”,然而就是这个“学术二流或以下的”的蔡元培,这个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奠基者的蔡元培,当年胡适的老师、美国大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曾经这样评价道――“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换言之,也就是,以其所主持下的北大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影响论,绝非当时“世界各国大学”所可比拟,又岂非――未必“世界一流”,而胜似“世界一流”!而观乎今日“财大气粗”大兴土木的中国大学的影响呢?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上的“建树”姑不谈了,3月9日《中国青年报》有调查显示:“中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到2500亿元。而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说‘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目。’‘除去银行贷款,许多债务是通过工程建设方垫资和一些单位的投资,保守估计高校债务4000亿元。’,――债务黑洞,填之不尽!而与大学扩招、大兴土木齐飞则是大学收费,连年突增猛进,以实际支付能力论,早比世界最高的日本还要高3倍,――大学没有”世界一流“,学费早已”世界超一流“!据报道:一个西部农村家庭35年的纯收入,才能够培养一个大学生,已严重影响民生,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学费致贫,已近常态;学费杀人,屡有所闻……民间没钱还债,有”拆床卖柜“之说;而今移植到吉林大学,则为”拍楼卖地“,然则又为谁的地呢?――亦正可谓新时代之新气象了!

58年,我们有“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亩产万斤,结果饿殍遍地,为祸甚烈。然而经济上之“大跃进”,为祸终究一时;而“教育者,百年之大计”:关乎国家之发展,民族之未来,――教育上“大跃进”,毒害也就更深!更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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