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众运动到运动群众
从群众运动到运动群众 | 冬川豆
明白人无需太多的解释，因为他们天生喜欢越过表象深入实质。不明白的人离开符号和标签就无法思考，犹如残疾人依靠轮椅。如果“千真万确的事实”扰乱了他们宝贵的标签，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斥之为谎言和阴谋，逃回自己舒适的轮椅上。事情大概只能如此，因为这就是世界的隐秘法则。
郭嵩焘（1818-1891，晚清政治家，湘军创建者之一，清朝首位驻外使节）对他的同侪说。他的意思是：洋人志在通商，交涉就讲通商好了。士大夫的认知结构出了问题，一定要用张邦昌和刘豫时代（北宋末年）的历史经验来判断李鸿章时代的利弊得失。
战争和仇恨与其说源于利益冲突，不如说源于决策者对利益的错误理解。他这种想法颇能投合十九世纪的天真和乐观，把人类想象得太理性了。
从后续的历史看，通商完全可以被想象和建构成战争的一种形式。“商战”的想象在张之洞时代进入学堂课本，很快就产生了抵制洋货的衍生物。
清末思想家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其中最早提出了“商战”理论。图片来源：凤凰新闻端
袁世凯政府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发现了这种超限战（动用一切手段，超越传统战争手段范围的战争形式）的好处。无形态群众没有责任能力，因此受害者找不到适当的交涉对象。徐世昌政府（1918-1922）在五四期间、段祺瑞政府（1924-1926）在五卅期间，都发现了同样的好处（袁将谈判信息泄露给新闻媒体，间接造成群众示威，以此向交涉对象施压。徐、段也是这么干的）。
不过纵容暴民是一回事，自己组织暴民又是另一回事。北洋政府总的说来思想不够解放，只有国民革命才能实现群众运动的全面升级和专业化。
这里我们必须纠正一个常见的误解：抵货运动不是简单的宣传鼓动，更不是理想主义者所能胜任的工作。宣传鼓动很常见，理想主义者（或业余爱好者）也很常见，但影响历史的可能性几近于零，也不大可能得罪任何人。
保路运动的反外资宣传如火如荼，但真到了捐款赎回路权的时候，募集的款项连办公费用都不够。外国银行家和列强从来不曾反对大清臣民自己集资，根本没有形成冲突的可能。老舍和他的同事下乡鼓动农民抵制日货，得到的答覆只有两个字：“便宜”。
鲁迅则用他特别喜欢的那种阴恻恻的语调说：对于那些质量坏要价高的奸商，抵制洋货可真是件好事。
真正有效的抵货运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刑事犯罪是其中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环节。没有当局的默许，根本不可能展开。
Paul S.Reinsch（1869-1923，是美国政治学家、外交家，1913-1919为美国驻华公使，著有《远东的知识和政治潮流》、《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等）见证了五四运动的场面，将学生领袖称为“群众运动警察”。（如果将这个乏味的名词翻译成当时社会常说的“丘九”（1949年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版的《新名词辞典》内的"丘九"定义：“五四运动后，学生参加社会斗争，每不免有鲁莽的行为，一般人认他们不亚于任性的军士，称之为丘九，盖喻其堪与丘八（军士）相伯仲也。”），或许更能传神地表达观察家的真实感受。）
纠察队封锁和搜查商店，连路边小贩的草帽都没有放过。如果发现日货，当场予以没收。如果这种事情由冯国璋和张勋的士兵做出了，受害者肯定会向大帅投诉。既然爱国群众没有名字和领导，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受理业主的控告了。
北京人上次领教这样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还是在义和团的时候。店铺不堪骚扰，纷纷关门大吉。爱国群众于是转而搜查路人，扣押他们随身的洋货。如果有人太喜欢全身穿满外国时髦品牌，那对他真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私刑者的战利品很快就堆积成山，引起了林则徐在广州曾经面对的爆料或谣言：“丘九”将他们不准商人贩卖的货物廉价卖给外地人和乡下人，用这些钱支持他们的运动。他们为了辟谣，采取了林则徐曾经采取的做法：在街头点起火堆，公开焚烧日货。
五四运动中的焚烧日货。图片来源：凤凰新闻端
C.F.Remer（美国经济学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著有《中国的经济》、《中国国外贸易》、《外人在华投资》、《中国抵制外货研究》等）指出，1925-1926年是抵货运动的转折点。
北伐胜利，党国肇造。革命政权决心对社会各阶级重新格式化，要求工会、商会和学生会的领导层加入国民党，在社会活动中接受党部的统一领导。
济南事件发生后，《中央日报》重磅推出的标题是：“万众愤慨日军到来，全心归于党的领导”。
如果不加注释，粗心的读者很可能以为这段纪录出自联共（布）党史。（其实是《剑桥中华民国史》中的一段。）
北洋政府暗中支持、公开守约的态度变成了卖国的罪证，卖国贼自己的财产也遭到没收。新政府公开反帝，将抵货运动纳入党部的统一领导。斗争的激烈程度立刻升级，群众开始对商人行使私刑。
后来被认为属于红卫兵特征的羁押、游街、羞辱、殴打都已经在这时出现，有的“奸商”甚至被失控的群众打死。
两者的严重程度和波及范围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明智的观察者肯定懂得见微知著。王国维看到革命群众僭取了私刑处死的权力，就知道后浪肯定会比前浪更加激烈。最初破坏游戏规则的青年革命者，在自己的暮年大抵沦为失败的反动者，往往使粗心的读者忘记，他们在年轻扮演过完全不同的角色。无论党派还是个人，都是这样。
抵货运动是日本人所谓感情炼金术的经典案例，就是要开发和收割群众感情上的弱点，在痛苦和忿怒之间建立错误的因果关系。
策划者如果足够精明，甚至能够自己损害群众，然后将群众被伤害的痛苦引向自己的敌人。专业的群众运动专家不同于外围群众，他们的功绩可以变现，构成加入国民党和党内升迁的资本。
刘和珍（1904-1926，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运动领袖，1926年3月18日在游行中被打死，后鲁迅发表散文《记念刘和珍君》，现名列中学生语文课本）如果不死，几乎肯定会像谢冰莹（1906-2000，民国著名爱国女学生、作家）一样，在北伐军政治部找到工作。如果在历次政治分裂中押宝正确，很有可能变成群众的引领者。当然，大多数人不可能一直押宝正确。他们或迟或早会在某一个阶段站队错误而牺牲，最后甚至可能因为失败而被塑造为跟自己完全相反的角色。
在这种可悲的游戏中，讲理基本上不起作用。
英国商人裴磊（时任上海英美烟公司董事）曾经天真地争辩：
“外商没有在中国建厂，是因为中国官员不可信任，只好利用上海的条约权利，或是依靠英国政府的保护在香港生产……工厂雇用了好几千中国人，他们享有优厚的待遇和良好的环境。如果抵货运动夺走了他们的工作，他们该怎样养活自己呢？中国人正在剥夺中国人的生计，让自己的同胞和他们的孩子受苦……公司用大笔投资增加了中国农村的财富，受益者数以万计……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这些“千真万确的事实”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历史已经给出了足够清楚的答案。
明白人无需太多的解释，因为他们天生喜欢越过表象深入实质。不明白的人离开符号和标签就无法思考，犹如残疾人依靠轮椅。如果“千真万确的事实”扰乱了他们宝贵的标签，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斥之为谎言和阴谋，逃回自己舒适的轮椅上。事情大概只能如此，因为这就是世界的隐秘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