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经济学说史及学派概要
何为经济学史？经济学史就是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并寻找规律，在心智方面所做的努力的历史。
为什么要了解经济学史呢？首先，如果仅仅根据最近的论著进行学习和研究，除非最近的论著本身能够反映出起码的历史面貌，否则不管它怎样严谨、缜密，怎样深入浅出，都不能阻止学习者产生一种缺乏方向与意义的感觉。不管哪个学术领域，如果不知道以前的问题和方法。那么对现在的问题和方法的意义和正确性就不能充分加以掌握。其次，我们的头脑很容易从历史的研究中受到启发，得到新的灵感。第三，经济学的题材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过程。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不同的事实和问题。仅就这一事实就足以使我们不能忽视经济学说的历史。以下概要地介绍一下经济学史及学派。
第一节 古典经济学形成前期的经济思想
欧洲文明一直是唯一能让世界其他地区马首是瞻的文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有强大的经济势力和思想观念，以及拥有其他人向往的东西。今天全球所有国家普遍运用的科学发现和科技都起源于它，欧洲文明的最伟大成就应归功于古希腊人。古希腊人堪称人类文明的祖先。如果我们去找哲学、艺术、文学、数学、科学、医学以及政治思想的源头，所有这些智识，都会把我们带回到古希腊。像通常一样，一切从希腊开始。古希腊人是第一个运用理性来系统地思考其周围世界的文明种群。希腊人最先试图深入思考和发现如何获得并证实关于世界的知识，而其他的部落和人民都倾向于将自然事件归因于神的跋扈和无常的古怪想法。
欧洲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希腊人，古希腊的两个哲学传统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西方人的思想，它们就是柏拉图(公元前428年─公元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两人的思想传统。在这些文明遗产中，经济分析只是其内容微小的成分，而且并未取得独立的地位，甚至没有与其它学科相区别的标签。古希腊人的“经济”一词，仅指管理家庭的实际智慧。他们把经济推理与涉及国家和社会的一般性哲学思想糅在一起，很少为经济而研究经济。遗留给我们的希腊经济思想，只能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的思想脉络和话语片段。
一、柏拉图与他的《理想国》
柏拉图对于一个等级制的集体主义乌托邦的寻求，在他最著名的著作《理想国》中作出了经典的表述。在这部著作以及后来的《法律篇》中，柏拉图阐述了他理想中的城邦轮廓：由哲学王及其哲学同伴来维持右派的寡头统治，据认为这样可以确保由社会中最好和最聪明的人实行统治。在这种强制性的等级制中，处于哲学家之下的是护卫者，即士兵，他们的任务是侵犯其他城市和国家，同时防备他们自己的城市被外部人所侵略。在他们之下则是人民，即由受到鄙视的生产者构成的主体：包括劳动者、农民以及商人，他们生产出供贵族式的哲学家和保卫者生活所需的物质产品。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实际存在着的两个统治阶级，即思想家和护卫者，被强迫生活在纯共产主义制度下，没有私有财产，一切都归公共所有，包括妇女和儿童，精英们将被迫生活在一起，吃大锅饭。按照身为贵族的柏拉图的观点，由于货币和私人占有，只能败坏品德，所以必须使上层阶层拒绝它们。在精英中间婚姻的配偶，必须由国家来严格地挑选，婚姻被假定将要按照在畜牧业中已知的科学繁殖规则来进行。如果任何哲学家或者护卫者对于这种安排感到不愉快，他们必须使自己明白，与城邦整体的幸福相比，他们个人的幸福将是一文不值的。
柏拉图把他的理想国设想为一个小城邦，其公民数目尽量保持不变。一切经济及非经济活动都是严格规定的。战士、农民、工匠等等都组织在永恒的社会等级之内，对个人的生活实行严格的管制，包括限制个人财富和严格限制言论自由。他的理想国承认领导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的本质应该是一种集体主义生活的理想化设计。理想国的等级制度根源于对某种分工的必要性的认识。他强调的不是分工本身所引起的效率提高，而是由于分工使每个人专做最适合他性格的工作而带来的效率提高。这种对人们能力内在差别的认识值得指出一下。
正是在阐述其对于集权主义的经典辩护的过程中，柏拉图对真正的经济科学作出了贡献，他第一次详述和分析了社会中劳动分工的重要性。由于他的社会哲学是建立在阶级之间必然分离的基础之上，柏拉图又进一步说明这样的专业化是根植于基本的人性，特别是它的多样性与不均等性特征。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专业化的出现是因为“我们并不全都一样，在我们中间存在着很多的人性多样性，它们将适合于不同的职业”。由于人们生产不同的东西，各种物品自然要相互交换，从而专业化必然要导致交换。帕拉图还指出，这种分工将会提高所有物品的生产量。然而，柏拉图没有看到按照道德来对各种职业划分等级会存在任何问题，他把哲学当然得排在最高等级，而劳动和贸易则被置于肮脏或卑贱可耻的地位。
在公元前七世纪初期，伴随着在吕底亚铸币的发明，金银作为货币来使用，获得了极大的发展，铸造的货币迅速地在希腊普及开来。《理想国》自然也就提到了货币，柏拉图认为货币是一种便利交换而设计的一种符号。但由于他坚持对赚钱、贸易和私有财产的反感，柏拉图居然反对把金银作为货币来使用。他不喜欢金银还主要是因为它们充当了所有人都接受的国际通用货币。由于这些贵金属的普遍被接受和存在，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金银对于统治者对城邦的经济与道德管制自然就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威胁。柏拉图要求实行一种根据政府法令发行的通用货币，对于从城邦外部输入黄金处以高额财产罚没，所有与外币打交道的贸易者和劳动者，都将被剥夺公民权。
柏拉图所追寻的一个有秩序的乌托邦的标志之一，是为了保持有序和可控制性，它必然要保持相对的静止状态。而这将意味着只能存在微小的甚至为零的变革、创新或经济增长。柏拉图预见到了某些当今的知识分子对于经济增长的不满，并且其理由是相似的：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担心由统治者精英掌管的国家的支配地位会发生崩溃。努力使一个静态社会凝固化的突出困难，是人口增长问题，所以柏拉图要求冻结城邦的人口规模，使其公民人数限制在5,000个农业土地所有者家庭的水平上。
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与《伦理学》
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全部内容对于中世纪的鼎盛时期以及中世纪晚期的经济与社会思想曾经产生了强烈的甚至是占支配地位的影响，而这个时期的经济与社会思想家则将他们自己视为亚里士多德主义者。
尽管亚里士多德沿袭希腊人传统，蔑视赚钱行为，并且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但他却提出了一个赞成私有财产的有力证据。也许是受到德谟克里特有关私有财产论政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发起了一个对于柏拉图所要求的统治阶级内部共产主义的有力攻击。他谴责柏拉图通过共产主义来实现国家完美统一的目标，指出这种极端的统一是有悖于人类多样性的，也是与每个人通过市场交换所获得的互惠利益相矛盾的。亚里士多德进而逐一地将私有财产与公共财产作了对比。首先，私有财产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因而将导致进步。由大多数人公共所有的物品将很少受到关心，因为人们主要是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必然会对他们自己所有的财产倾注最大的热情和关心，而忽视他们可能会搪塞掉的对其他人的所有责任。其次，柏拉图关于公共财产的证据之一是它有助于社会和平，因为没有人将会嫉妒或试图掠夺别人的财产。亚里士多德对此反驳道：公共财产将导致持续和激烈的冲突，因为每个人都将抱怨他比其他人工作更努力而得到的却更少，其他人干的少却从公共储蓄中拿的多。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声称，并不是所有的犯罪或革命都是由经济动机所推动。再次，私有财产显然是牢固植根于人的自然本性；第四，所有财产已经存在并且遍布各地。对社会强加一种公共财产，将是对人类经验的漠视，并且将会导致新的未经检验的结果。取消私有财产所产生的问题远比你所企图解决的问题多得多。最后亚里士多德指出：只有私有财产才能赋予人民按照道德原则行事的机会，公有财产的强迫将会摧毁这些机会。尽管亚里士多德批评赚钱行为，但是他也反对任何对于个人积累私有财产的限制，而这正是柏拉图所拥护的。
虽然亚里士多德强有力地捍卫私有财产，并反对财富强制地实施限制，然而作为贵族的他也像其前辈一样，完全蔑视劳动和贸易，特别是像零售贸易、商业、运输以及劳动雇佣这类活动。亚里士多德对于零售贸易，怀有一种特别的敌意，货币交换被他谴责为不道德和不自然的，可他又赞赏通过互助和相互的给予与获得而将城市结合起来这样一种交换网络。这使得亚里士多德的经济著作在思想一致性上很差。这种混乱也体现在他关于货币的讨论中。一方面他认识到货币的增长极大地便利了生产与交换；另一方面，他也看到货币作为交换媒介代表了一般性需求。然而亚里士多德由于从道德上谴责贷放货币以获取利息是非自然的，为后世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像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是敌视经济增长并且偏好一种静态社会，这些都与他反对赚钱和积累财富的思想相吻合。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讨论了私有财产、共产主义和家庭。他认为人类“自然的”不平等是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由于先天的品质，有些人注定被统治，有些人注定统治人。但他也承认有“非自然”的“非正义的”奴隶制现象，例如把战俘一律贬为奴隶时发生的情况。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中，寻找着一种定价的公正原则，就是一个人的予取必须“相等”，即在参加物物交换或买卖时，当事双方必定有利可图。他认识到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不同，并且交换价值是从使用价值派生出来的。
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货币理论与柏拉图的不同。其内容是说，任何非共产主义社会的存在，都牵涉到货物与劳务的交换。最初这种交换“自然地”采取以物易物的形式。但是需要别人货物的人可能没有别人所需要的东西，因此常常不得不接受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以便于通过进一步的交换获取他真正需要的东西。明显可能的方便会诱导人们默契地选择去一种商品作为交换的媒介。亚里士多德已经指出，有些商品例如金属，比其他商品更适合这种职能。他谴责利息，视其为“高利贷”。其理由是，货币只不过是交易的媒介，转手之间就增值是毫无道理的。
三、亚里士多德时代以后的斯多葛学派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经济思想的巨大迸发仅仅维持了两个世纪，即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并且只限于在希腊。世界其他地方以及在这两个世纪以前和以后的希腊，基本上都是一片经济思想的荒漠。在伟大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印度的古代文明中，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贡献。
另一个值得注目的事实是：虽然在这些文明当中很少或完全没有经济思想的出现，可是其经济制度，诸如贸易、信贷、采矿、手工艺等等却往往是有了长足发展的，甚至超过了希腊的发达程度。这给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一个响亮的耳光：它表明经济思想和观念并不是简单的地作为经济制度发展的反应而出现的。
亚里士多德达到了古代经济思想的顶峰，就像他在古典哲学中的地位那样。在亚里士多德去世以后，经济理论发展走向衰退，到了后来的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时期和罗马时代，经济思想则是一片空白。
在亚里士多德以后，最有意思和最有影响的希腊哲学流派是斯多葛学派，其创立者是来自塞浦路斯岛上克利丘姆的芝诺(公元前约336─公元前264年)，他在公元前300年左右出现在雅典。他在漆彩的柱廊下讲学，在那之后，他和他的追随者被称为斯多葛学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来自希腊本土以外的东方人。斯多葛主义存续了500年，它的最重要影响从希腊传播到了罗马，在耶稣降生后的头两个世纪聚居于罗马而不是希腊。将斯多葛思想从希腊传到罗马的是著名的罗马政治家、法学家和演说家马尔乌斯·图里乌斯·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它使得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学说极大地影响了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的罗马法学家，因而帮助形成了后来广泛渗入西方文明中的罗马法建构。西塞罗影响的确立是由于他是第一个用拉丁语写作的斯多葛学派成员，因为拉丁语是罗马法以及直到17世纪末的西方所有思想家和作家所采用的语言。罗马法深刻地影响和渗透到了西方后来的法律发展。罗马的私法在西方世界第一次详尽阐述了绝对的私有产权观念，每一个所有者都有权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他的财产。由此又产生了自由签约的权利，因为合约被解释为财产权利的转移。罗马人还建立了商法。罗马法强烈的影响了说英语国家的普遍法，以及欧洲大陆国家民法的形成。尽管如此，斯多葛学派和罗马人对经济思想却没有做出什么富有意义的贡献。
第二节 民族国家的兴起与重商主义
一、专制国家经济的产物：重商主义
在14世纪至15世纪，随着西欧教会分裂和封建战争割据的持续发生，区域君权不断强化，民族国家初步形成。15世纪末，西欧封建制度逐步瓦解，代表新兴政治力量的民族国家产生，君主统领一切政务，地方独立的小国逐渐被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民族国家所统一和代替。 民族国家形成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和军事统治。中央政权稳固并扩大后，必然对内寻求各种资源和力量的整合；对外则与其他国家统治集团展开争夺，发动战争成为家常便饭。在这样的一种时期所有国家最为关注的事务就是准备并进行有效的战争。 因此，如何积累财富为战争做储备，成为当时各国统治者思考和判断问题的基本逻辑。 各民族国家的统治者认为，国家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金银储备，这是进行对外战争以及对内政治活动的基础。所以，获得金银货币，使本国比其他国家占有更多的金银，成为各国财政与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基本途径就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的首要政策目标是提高政府的财政税收能力，其基本手段是保护国内货币不使其外流，同时对外扩张以增加货币财富。为了满足政府聚敛财富的需要，扩大外贸出口获取域外境外的货币财富，扩充本国政权财力为战争储备力量。这成为重商主义整个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政策体系的逻辑起点。
在上述前提下，财富增长的途径一般有两种：金银的开采和对外贸易。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贵金属矿藏储备，就只有通过经商贸易或海外掠夺来获得金银。在重商主义逻辑下的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显然是截然不同的：国内贸易只是货币从一部分人手里移转到另一部分人手中，并不能增加货币量，结果只是财富在不同人员之间的分配，整个国家政权的财富总量并没有增加或者减少；而对外贸易就不同了，当货物输出量超过输入量时，即取得对外贸易顺差时，就会让金银流入，从而增加本国的财富。 这必然导致一种零和博弈，因为在国际贸易过程中，不可能所有国家都同时拥有贸易顺差。在一定时期内，金银总量是固定的，一个国家政权的收益必然是另一个国家政权的付出，一国财富的增加就是另一国财富的损失。所以，互相有敌意的国家之间、政权性质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必然是一种“零和游戏”。
为了保证贸易顺差和扩大国际市场，重商主义国策必然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对出口商品实行奖励，即实行“奖出限入”的外贸政策。 其中，“奖出”方面的政策措施包括：奖励制成品出口，对本国商品的出口给予补贴；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在商品出口时，将企业原先缴纳的税收部分退还给企业；如果是进口商品再出口，则退回该商品在进口时所缴纳的全部或部分关税。 在“限入”方面主要是实行保护性关税政策，比如禁止某些国外商品的输入尤其是奢侈品的进口；对某些制成品的进口征收高额关税，但对原材料性产品进口则免税。
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是强调一切经济活动都应服从于本国政权战胜外国强敌这一最高目标。因此重商主义在政治上必然反对封建割据，主张实行中央集权，提倡国家主义经济和民族主义经济。特别强调政府的作用，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活动，为积累货币财富和发展对外贸易采取各种措施，如对进出贸易实行垄断，鼓吹扶植所谓“民族工业”发展，实行低工资政策以降低成本等等。
重商主义是一种熔财富聚敛、贸易保护、工业扶植、政府干预等于一炉的典型的国家主义经济思想体系。重商主义经济思想体系并不需要依靠精致或花哨的理论来登场，它天然地适合于新兴的民族国家的统治阶层。任何热衷于权力与规模膨胀的政府都会热衷于通过高额的税收和高额的支出来达到目的。卡特尔化的企业公司、垄断性的行会是专制集权者的最爱，它们并不特别需要一种理论来为其垄断本质辩护。限制进口补贴出口也无需理论解释。考察重商主义经济思想的要害，着眼点不应是其经济理路的谬误，而应是在导致重商主义经济体制的国家政治制度层面上。
重商主义思想并不是为商人服务的，而是为国家政权服务的。在这一点上，重商主义的出发点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完全是对立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主张私人利益最大化，它是为个体服务的；重商主义则致力于国家利益最大化，是为国家服务的。最后，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国际贸易的双边或多边关系中，如果其中一方长期坚持重商主义国家行为的话，则根据零和博弈的特性，对方国家无论性质如何，只要止损就必然以重商主义的对等贸易举措来还击。
二、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与重商主义
在欧洲中世纪晚期，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爆发，典型的像班诺克本战役（1314年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战争）、福格哈特战役（1318年苏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战争）、克雷西会战（1346年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普瓦捷战役（1356年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瓦斯卢伊战役（1475年摩尔多瓦与土耳其之间的战争）等。
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是其各统治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原本是为了争夺利益而发生，但战争的结果却往往是事与愿违、南辕北辙的。战争实际上就是“烧钱”，战争规模越大，时间越长，需要的金钱就越多，军费开支就直线上升，利益损失也就越大，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1651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项重要法案──《航海法案》，这项法案规定：凡是从欧洲运往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或商品生产国的船只运送；凡是从亚洲、非洲、美洲运往英国或爱尔兰以及英国殖民地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或英属殖民地的船只运送。 英国出台《航海法案》的目的是限制外国船只对英国通商贸易的竞争，从而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保障英国本土经济的发展。在这些规定下，对由外国船只运输英国的货物，或者被宣布为非法，或者被课以重税，实际上是将外国商人排除在英国贸易渠道之外。 英国《航海法案》的颁布实施对当时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影响最大，给荷兰的海上运输以沉重打击。荷兰为此耿耿于怀，十分不满。 就在《航海法案》颁布的第二年即1652年，便爆发了第一次英荷战争。这次战争在1654年结束，荷兰战败，被迫接受英国《航海法案》的各种规定。在此之后，1665—1667年和1672—1674年，又发生了两次英荷战争。 在三次英荷战争中，双方各有输赢，但最终还是英国占了上风。从此，荷兰商船逐渐退出驰骋了近一个世纪的茫茫海域，英国成为海上贸易的新霸主。
英国的《航海法案》以及由此引发的英荷战争，实际上是当时各国政权以民族国家形式实施专制统治的必然走向。国家政权的专制性质必然以统治集团的利益为核心诉求，画地为牢、以邻为壑地排斥和防范其他的另外的国家统治集团。由此，在经济上的重商主义思想与政策就是必然选项。在这个时期，各国之间以国家税区利益为争夺为目标的冲突与战争时有发生，除了英荷之间的战争外，法国于1667年颁布税制规定，几乎对所有进口货物都要征收高额关税，目的是排斥从荷兰和英国进口商品。法国的做法也引起荷兰和英国的强烈不满。1672年法荷战争爆发，这场战争直到1678年才结束，最终法国获胜；英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也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直到18世纪末两国之间的关系才趋于缓和。
三、重商主义的国家实施案例
1.法国的科尔贝尔重商主义
法国在17世纪成为顶尖的专制主义民族国家。在16世纪最后40年，破坏性的宗教战争削弱了法国里昂和南部的朗格多克地区前途光明的布匹贸易和其他商业及产业。除了破坏、杀戮以外，战争导致的高税收也削弱了法国的经济增长。随后号称政治家的党派上任承诺结束宗教纷争，开始了没有约束的皇家专制主义统治。1581年，国王亨利三世命令所有法国工匠联合起来组团加入行会，强制执行行会的规则。除了巴黎人和里昂人之外的所有工匠都被迫留在其当时所在的城镇，这种方式使得法国工业不再具有流动性。1597年，亨利四世重新制定并且巩固加强了这些法律，对其进行了彻底实施。此外，法国政府还特别补贴奢侈品生产，将扩张中的产业利润转移补贴给薄弱的产业，这意味着资源将从新的大规模生产行业中的削减成本型创新转移到如玻璃、挂毯等高成本的手工工艺领域。日益强大的法国君主和贵族阶级是奢侈品的主要消费者，因此他们对于鼓励奢侈品产业发展、维持奢侈品质量特别地关注，而价格显然不是他们考虑的主要问题，因为王室和贵族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靠强制征税生活的。在17世纪对法国经济强加的众多商业限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生产和贸易强制执行的质量标准。这种强制性束缚甚至阻碍了对于工业发展十分必要的创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发明于17世纪初的织布机，它最初主要被用于生产奢侈品丝袜。当织布机开始应用于生产更面向大众消费的毛纺织品和亚麻制品时，手工编制者要回避这种有效率的竞争，就去说服统治者禁止织布机用于生产丝绸以外的任何商品。
法国的所有这些重商主义思想倾向在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时代达到高峰。科尔贝尔年轻时就加入了法国的中央官僚机构，在1651年时成为一位为皇室服务的重要官僚，在专制独裁者路易十四治下历任财政大臣、商业大臣、国务卿等高位。柯尔贝尔忙于为各种垄断授予特权，无节制地补贴奢侈品生产，组建卡特尔(做大做强的央企、国企)，以及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体系。他还创建了一个强大的检查、标识和测量的组织体系，以便能够鉴别所有偏离国家法律详细清单的行为。这些强大的中央集权体系雇用了很多间谍和告密者，搜查所有违反卡特的限制和规定的行为。自然地，在间谍模式中没有人能够超然，他们也就互相刺探，包括官员们自己。对违反行为的惩罚，从没收和销毁所谓劣质产品到巨额罚款、当众斥责以及吊销营业执照，无所不用其极。
17世纪60年代从印度进口的新型印花棉布开始在法国广受欢迎，它们既可以被廉价的大众市场所接受，也可以用于高级时装。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毛纺、布料、丝绸和亚麻产业主都向政府愤怒地抱怨“不公平”，因此法国政府在1686年彻底禁止了印花棉布的进口及国内生产。1700年法国政府甚至极端地禁止消费印花棉布，政府的间谍歇斯底里地忙碌着窥探马车和私人住宅，刺探并捉拿穿用印花棉布的男人女人们。在这场风波中有数以千计的法国人死于穿用印花棉布：或被处死，或被袭击。将近一个世纪的禁止造成了法国印花棉布产业发展的完全停止，印花棉布企业家和熟练技工纷纷移居到荷兰和英格兰，增强了这些国家的印花棉布产业，而该项产业的发展却引发了18世纪英格兰的工业革命。
科尔贝尔时代之前，法国政府收入的大部分来自于税收，但在柯尔贝尔当政期间，对垄断的授权激增使得从垄断特权授予获得的收入占国家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执行最严厉和繁重的是对食盐垄断，皇家仓库控制全部食盐生产，并以四倍于自由市场的价格在居民中进行分配。土地税或实物人头税也是这个时期国家最大的单一收入来源。由于人头税对贵族免征，科尔贝尔费尽心力去查明所谓“虚假”的贵族和征税官的行贿受贿。土地税和消费税的负担沉重地落在了穷人和中产阶级身上，严重地消弱了储蓄和投资。从1640年开始，法国的经济已处于危险境地，法国王室征收的人均税收与当时的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所征收的数额相比，前者是后者的接近四倍。这使得人口是英格兰六倍的法国在经济增长上却远落后于英格兰。
2.英格兰重商主义的垄断特权
正是在16世纪英格兰开始迅速攀升至工业经济顶峰。英国国王所采用的重商主义经济制度和法律实际阻碍了这种发展，但最终却未能造成巨大危害，由于各种原因使得干预法令没有付诸实施。
几个世纪以来，原羊毛一直是英格兰最重要的产品，因而也是其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羊毛被大量运往弗兰德和佛罗伦萨制成精美的衣料。在14世纪初羊毛贸易就非常繁荣，达到年均出口35,000袋的高水平。如同所有专制政府的秉性一样，国家开始插足进来，实行征税、管制和限制。英格兰建立民族国家的基本财政武器就是就是对羊毛出口和毛织布进口进行征税。在14世纪40年代，爱德华三世国王把羊毛出口的垄断权授予几个商人小团体，条件是他们同意代表国王征收羊毛税。这种垄断权的授予排挤了程控制羊毛出口贸易的意大利和其他外国商人。然而到14世纪50年代这些垄断商人就破产了。国王因此把垄断权扩展到几百名商人组成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被称为“商站商人公司”。与所有垄断者的操行一样，商站商人公司强行压低英格兰羊毛生产者的价格，同时提高羊毛进口商的价格。垄断者们的惬意是建立在英格兰羊毛贸易被大幅损害的后果上的，到15世纪中叶，羊毛的年均出口量急剧下降到了只有8,000袋。
为了抵制这种进出口的垄断双向盘剥，英格兰的衣料生产被市场所催生和推动，16世纪中叶，一种新的毛织布生产形式在英格兰发展起来，不久便成为纺织行业的主导形式。生产规模达到每年要出口10万匹衣料，而之前两个世纪一直都是不到一千匹。新的技术生产带来新的产品对旧的市场垄断既得利益者带来冲击，他们纷纷求助于国家保护、寻求管制，以此来压制产业内的创新力量。作为回应，英格兰政府1555年通过了《织布工法案》严格限制织布机数量。然而大量的豁免瓦解了该法案的效力，而其他法定如限制最高工资、限制竞争也因几乎没有实施而形同虚设。
如上所述，英格兰最为突出的重商主义政策体现在国王普遍授予的垄断特权：在国内生产和对外贸易中，排他性的生产销售权力。在16世纪后半叶，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期间(1558-1603)，垄断权的设立达到顶峰，几乎没有一种具有公共用途的物品如煤炭、肥皂、淀粉、皮革、铁书、葡萄酒、书籍、水果等等不受到垄断权的影响。
第三节 新古典前期的先驱人物及思想
一、现代经济学奠基人坎蒂隆
现代经济学思想，即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及其分析，在17世纪市场蓬勃兴起之际就已经产生、创立并在逐渐发展之中。但很多人由于各种原因就莫名其妙地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经济学系统理论突然地就从亚当·斯密的脑袋里迸发出来，恰如经典物理学从牛顿的脑袋里蹦出来一样。即便是经济学家或称内行人，也很愿意相信从树上掉下来的一棵苹果催生了经典物理学的励志故事，自然也愿意相信“一只看不见的手”开启了现代经济学之门的奇迹。
奇迹可以有，只是它比《国富论》早了半个世纪；“经济学之父”的荣誉，也可以有，只不过它不属于亚当·斯密。早在17世纪路易十四专制时期的法国，受惠于市场的人们就开始发起了维护市场、主张自由贸易的反重商主义的思想运动。其突出人物是大主教费奈隆、自由主义思想家贝莱巴领主以及法国最知名的自由主义倡导者布阿吉尔贝尔爵士。而大致在同一时期的17世纪80年代，英国也诞生了伟大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洛克的财产理论以“自我拥有”与“合理占有”两个公理，确立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而现代经济学之父的名誉，应归于爱尔兰出生的法国经济活动家理查德·坎蒂隆似乎更为恰当。
18世纪30年代早期的某个时候，也许是1730年左右，这位成功的银行家和投机家用法语撰写了现代经济学的最早的著作《商业性质概论》。由于当时的审查制度，并没有正式出版，而是以当时流行的方式，被文学、科学和知识分子中关心思想前沿发展与当时现实问题的人士广泛阅读，直到20年之后的1755年才正式出版。
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是爱尔兰人，他的主要经历在法国，而且他的经济学研究以法国为对象，因此应列入法国经济学家的行列。他的伟大著作《商业性质概论》对经济学的价值、货币、利息、工资、企业家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深入研究。
在今天看来，在18世纪30年代出现的《商业性质概论》这样一部著作，就那个时代的经济学研究水平而言，坎蒂隆的思想体系的成熟和完整应算得上是一个奇迹。在他之前及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们，大多还没有专业分析的习惯或能力。比如威廉·配第虽然也写了很多经济学著作，但他的研究实际上是为政治服务而不是一种纯粹的科学研究，而且抽象分析很贫乏。而在英格兰理论家约翰·洛克关于利息及货币的著作中，尽管不乏分析的性质，但其关注的只是局部问题而未能建立一个关于一般经济问题的理论体系。而大卫·休谟虽然关注了众多的经济问题，但休谟的研究却是分散的。
《商业性质概述》从书名看似乎是研究“商业”(Commerce)问题的，但当时法文中的商业一词与今天所说的经济学同义，因此，该书实际是关于经济学问题的。《商业性质概论》包括了除税收外有关这个课题的一切内容。坎蒂隆论述的“商业性质”是指抽象掉各种特殊条件或因素的自然性质。即抽象掉各种具体商业的细微差别与历史制度差别来论述一般商业。同时他又不是空洞地推理，而是从日常实践经验中归纳出一般性结论。从方法论来层面来说这本书把抽象法与归纳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种抽象分析法被以后的经济学家沿用。仅这一点它的学术成就远在晚了半个世纪的《国富论》之上。该著作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实物经济；第二部分论述货币经济；第三部分是国际贸易。这样广泛的论题绝非以前和同期的小册子可比。它为以后的经济学论著勾画了一副蓝图，是对以前各种论述的一个总汇，称为“概论”恰如其分。
在若干基本假设或公理基础上应用抽象演绎构建理论体系，坎蒂隆是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人。有种说法将李嘉图说成是经济学抽象演绎方法的第一个实践者，这显然出于对坎蒂隆的忽视。而且坎蒂隆的著作不论是在方法应用的纯熟方面，还是在理论构建的严谨方面，以及在理论研究的深刻及体系的完整方面，都体现出他超越时代的天赋。他的很多思想，或者直接成为后人的理论源泉，或者预示着之后的发展方向；他的某些思想甚至可以同现代经济学直接衔接起来。
我们将理查德·坎蒂隆视为第一位现代经济学家的理由有如下几个，理由之一是：他使经济分析摆脱了以前伦理与政治问题的纠缠。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经院学者，虽然在思想性和系统性方面是不可比拟的，但他们的经济分析却被嵌入道德和神学的框架之中。把经济分析与伦理学、政治学、甚至具体经济数据相分离，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是不重要的，或者以后不会再研究它们。理由之二是：他是最早使用那种独一无二的经济分析抽象工具的人。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后来把这种工具称为经济推理必不可少的方法。坎蒂隆极大地发展了这种系统的抽象法和逐次近似法，他经常使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的方法。通过这种分析他揭示了市场经济存在自然的因果关系。理由之三是：对于市场价格的形成，坎蒂隆第一次进行了精巧的现代分析，详细说明了需求与现有存量如何相互作用以形成价格。这与后来的斯密─李嘉图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想完全不同，后者执迷于长期的“正常价格”狂想，其学术水平远逊于坎蒂隆对真实世界价格形成问题更为关注的经济学思想。理由之四是：坎蒂隆是第一个强调和分析了企业家的经济学者，他把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者分为两类：获得固定工资和租金的被雇佣者，获得非固定不确定收益的企业家。他的企业家理论关注作为风险承担者在市场中的功能与作用，而不是像熊彼特那样关注其个人特征。坎蒂隆对于市场中普遍存在不确定性的开放与见解，被之后出现的各种经济学思想所遗忘，直到20世纪才被复兴。
在1776年《国富论》出版之前，坎蒂隆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经济学家中有极大的影响，然而在《国富论》出版之后，人们通常习惯于忽视亚当·斯密之前的每一位经济学家，这种偏见所导致的遮蔽和埋没，不仅是对早期经济学家的不公，而且对经济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负面的效果。1881年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重新发现了坎蒂隆的著作。杰文斯写作发表了一篇文章《理查德·坎蒂隆和政治经济学的国籍》，热情洋溢地介绍坎蒂隆的思想，讴歌他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杰文斯认为，亚当·斯密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受到了重农学派的直接影响，而重农学派的基本思想和观念，直接来自坎蒂隆，因此，坎蒂隆才是现代的经济学的真正开端。还可以补充的一点是，斯密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大卫·休谟在《政治论丛》中体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观念，而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知道休谟显然受到过坎蒂隆的重要影响，这进一步证明了坎蒂隆在斯密思想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当代经济思想史学家门罗说：坎蒂隆是“亚当·斯密之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二、大卫·休谟与他的经济社会观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年4月26日-1776年8月25日)是英格兰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被视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大卫·休谟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的一座公寓里,父亲是在宁威尔区担任律师的约瑟夫·休姆、母亲是法尔科内夫人。他11岁进爱丁堡大学。1729年起专攻哲学 。1732年刚满21岁就开始撰写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人性论》。
休谟的主要著作有《 人性论 》 、《道德和政治论说文集》、《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理探究》、《宗教的自然史》、《自然宗教对话录》、《自凯撒入侵至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6卷）等。大卫·休谟是在1770年的时候得到了著名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夸赞之后，休谟的哲学著作才开始获得大众的注意,也是在那之后他才获得了他一辈子都没有获得的声誉。康德说是休谟让他从“教条式的噩梦”中觉醒。
在休谟那个时代经济学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是政治哲学的一个组成部份。休谟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讨论，也就包含在他对“结合在社会里并相互依赖的人类”的分析之中，而这种分析又是从人性出发的。以往对社会问题和人性的分析在休谟看来，大都建立在某种先验的假设之上。一种是“诗人虚构的黄金时代的幻想”,一种是“自然状态”的假设。前一种假设描述了一个最为美好、最为安宁的环境；后一种假设描述了人人相互争斗和充满暴力的状态。前者以美好的诗意去描述人类的高尚的德性；后者则是人类的自私和野蛮的本性未受约束的必然结果，因此只有建立政府以“维护正义和法律”。这两种想象其实是一回事。这种人性状态是否存在、能否延续,“是完全值得怀疑的”。休谟着重批评了霍布斯“自然状态”的假设及其社会契约论。指出这种观点把人类社会的出现和国家或政府的出现相混淆，以为“人类离开了政府就完全不能组织社会”。这就忽视了了社会本身，尤其是忽视了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人类如何获取生活资料。
在休谟看来,社会的形成是由人类与动物在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上的根本区别带来的。人类个体与动物相比有三个不利的条件:“(1)他的力量过于单薄,不能完成任何重大的工作; (2)他的劳动因为用于满足他的各种不同的需要，所以任何特殊技艺方面不可能达到出色的成就;(3)由于他的力量和成功不是在一切时候都相等的。所以不论哪一方面遭到挫折，都不可避免地要招来毁灭和苦难”。换句话说：“自然赋予人类以无数的欲望和需要，而对于满足这些需要却给了他以薄弱的手段”。“人只有依赖社会,才能弥补他的缺陷,才可以和其他动物势均力敌,甚至对其他动物取得优势”。“社会给这三种不利情况提供了补救。借着协作我们的能力提高了;借着分工我们的才能增长了;借着互助我们就较少遭到意外和偶然事件的袭击”。
休谟在这里是从人类的经济生活即人类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来考察社会及其起源问题的。所以明确地把社会和国家区分开来，并且把劳动、分工、协作、互助等经济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给予经济问题以更多的重视，从而把自己与霍布斯等人区别开来。在伦理问题上，休谟不是从抽象的道德和对人性的先验的定义出发来讨论社会问题，而是从社会和经济生活入手去讨论人性和伦理问题，这就摆脱了从抽象的道德原则出发对经济生活进行道德化批评的传统，比如基督教对利息的否定。为经济和道德的统一，为经济伦理的研究开拓了道路。他的社会历史观点以人性论为基础，把对财富、享乐和权力的追求看作是人的本性，认为无论何时何地，人性是一致的和不变的；历史的作用就在于发现有关人性的普遍原理，提供经验教训。他所著《自凯撒入侵至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是一部政治史，但此书在附录和一些章节中对各历史时期的生活方式、道德风尚和精神文化作了分门别类的记述。他是把历史研究范围扩大到社会和文明方面的近代西方史学家之一。
大卫·休谟上述的经济社会观思想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影响。休谟政治色彩保守，同情查理一世，歌颂“光荣革命”，说它开辟了英国宪法的新纪元，使英国人得以享受人类前所未有的最完备的自由制度。
第四节 魁奈的《经济表》与重农主义
一、重农主义宗派代表人物魁奈
重农学派的奠基人，重农主义宗派团体的领导者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是18世纪启蒙运动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是一位博学得令人惊讶的多面手。魁奈出身贫寒家庭，自幼未能接受系统完整的教育，但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据说他有一次天不亮就起床，从家里出发，步行几十公里到巴黎，买到想要的书，在当天回家的途中，就把书阅读完了。 魁奈13岁时丧父，因此产生了行医的想法，16岁时被一名外科医生收为学徒。24岁那年，魁奈开始独立行医。1730年，他发表了论文《放血效果的观察》，受到医学界的重视，被聘请为巴黎外科医学会常务秘书。作为医生，魁奈的声誉日渐提高。1749年，55岁的魁奈被聘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宠妃庞巴多尔侯爵夫人的侍医。由于医术精湛，魁奈继而成为国王路易十五的御医，搬进凡尔赛宫居住。 在宫廷居住期间魁奈得以经常参与当时法国上流社会的交往和聚会，他们热衷于议论时政及经济问题。与魁奈交往过从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有伏尔泰、狄德罗、达兰贝尔、爱尔维修、孔狄亚克等，还有拉波侯爵、迈尔西埃、勃多、杜尔阁等。
1756年，法国宫廷医生弗朗斯瓦·魁奈发表了一篇经济学文章《租地农场主论》，由此开始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生涯。 这一年魁奈已经62岁了，作为法国著名的外科医生，以及凡尔赛宫最得宠的御医，魁奈把研究的重点从医学转向经济学，这让当时的医学界、经济学界以及哲学界都感到意外。
当时路易十五施行重商主义政策，农民税赋沉重，农产品价格被压得很低，导致大量农民破产。在这种背景下，魁奈于1756年和1757年为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写了《农民论》和《谷物论》，之后又相继写了《人类论》《租税论》和《利息论》。他在经济问题方面的代表作有：“租地农场主”（1756）、“谷物论”（1757）、《经济表》(1758)、《农业国经济统治的一般准则》(1758)、《经济表的分析》(1766)、《人口论》、《赋税论》。
这一系列的经济学著述奠定了魁奈在当时的经济学界的重要地位。随着他的地位和影响力的提高，很快以魁奈为中心聚集起一群关心经济领域问题的人，他们将自己称为“经济学家”。这是“经济学家”概念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 这些“经济学家”每周二在凡尔赛宫魁奈的住所聚会，宣读论文，交流思想，他们还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农业杂志》和《公民历书》，一时名噪巴黎。 于是在18世纪50—70年代，在魁奈的周围逐渐出现了一批门徒和追随者，他们有着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共同信念，这就是历史上的出现的第一个经济学流派“重农学派”。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魁奈以外，还有布阿吉尔贝尔、杜尔哥等人，他们在当时法国的宫廷、贵族中都有着很高的声誉。
二、魁奈的学说与重农主义思想
魁奈的经济学说把人类社会分为两种不同的秩序,一是“自然秩序”，这是上帝为了人类幸福而制定的秩序，是永恒不变的；二是“人为秩序”(即“积极的秩序”),这是人类社会实际存在的状态。
在魁奈看来，流通领域经常为动荡混乱的市场所干扰，而生产领域最不受市场干扰。因此，为了找出“自然秩序”，魁奈把研究的视野由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从而系统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魁奈认为符合“自然秩序”的生产部门是农业。生产就是财富的生产,生产部门就是能使财富数量真正增加的部门。只有农业部门才会使财富本身增加,而其他经济部门只不过是把各种已经存在的物质因素结合起来,并没有创造新的财富。比如工业把木材变成桌椅,这只是改变了木材的形式，而没有增加财富。再比如商业中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运往另一个地方,只是改变了物质的存放地点而没有增加商品的数量。
由于魁奈把农业看作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因此他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把农业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一再强调，“君主和人民决不要忘记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才能使财富增加”，一切利益的本源是农业,正是农业供给原材料,给君主和土地所有者以收入，使得商业发展，人口增加，从而维持了国家的繁荣。魁奈认为重商主义给法国社会经济生活尤其是对农业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危害，力主实行重农主义方针政策，特别是主张推广“大农经营”即新生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方式，以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促使法国重新走上繁荣富强之路，是贯穿魁奈经济著述的主题。
三、《经济表》简介及其意义
《经济表》最先创著于1758年底,并被魁奈历经8年时间加以改进和完善产生了至少有12个版本。在这部重农学派的集大成著作中，他分析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全面阐述了重农学派理论。《经济表》是一种用来分析社会收入或支出分配状况的图表,严格意义讲它是一种经济分析方法或最早的经济模型。《经济表》旨在说明：（1）全部农产品在三大阶级中如何分配才能使再生产正常进行；（2在产品分配中，各经济部门如何相互联系并构成有机整体；（3）农业如何因“纯产品”而成为经济活动和发展的基础。
重农主义经济学派的研究努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政治经济学思想，另一个方面是经济技术分析。但这两个方面对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差距之大令人愕然。重农学派尤其是魁奈本人在经济分析方面引入了很多惊人的怪诞的谬误，尤其是被重农学派二号人物米拉波称颂为人类有史以来三大发明的《经济表》，简直就是凯恩斯宏观主义经济学鼻祖和雏形。它除了在“充满行话、难以理解”的特性上与凯恩斯的《通论》有得一比之外，它所使用的工具手段：总量概念、宏观思想、投入─产出分析、计量经济方法、对均衡循环流的描述、支出对需求的强调等等，使得它与相似的后来的理论一样地糟糕。《经济表》不仅把总量、宏观的分析引入经济学，并且还赞美支出，赞美消费，担忧储蓄会损害经济等等，这种对保持支出的至关重要性的强调是肤浅和荒谬的。
第五节 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及其代表人物
一、亚当斯密与他的《国富论》
17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经济方式从萌发到壮大，荷兰和英国先后发生了由资产阶层推动的社会革命。18世纪中叶起，产业革命使生产技术和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资本主义高效率的生产方式规迸发出巨大的经济能量，分工加深使得市场进一步扩大，英国成为了欧洲当时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国，而且是领先其它国家的工业国。
18世纪50～60年代，英国已经处在工场手工业向大机器工业的过渡时期。但残余的君主制度和重商主义政策还阻碍着新兴产业资本的发展。亚当·斯密的家乡格拉斯哥是这一时期新兴的工业城市之一。18世纪中叶，这里迅速地发展起了纺织、皮革、冶铁、造船等工业，亚当·斯密目睹了这一发展过程，并经常与工商业者接触，参加他们组织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活动，讨论发展经济遇到的问题。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与亚当·斯密同时代的思想家休谟，以其阐述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政治论》、阐述了分工与协作重要性的《人性论》赢得了著名经济学家的声誉并深得亚当·斯密的敬重。两人的交往始于1739年，通信来往长达24年之久。亚当·斯密在身处变革时代的创建思考中及在休谟“人性论”的深刻影响下，最终完成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的鸿篇巨著。
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已出了九个英文版本。人们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国富论》的出版，亚当·斯密因此而声名显赫，被誉为“知识渊博的苏格兰才子”。据说当时英国政府的许多要人都以当"斯密的弟子"为荣。国会进行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们常常征引《国富论》的文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国富论》发表之后，被译为多国文字，传到国外，一些国家制定政策时都将《国富论》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内容丰富，阐述了分工理论、价值理论、分配理论、贸易理论、赋税理论和货币理论等诸多内容，但基本内容是以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市场经济论说。主张在经济活动中要自由贸易，自由竞争，自由经营，排除一切干预，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国富论》是以大卫·休默的“自然秩序”作为思想基础，把人的“利己之心”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创造性地表述了市场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安排着自然的自发的经济秩序。阐述了“经济人”在自由市场中的各种行为都是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做出的合理选择，最终促进整个社会利益的增长。
其实，“看不见的手”这一说法原本是一个宗教用语。1703年，英国皇家海军遭遇一场特大暴风雨，许多舰船沉没，“乔治王子”号军舰却幸免于难，舰长马丁在航海日志中写道：“是上帝的看不见的手拯救了我们。”亚当·斯密成功地借用了这句大众所熟悉的宗教语言。这个比喻对市场令人惊异的效用的巧妙揭示，也许是《国富论》颇受后人推崇的一个关键性原因。
从纯学术角度上说，《国富论》其实没有为经济学贡献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它的生产劳动概念与劳动价值理论还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国富论》的重要意义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学分析上的：它的巨大成就是发起并实际引领了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以及自由放任的运动，表达并释放了那个时代人民的政治─经济情绪。
重农学派具有明显时代局限的“认为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谬误观点被《国富论》继承并发展了下来，它将“生产劳动”的概念从农业扩展到一般的物质产品生产领域，荒唐地否定了对消费者服务的劳动性质。这个在《国富论》第二篇中出现的谬误，却与其第一篇的一段文字论述相互矛盾：“每一个人不论富裕或贫穷，都能够根据他的支付能力，享有一种必须的、方便的、快乐的人类生活”。这段文字早在半个世纪前已经出现于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述》一书中。
二、古典经济学派其他代表人物
古典经济学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时期内的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所有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的有关著作出版(1752年)为标志，其创立以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标志。
如前文所述，古典经济学范式揭示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将其比喻为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古典经济学理论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发明、创造并捍卫了资本主义。
1.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是一个从未有进过大学的富家子弟，曾随父亲从事证券交易活动，21岁独立开展证券交易活动，25岁时已拥有200万英镑财产。1799年偶然阅读了《国富论》，从此对经济学发生兴趣并开始研究经济问题。1817年他出版了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劳动价值论和分配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上做出了贡献，在亚当·斯密之后推动了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李嘉图在继承和发展亚当·斯密理论的同时也批判他的一些观点，从而形成了一种似乎不同于亚当·斯密的体系，马克思主义者将此称为“李嘉图革命”。
李嘉图对古典经济学最大的贡献是他发现了经济学中最伟大的定律之一─比较优势原理，从理论上宣判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死刑，标志着自由贸易理论走向新的时代，而这一点直到如今它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环。
李嘉图建立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他提出了“决定价值的劳动不是实际的个别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的这个观点，与其亚当·斯密不同，他将劳动价值学说贯穿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包括收入分配学说、货币学说、国际贸易学说等。李嘉图对劳动价值学说的阐述，是从评论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开始的。在对亚当·斯密表示了应有的敬意之后，他对《国富论》中包含的劳动价值观点以外的价值理论给予了批判。但他的批判从逻辑上无法构成对斯密价值理论的否定。需要说明的是，李嘉图和亚当·斯密后来都看到了雇佣制度之后，商品的价格不再围绕商品中所耗费的劳动量波动这一事实。由此，具有高度历史观的亚当·斯密转向了他的第二种价值论，而李嘉图则没有能力说明这种转换是如何发生的，这导致了李嘉图学派在19世纪20年代的解体。
李嘉图还过多地将注意力投向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方面，他认为工资由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李嘉图为了论证所谓的“阶级利益对立”而做了很多错误的推导。这种思想后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在脱离经济学范畴的方向上走得更远。
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经济规律性信条，但在具体经济理论建立的方法论上与亚当·斯密持不同的观点。亚当·斯密强调情境分析，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倾向于从文化、制度、历史等角度出发。李嘉图并不认同这一点，他更强调西方传统的理性分析，认为科学的理论应当依据一定的基本假设严格地演绎得出。
自此以后，在亚当·斯密与李嘉图经济理论建立的两种方法论之间，引发了大规模的辩论。最终，经过塞尼尔与穆勒对李嘉图方法论的成功辩护，演绎法成为经济理论的主流方法。然而亚当·斯密的情境分析方法也并未销声匿迹。一些怪诞、奇异的经济学派比如德国的历史学派、美国的制度学派等，其方法论都可以从亚当·斯密的方法论中寻到踪迹。
2.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是一个土地贵族出身的牧师，曾在剑桥学习哲学。后任东印度学院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直至去世。 他的主要著作：《人口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定义》、《价值尺度》等等。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认为：大自然的法则要求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资料的增加之间要保持平衡。因此当人口增加超过生活资料增加而发生不平衡的时候，自然规律的作用必然会使迅速增加的人口受到抑制，使其恢复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自然规律的抑制就是饥饿、战争、疾病、贫困减少人口；而人类预防性的抑制即道德的抑制，就是无力赡养子女的人不要结婚。
马尔萨斯认为私有制是保持人口增殖同生活资料增加之间平衡的最有效的制度，是发展人类能力和智慧、培养和提高人类德性的最良好的制度。因为只有财产私有制，使人们担负养育自己儿女的责任，才使人们自我克制不至于生育过多。如果实行财产公有制，人们虽然消除了贫困和饥饿的顾虑，但人口生殖会很快地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公有制便会迅速地瓦解。马尔萨斯正是以这种论断来反对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
马尔萨斯人口论中不乏一些偏见和值得纠正之处，但是人口原理却因为他的提出而受到了广泛关注，促使人口科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在他之前经济理论视角还没有突破人口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范围，而到了马尔萨斯，经济学家才开始将自己的理论视角扩大到了人口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这无疑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尔萨斯的贡献还是很大的，他的《人口原理》直到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影响。
马尔萨斯的地租论是从他的人口论引申而来的。他认为生活资料增加，人口必然增加，人口增加必然增加对生活资料的需要，对生活资料需要的增加必然引起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如果要使生产资料的价格不提高，就要限制人口。因此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的增加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地租必然增加。他认为地租不是垄断价格的结果而是农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其生产费用的结果。
马尔萨斯关于价值理论的主要著作是1820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他的价值理论是为了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在与李嘉图长期的论辩过程中他抓出了许多李嘉图理论体系中的矛盾和逻辑漏洞。李嘉图不能解决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价值规律的矛盾，只得宣称生产价格与价值的不一致是一种违背通例的例外。马尔萨斯毫不费力地论证了李嘉图的例外恰好是通例，它们的一致才是例外。马尔萨斯指出，劳动和资本的交换不是等价交换而是多量劳动与少量劳动的交换。由此他推论出一切商品的价值都等于它本身的价值加上一个超过额即利润，即利润在交换中产生。马尔萨斯进一步指出资本家的利润是由“不生产的消费者”付给的，依靠他们的购买和消费，资本家的利润才可能实现。由此他主张必须使消费者有足够的购买力以购买生产出来的全部商品以实现资本家的利润。如果“有效需求”不足，生产出来的商品就不能全部售出，社会商品的总价值就不能实现，就会出现生产的普遍过剩，出现经济危机。为此他反对过快的资本积累和盲目的生产扩大。
3.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出生在法国里昂一个大商人家庭，早年经营商业，后去英国受商业教育。从1830年起一直担任法兰西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之前多年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于1803年出版了他的伟大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
萨伊对古典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贡献如下：
Ⅰ·加速了古典经济学在欧州大陆的传播和发展。
英国是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和发展最早的国家，是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祥地，因此它成为工业化发展最迅速，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沃土上孕育出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是理所当然的。然而，限于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英伦三岛远离欧洲大陆的地理位置影响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向欧洲大陆的传播。是萨伊首次以清晰的条理结构对《国富论》进行了系统地阐述，使得诞生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即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得以在欧洲大陆传播开来。萨伊的这本《政治经济学概论》被译成多种文字，之后多年被作为经济学教材。欧美各地的许多人都是经由萨伊了解古典经济学的。
Ⅱ·完善了古典经济学体系
萨伊使得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成为更加条理化的系统经济理论，在许多方面使其更趋完善，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一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提出了“三分法”；其二在生产理论上提出了“三要素”论；其三在分配理论上提出“三位一体”论。“三分法”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詹姆斯穆勒在“三分法”的基础上将交换从生产环节中独立出来扩展为“四分法”，这种划分明确了之后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Ⅲ·创造性地发展了古典经济思想
萨伊对财富及生产的萨伊式定义，对生产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规律的萨伊式揭示，都是极富创造性的伟大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对之后的经济及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一为“无形财富”与“创造效用”的理论；其二为“生产会给产品创造需求”的理论。
萨伊认为：“生产就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协同活动来使自然界本来就有的各种物质适合于满足人们的需要”，“生产并非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萨伊指出产品及财富的一部分一经生产出来立即归于消灭，所以提供无形产品的医生、律师、艺术家也是生产者。这就是今天在“创造效用”的服务业最初进入经济理论时的阐述。如今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服务业从业人员在就业总人数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事实证明了萨伊创见的合理性与前瞻性。
萨伊对供给与需求之间均衡规律的揭示是自由经济思想的灵魂，它的光辉后来被凯恩斯诡辩把戏的迷雾给遮蔽了，只在偶尔的历史机会中展露它的光芒。萨伊说：“生产会给产品创造需求”，该理论的三个论点是：产品本身能刺激自己的需求；市场存在自我调节作用，普遍性产能过剩现象基本不可能，供求失衡只是暂时性的；货币仅仅是发生交易时的媒介，商品买卖不可能脱节。所以社会的需求总是等同于总的供给。这个论断被后人称为“萨伊定律”。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产品的数量和种类不断翻番，世界财富总量增长了上百倍。轮船、火车、汽车、飞机、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机、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剂、转基因产品、电脑、手机等等等等，一系列过去不曾有过的新产品不断生产出来，传统产品的数量、种类、样式也在不断增长、更新，以上种种绝大多数都在市场上实现了其价值。这足以证明“生产会给产品创造需求”是不可否定的经济学事实。
四、劳动价值论的破产与历史学派的围攻
从1820年到1830年，英国的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拥护和反对李嘉图理论的斗争，出版了一系列具名和匿名的小册子或著述，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否能够解释社会现实尤其是资本利润的存在，这场争论最终宣告了劳动价值论的破产。古典经济学遇到的挑战不仅来自于对自身理论缺陷的批评，也不乏从根本上否定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和自由主义思想根基的流派的围攻。马克思主义者们以“阶级对立”理论为出发点而完全无视学理逻辑地指斥整个经济学都是“资产阶级”的自我辩护，而相对较早些来自于德国历史学派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则是从方法论与适用性上的根本性否定，即对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古典经济学解释国家差异性的能力完全不认同。历史学派批判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主张“历史归纳法”、“历史生理法”和“历史统计法”；反对以个人为起点的研究方法，主张从民族的特点出发去建立国家经济学；反对自由贸易，主张国家干预；否认普遍的经济规律的存在，强调经济发展的民族性，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们还认为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关系的分析建立在利己主义这个抽象概念上，忽视了道德因素以及利他主义动机的作用。
第六节 荒诞的德国历史学派及其副产物
一、德国历史学派的产生背景
从“德国历史学派”开始，经济学思想流派有了地域国家的标签和底色。特色的名称必然有特殊的缘由。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德国远远落后于欧洲传统强国英国和法国。在德国，经济学是一门外来科学，19世纪30至40年代之前，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及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作为舶来品从英、法传入德国。19世纪40年代，德国才形成自己独立的经济学理论，这就是德国历史学派。 之所以流派之名要冠以德国之名，是因为别国的经济学家者没有人接受以这种方法研究经济学，若不冠以德国之名，则无法彰显该流派特色。
德国历史学派开创了以国家为起点，以历史为视角分析经济的先河，主张以历史的方法研究国民经济，从大量的经济史料中归纳出经济学理论。 历史学派在德国经济学历史上存在了长达百年之久，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先驱时期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旧历史学派时期的威廉·罗雪尔（1817—1894），新历史学派时期的古斯塔夫·施穆勒（1838—1917）。 德国历史学派如此浓厚和怪诞的特色当然是有特殊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背景的。 近代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19世纪初当英国和法国工业革命深入发展时，德国仍然是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当时德国封建贵族传统势力顽固，封建农奴制占统治地位，各邦联国分散割据，市场极不发达，这也使得德国在意识形态上就有浓厚的对抗性色彩。 古典自由主义倡导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这被李斯特称之为“世界主义经济学”。但李斯特认为各国有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存在具有普适的“世界主义经济学”。他抨击“世界主义”忽视了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民族特点。历史学派主张以国家干预、贸易保护等措施为主的“国家主义经济学”，历史学派用“国家主义”来反对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同时也反对其“经济人”的个体研究视角。历史学派认为国家才是经济分析研究的基本起点，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个人只是作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失去国家，个人什么都不是，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李斯特强调突出制度、法律、道德以及团队精神的重要性。
历史学派是在反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过程中产生的，同时历史学派的产生还深受德国浪漫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 18世纪70年代，一场针对启蒙运动的反叛性思潮在德国酝酿产生并弥漫于欧洲，这就是浪漫主义。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先驱约翰·赫尔德（1744—1803）反对所谓科学研究能够发现普遍、不朽规律的看法，认为每一个历史时期或者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以普遍规律的方式描述或分析它们，实际上掩盖了研究对象的“特殊个性”，“研究人类现象的正确途径是通过历史科学，包括对语言、法律、文学、宗教信仰、神话和象征的研究以及对制度的研究”。 在浪漫主义运动时期，德国哲学家约翰·费希特（1762—1814）主张同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成员被“内在的精神纽带”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个精神纽带就是国家，国家是一种更高级的组织形式，“真正的自由在于个人意志与国家目标合一，有必要的话可以用暴力方式强制实现”。 费希特认为个人自由必然使社会分化成互相具有破坏性的个体，他提出建立一种“国家经济”，独揽大权的国家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由国家来决定财产、劳动、利益分配等经济活动。费希特因此被称为德国的“国家主义之父”。在费希特之后，黑格尔（1770—1831）在历史哲学中强调国家是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从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需要有意识地服从国家的权威。黑格尔反对各族群独立自治，渴望德国在政治上实现统一，认为国家既是民族精神的神圣体现，也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发展的最高权威性机构。此外，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社会结构的严重破坏也间接导致了人们错怪社会而迷信国家的观念形成。以上种种，都成为历史学派国家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起源，导致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形成。
二、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及演变历程
一般认为，德国历史学派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代表的始作者时期，以威廉·罗雪尔为代表的旧历史学派时期，以古斯塔夫·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时期。
1.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历史观
在18世纪末的德国，一种带有强调国家作用的经济思想已经萌芽，宣扬这种萌芽思想的人物就是历史学派的创始人李斯特。 李斯特强调经济发展的国家性和民族性特征，极力创立一种新的学说体系即“国家经济学”。其国家主义经济理论与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生产力论”、“发展阶段论”、“国家干预论”和“贸易保护论”。
⑴生产力论认为：生产力比财富本身重要得多。在经济学思想史上，李斯特是第一个提出生产力理论的经济学家。李斯特所说的生产力，指的是“提供国家财富和实力的持久性力量”。在影响这一力量的因素中，不仅包括机器、工厂等工业条件，还包括道德、智力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内容，像劳动、脑力、管理、组织等都是构成生产力的要素。至于如何提高生产力，李斯特提出了一些建议，如：发展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投资技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工人；突出制造业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通过贸易保护扶持民族幼稚工业发展；重视政治和法律制度对促进生产力的作用等等。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是他整个学说的重要部分，通过对生产力的研究建立起国家主义经济学。
⑵发展阶段论认为：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应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李斯特运用根据历史经验把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即：①原始末开发阶段；②畜牧业阶段；③农业阶段；④农业和制造业阶段；⑤农业、制造业和商业阶段。由于李斯特所关心的问题在于如何使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因此他所论述的重点在于后三个阶段。
⑶国家干预论认为：国家需要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李斯特从强调落后国家的特殊国情和特殊利益出发，提出必须对经济活动实行必要的和合理的干预。 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具体事情包括：借助海军和航海法规保护本国的商船；修筑公路、铁路、桥梁、运河、防海堤等基础设施；制定法律法规；为促进本国制造业成长，实行贸易保护等等。
⑷贸易保护论认为：应该要分阶段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李斯特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思想，强调只有基于民族国家立场，根据本国国情，通过适当的制度保护，才能使落后国家成长为先进的工业强国，为以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贸易创造条件。 这种贸易保护理论完全是其国家干预论的延伸。李斯特表示，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学说只适用于发达国家，要求落后的德国同发达的英国进行自由贸易竞争，显然是不公平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只有实行贸易保护才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途径。李斯特被公认为是贸易保护论的最早代表人物之一。
⒉旧历史学派罗雪尔的国民经济观
在李斯特之后，19世纪40至60年代，德国历史学派处于旧历史学派时期，其代表人物有威廉·罗雪尔（1817—1894）、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卡尔·克尼斯（1821—1898）等人。
罗雪尔于1843年出版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被认为是“历史学派的宣言”。旧历史学派基本上继承了李斯特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但也提出了不同于李斯特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罗雪尔提出经济增长是有极限的，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会因既得利益阶层的限制和国民精神的衰落而放缓，甚至停滞。而延缓衰落的主要手段则是提高国民的技能素质。旧历史学派另一代表人物希尔德布兰德在1848年出版了《现在和将来的国民经济学》一书，从对过去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研究“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学”。希尔德布兰德按照交换方式的不同，把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划分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三个阶段。他特别重视信用经济，认为穷人可以借助“信用”获得资本，从而解决贫困问题。 旧历史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克尼斯在其著作《历史方法观的政治经济学》中，批判了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其忽视了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克尼斯宣称自己的经济学是“相对性原理”，主要是研究国民经济生活，是经济学的特殊课题。
⒊新历史学派施穆勒的社会改良主义
19世纪中期之后，德国人口增长迅速，在快速展开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造成住房紧张、中产阶级萎缩、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工人失业和市民贫困等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加上共产主义学说盛行，工人运动逐步升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为了对抗当时不断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缓和阶层冲突，1870年以后，在旧历史学派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
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除了古斯塔夫·施穆勒（1838—1917）以外，还有路德维希·布伦塔诺（1844—1931）、阿道夫·瓦格纳（1835—1917）、韦尔纳·桑巴特（1863—1941）等人。 新历史学派的理论观点同李斯特以及旧历史学派基本保持一致，但在其原有基础上增加了“社会改良、精神伦理、和税收政策”等方面的内容。
⑴新历史学派主张实行社会改良主义经济政策，特别强调阶级调和及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作用，相信超越一切阶级之上的国家能调节社会的利益冲突。新历史学派指出，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会危及社会秩序，只有社会改良才会对经济社会问题有所帮助。 在施穆勒等人的发起下，新历史学派在1872年成立了“社会政策协会”，次年施穆勒担任了协会主席。参加这个协会的主要成员大多是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其他还有一些法学家、社会学家与记者等。由于协会大多数成员是大学教授，其目标是反对自由主义，强调国家等在调和阶级矛盾、缓和社会问题中的作用，所以又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派”。
⑵新历史学派强调精神伦理的作用，反对古典自由主义把经济分析建立在“利己主义”这个前提之下，认为其忽略了精神伦理、道德文化以及利他主义动机等因素，以致“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该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瓦格纳认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忽略了人类行为中除自利之外的其他动机，特别是伦理层面的动机，他强调伦理原则必须体现在社会关系中，特别是在劳资关系和贫富关系中起着不可忽视的调节作用。
⑶新历史学派依然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历史学派发展到施穆勒时代，德国已经大大缩小了与英、法之间的差距，成为欧洲强国之一。此时德国也开始谋求世界霸权，在海外拓展殖民地。施穆勒认为国民经济并不是个别经济的简单联合，而是一个有机体，国家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另一位代表人物瓦格纳也认为公共职能应该不断地扩大和增强，国家必须干预和控制社会经济生活。
⑷新历史学派强调税收政策的重要性，主张推行积极的税收政策。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税收政策来改变财产分配才能稳定社会秩序。新历史学派不仅把税收作为筹集国家经费的财政手段，而且将其作为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的工具。
综合历史学派各个时期的理论与政策主张可以发现，他们试图要建立的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国家经济学”，诸如生产力论、经济发展阶段论、国家干预论、关税保护论、社会改良论、精神伦理论、税收政策论等等四处出击，无所不包。历史学派所倡导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就是从对历史资料的分析中归纳出各国的经济发展规律。无论是老派还是新派都一致强调历史主义方法论，否认存在普遍的经济规律。
20世纪上半期，历史学派推崇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价值观与其他力量掺和在一起，将德意志民族推向了纳粹主义及法西斯主义道路。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起因、表现及其结局都证明了民族主义肆虐的可怕后果。 当历史学派推波助澜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人们必然会追究历史学派的责任，对其进行批判并唾弃之。
三、埋葬历史学派的奥地利学派
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分别由新教的霍亨索伦王朝与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作为德意志邦联中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为争夺统一德意志的领导权，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最终普鲁士获得胜利并在1871年完成了统一德意志的大业。此次战争让两国之间的恩怨加深，从此走向分离。德国是处于上升之中的新兴国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且新教的传统使德国人更易于臣服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权威。这时候的德国历史学派占据德国经济学界主流位置，地位如日中天，学派中人气势如虹，不可一世。然而以历史主义对待一般性理论的方法，以归纳推理去蔑视演绎规律的地位，这种方法论显然是荒诞不经的，遭到批判则是难免的。这时，一位奥地利经济学家以一本经济学方法论专著对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这引起了当时的学派代表人物施穆勒的愤怒，他以普鲁士对奥地利的轻蔑意识称门格尔及其追随者为“奥地利学派”，以表示德国主流学派对来自奥地利的学者观点的不屑。但对方却没有因为他个人的轻蔑态度自惭形秽，“奥地利学派”这个名称也就因此一直沿用下来。
1883年，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出版了《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一书，向当时居于德国经济学主导地位的历史学派发难，批判历史学派不能区别理论科学、历史科学和政策实践的关系，将经济现象的历史记述和经济理论的历史性混淆，在方法论上缺乏理论分析和抽象，陷入了世俗的经验主义。门格尔认为经济学同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化学一样，理论研究必须借助于理性的思考和科学方法，历史方法只不过是一种辅助。门格尔为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方法论，反对历史学派的历史主义方法，认为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难以获得经济规律。 门格尔提出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任务是揭示经济活动的精确规律，认为如果不对历史学派的研究范式予以否定，经济学作为精确的科学就将被推翻甚至否定。 针对门格尔的批判和挑战，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施穆勒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的文章予以回应。他强调提倡历史归纳法“绝不是对理论的放松，而是理论的必要基础”。 施穆勒宣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时代是从历史和统计材料的研究中出现的，而绝不是从已经过一百次蒸馏的旧教条中再行蒸馏而产生的。”在历史学派看来，抽象演绎法对经济学研究没有多大价值，经济学研究应关注经济发展演变的历史和经济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历史学派称自己的研究范式是“历史的方法”，即历史归纳法，经济规律只能从历史的研究中去发现规律。施穆勒强调经济学的研究应重视史料搜集和整理，在大量资料收集之后通过归纳才能得出某些结论。 针对施穆勒的回应批判，1884年门格尔以给友人16封信的体裁形式，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谬误》，在这本小册子的序言部分就对历史学派定下了否定的基调：“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对研究目标及方法的模糊乃是一种缺陷，……在几乎延续了50年之久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得到克服。”门格尔还指责经济学研究正在遭受历史学派的挤压：“历史学家像外国征服者一样一步一步踏入了我们的科学领域，给我们强加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习惯，他们的学术用语，以及他们的方法，在与他们的特殊方法不一致的每一个研究领域不可容忍地与我们发生争斗。” 门格尔把这本小册子也给施穆勒寄去了一份，施穆勒则毫不客气地予以退回，并用不到半页纸的篇幅进行了简短的回应：“从看到这本书的第一页，就向我证实了这一点，我承认您一片好心来搞我的东西，向我澄清事实，我也承认，我应该忠诚这场文字之战和自己的原则。……对这些人的攻击，特别当我不期待有关后者对我的新挑战时，我看也不看就扔进火炉或废纸篓。我从不试着用德国教授好斗的方式，用继续文字之战让我们的读者感到无聊。……我把书退回并必须感谢您，并请求更好地利用此书，对您的继续攻击我表示感谢。因为，有多少敌人，就有多少荣誉。” 施穆勒回绝了门格尔的赠书，并将写给门格尔的信公开发表，双方的情绪越发激昂。继而，双方各自的门生和追随者纷纷投入论战，互相指责，遂演绎成经济学史上著名的“德奥方法论之争”。
总之，历史学派主张经济学应是一门归纳的科学，其原理应通过历史归纳法建立，历史学派以为只消对搜集、整理的一堆历史资料研究一下，而无需借助人们在专题研究之外所花费的思维活动，就可以把历史专题研究成果与普通经济学熔焊在一起，这是一种妄想。而奥地利学派则坚持经济学应是一门先验演绎科学，其理论应该通过理性演绎法确立。这场论战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前后长达20余年，最终奥地利经济学派彻底击败了经济学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德国历史学派此后土崩瓦解、销声匿迹。
第七节 经济学理论的“边际革命”
一、“边际革命”对古典经济学的重构
由大卫·休默、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建立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属于他们永恒的声望，古典经济学成功地证明了价格现象不是什么历史偶然或卖方奇想的产物，而是由一般性的不变的经济学规律所决定。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如同一座宏伟的建筑物强大而壮观，但它有两处致命的结构性缺陷，使得它充满错误，破绽百出，在一系列求真的质疑中，在一众论敌的攻击下几近轰然倒地。这两个结构性缺陷，一个是它荒谬的价值理论，另一个是它粗陋的总量平均分析方法。
19世纪70年代，边际分析方法与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出现被认为是经济学中爆发了一场全面革命的标志。这场理论及方法的革命使得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强调的生产、供给和成本的关注对象，转向了现代经济学关注的消费、需求和效用。边际革命从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持续到二十世纪初，相继二、三十年，其领军人物是奥地利的门格尔、英国的杰文斯和法国的瓦尔拉斯。边际革命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边际效用价值论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完美取代；二是以边际分析方法入手改进或重构了古典经济学。
边际效用价值论彻底推翻了古典经济学的全部价值理论，认为价值是由物品的最终效用决定的，而效用是以满足人们欲望的程度来衡量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使得经济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即消费领域，因为物的效用只有进入消费领域后才能评价。
英国著名的经济思想史专家埃里克·罗尔指出，边际效用的概念不仅被看做是经济“工具箱”的一种补充，并且还被看做是经济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一项极其重要的革新。边际分析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非数学形式的数学分析方法，也就是运用微观动态的视角去观察经济问题，由此而得出，财富及人类福利的增进不是经济增长的自由展现，而是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并非一切增量投入都是可取的，只有把增量投入与增量产出联系起来分析才是可取的。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之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边际生产力、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边际替代率等概念，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所以说边际分析的广泛使用是经济学科学理论的重大变革。
门格尔通过把价值决定与货币计算的理论建立在一般性的人的行动理论之上，对古典主义的理论体系进行了重构，给予了古典理论的新生。由古典体系所发展出的理论使得经济学家把分析局限于货币计算和商人的选择上，完全无视了消费者，而门格尔基于他的边际效用法则，建立了基于消费者选择的主观价值与商人经济计算使用的客观市场价格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边际革命的先驱与代表人物
1.边际革命的三个先驱者
安东尼·奥古斯丁·古诺(1801—1877年)，法国经济学家，是第一位描绘出需求曲线的经济学家，他对市场结构如何影响价格的分析，以及其建立的完全垄断和双寡头垄断数学模型，使他赢得了数理经济学派鼻祖的荣誉。古诺定义了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概念，并利用这两个概念，分析了垄断厂商是如何获得最大利润的。他用数学的方法证明了把价格定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时，企业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不过他的开创性工作未被他的同代人所理解，直到后来杰文斯等发现了他的著作，才继续了他的研究。
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1810—1858年），德国经济学家，是第一位提出较完整的以消费主观感受为基础价值论的，是边际效用理论的主要先驱之一。1854年，戈森闭门4年创作的《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终于出版。他的著作的遭遇比古诺还糟糕，问世后仅售了有限的几本，这与他曾希望该书流传于全世界的愿望相差甚远。戈森在失望与痛苦之余，去世之前要求停止发行并销毁余书，以致该书曾长期下落不明。这与当时德国历史学派占据主导地位有直接关系。直至19世纪70年代由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和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发现，才肯定了戈森学说的价值与意义。杰文斯在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再版序言中（1879年），详细介绍了戈森的思想体系，并承认这些观点是先于自己。自此之后戈森的理论才开始为人们所重视，并在国际上产生影响。
戈森提出了两个著名的定律，一个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一般称为戈森第一定律），另一个是边际效用平衡律（一般称为戈森第二定律）。戈森第二定律构成消费者需求分析的基础，对于边际革命的贡献很大。他较早地在经济学中应用了数学分析方法，而且实际上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尽管他没有明确做出边际效用决定价值的结论，然而却为后来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
约翰·冯·杜能（1783—1850年），德国经济学家，是第一位对经济地理学进行开拓研究的学者，也是提出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第一人。他虽然比古诺和戈森受到的冷落要小些，但是作为三栖的经济学家，他依然是一位被忽视的天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处于德国历史学派统治时期，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纯理论的经济学家，当然要受到冷落。杜能对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了进一步阐述，不过杜能对边际革命的最大贡献还是他提出了一种资源使用的边际生产力理论。
2.发起经济学边际革命的三个杰出人物
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英国经济学家，他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理论》于1871年发表时，仍然没有得到同辈人的关注，直到20年后，他被认为与门格尔和瓦尔拉斯一道进行了一场“边际革命”时，才真正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第一本以完整形式提出价值的主观评价、边际原理和这一学科中现在常见的代数和图示技术的论著。杰文斯把财富、效用、价值、供给、需求、资本、劳动等经济学概念都用数学来衡量，所用到的最基本的数学工具就是微积分，这使得杰文斯成为经济学“边际革命”和经济学数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除此之外杰文斯主张用统计法和演绎法来分析经济问题，他试图将纯经济理论和经验统计材料结合起来，为计量经济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杰文斯从效用理论进而发展出劳动、地租和资本等理论。杰文斯通过数学推导和论证得出的效用相等法则交换理论，后来被发展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消费行为理论”。杰文斯把劳动计量为一种厌烦的增加即负效用，认为只有收入的效用超过劳动的负效用劳动供给才会增加。他对劳动供给曲线图形进行了描述，并用数学公式给出了“均衡”条件，而这一劳动供给理论被誉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贡献。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均衡体系是经济学家所写的不亚于理论物理学成就的唯一著作，书中所提供的效用理论的资料，其质量之高、范围之广，远非以往许多片面的讨论材料可以比拟。
卡尔·门格尔(1840—1921)，奥地利人，克拉科夫大学法学博士。1871年31岁的门格尔完成了被视为奥地利学派不可动摇的基石的理论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由此声名鹊起。门格尔理论中最具革命性特点的是他与杰文斯、瓦尔拉斯一道发现了边际效用原则。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主要把边际效用看作某种数学概念，而门格尔感兴趣的则是说明人们的主观评价是如何使竞争性的市场发现过程运转起来的，市场价格及其他市场现象是如何作为这种主观评价过程的无意识的结果而形成的。门格尔认为，价值的衡量完全是主观的，与古典经济学家所讲的生产成本没有任何关系。他不仅认为价值是主观的评价，而且认为价值的度量也是主观的。在经济学方法论方面门格尔认为：经济学知识来源于先验而不是历史现象的简单归纳。经济现象是有规律的，理论的任务就在于提供超出直接经验以上的认识，建立永久性、一般性、普遍性的原理。因而经济学研究只能应用抽象演绎法。
里昂·瓦尔拉斯(1834—1910)，法裔瑞士人，曾作过新闻记者、银行经理人员、杂志编辑等。19世纪50年代开始研究经济学，1870年被聘为洛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成为以“洛桑学派”著称的经济学学派开创者。其代表作《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以一般均衡分析开创了现代经济均衡分析的先河。该著作首先创建出一般均衡的数学模型，然后由简至繁一步一步地构建出一般均衡的理论体系，成功地完成了“无形之手”的形式化表述和理论论证，其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是无以伦比的。资源与物品的稀缺性概念也是由瓦尔拉斯首次提出。
第八节 新古典学派及其代表人物
一、支离破碎的新古典体系
由于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破产，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创建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与边际的经济分析方法，使得古典经济学可在全新的理论架构上获得重生和发展。新古典经济学就是通过对需求和效用的认识，建立在“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基础上重新阐释古典经济学思想的经济理论。
古典经济学所具有的成就使得人们相信科学规律也可以引入非自然界的社会领域，进入到经济学说之中。尤其是在边际革命解决了古典经济学体系的价值理论破绽百出的重大难题之后，经济理论又获得了颇具科学性质的经济分析工具，即边际分析方法。这一系列的重大发展本应使得经济学能够向经济科学大踏步地迈进，至少应该成为准科学理论。
古典经济学因为过于强调供给要素对商品价值的决定作用，因而忽略了需求要素的应有地位；而另一个极端认为商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需求而丝毫不考虑供给，而马歇尔对需求理论与供给理论的剪刀浆糊粘贴式的融合宣告了“新古典主义”的诞生。除此贡献之外，马歇尔还提出了经济学科的新名称，由“经济学”概念取代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称谓。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往经济学家都沿用商品“价值”说法，主要目的是想解释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马歇尔首次明确了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解释商品的“相对价格”而不是含义太广的“价值”。这样，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带有浓厚哲学色彩的概念分析转向到纯粹的事实分析。这些思想及分析方法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诞生。
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形成后，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而被学习与应用。然而它在方法论上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试图融合情境分析与严格的演绎分析于一体。一方面，强调应当重视文化、制度、历史渊源等环境因素；另一方面，又在边际分析时使用数学工具来处理具体的需求与供给曲线。这种捣浆糊式的综合手法，自然使它遇到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制度学派批判马歇尔的经济学过于抽象，离经济现实相距太远；而边际主义经济学又批评它：虽然属于主流范式，却背离了主流的严谨分析方法，过于注重情景分析。
出于对马歇尔经济学范式的不满，一批精通或醉心于数学工具的经济学者发起了一场“数理革命”，以使主流经济学变成数学分析的道场。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逊为代表的数理经济学者继承了早期的先行者如库奈特、瓦尔拉斯、帕累托、埃奇沃思等思想，开始全面改造经济学，竭力把经济理论建立在严格的数理分析基础之上，由此形成了“新古典”现代高级微观理论，它强调用严谨的数学工具来建立经济理论与经济解释，反对用非严谨的图形或描述性语言。
由于一些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者们被边际分析工具的数学性质所诱惑，钻进了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的牛角尖里，执拗地硬要使用数学工具来描绘根本不存在常量的人类社会规律，这就导致它在每一个具体实际的问题面前，都要做出很多不切实际、光怪陆离的假设和抽象，更有甚者，它的分析范式导致在建模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地方实际上隐含了一些很难被人察觉的前提条件。新古典经济学在人类行为假定方面的缺陷是导致经济学贫困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们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并进一步将其等同于自利最大化。这种过于简单和抽象的假定诚然有利于数学模型的构建，但却为理解我们所面对的复杂的真实世界设置了巨大障碍。在其经济学模型中，新古典理论假定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单纯的、简单的和固执的，不会被任何现实的不确定性的因素所干扰。综观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以如此狭隘的方式来描述人类行为却是非同寻常的。其不寻常之处在于，经济学所关注的应该是真实的人；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不是告诉我们价格下跌需求上升这种琐碎命题，而是帮助我们理解社会形成与维系的基本逻辑，呈现社会运作的整体画卷。而新古典学派体系忘记和抛弃了经济理论应对整个社会运作机制给予完整、系统地阐释的正经使命。
二、“剑桥学派”与马歇尔
阿弗里德·马歇尔(1842—1924)，英国“剑桥学派”即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他于1885年开始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直至退休。马歇尔是个正统的英格兰人，幼年所受的教育偏重于古典文学。1861年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数学，1865年作为优秀数学生毕业，并被推荐为特别研究生留校辅导数学，同时转修物理。马歇尔大学以前所受的教育既适合古典学派所崇尚的文字表述，又易于接受边际主义的数学表述。由于他与哲学、经济学界人士的广泛交往，学术兴趣逐渐由物理学转向哲学社会科学。马歇尔是在传统古典经济学的绝对权威受到怀疑走向衰落，新的学说被人冷遇而又顽强抗争这样一个学术震荡时期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如同李嘉图半路出家一样，马歇尔是在1867～1868年间读了约翰·穆勒的著作之后才开始学习经济学的。1868～1877年他开始在母校任道德科学讲师，主讲政治经济学，同时讲授逻辑学和近代哲学，在此期间他曾先后赴德国研究康德哲学和墨格尔的历史哲学，并赴美国研究保护政策。1877年，马歇尔到一所寂寂无名的布里斯托尔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六年后却转到了名气很盛的牛津大学下的一所学院任政治经济学讲师，于1885年终于辗转回到母校剑桥大学接任政治经济学教授，这对马歇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转折，从此他开始向英国经济学的皇座步步逼近。五年后即在他48岁的1890年，他的那本被一些人称作是可以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相提并论的划时代著作《经济学原理》一书出版，得到当时不少经济学家们的盛赞。马歇尔的大旗从此替代了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大旗，被后人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他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再也没有发表过什么著作。直到在他退休之后又过了很多年，才陆续又出了两本书《工业与贸易》和《货币、商业与信用》。但不管怎样，凭他的《经济学原理》一本书就足可奠定他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古典经济学与“边际革命”以来经济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融合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理论于一体的，以局部均衡分析为主要方法的相当完整的折衷主义经济学体系。马歇尔直接将他的教科书命名为《经济学原理》，标志着经济学的名称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转变的完成，使得经济学从此脱离了伦理学和政治学的羁绊，成为依据自身规律而独立存在的研究领域。
马歇尔将心理学、物理学、数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或工具引入经济学，创造性地使用了诸如局部均衡分析法、边际分析法、连续性原理等多种研究方法。如果说瓦尔拉斯对“无形之手”作出了“一般”的论证的话，那么马歇尔则在“局部”构建了“无形之手”的精密部件即“均衡价格论”以及它的相应组成部分，从此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对“价值”的关注被“价格”所取代。马歇尔借鉴使用了许多新发明的重要经济学概念工具。在《经济学原理》中几乎随处可见经过他集成后的概念及图表，诸如库尔诺的“供求曲线”和“需求弹性”、杜皮伊的“消费者地租”等。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学术特点就是：什么都不是他的首创，但什么都成为他的体系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兼收并蓄，应有尽有。人们说它是“大杂烩”，说马歇尔是调和主义者、折中主义者，大致没说错。他就是要把各家学说集合、统一起来，因为他认为这些学说在本质上并无矛盾，新学说只是对旧学说从不同方面的发展和完善。马歇尔仿佛是一个优秀的艺匠，根据他所认为的基本思想，他潜心构思，精雕细琢，钩拉粘补，建立起了一个属于马歇尔自己的包罗万象的宏伟体系。在这个体系里，供求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生产费用论等都各得其所，找到它们适合的位置，成为构筑马歇尔经济学说的材料。
马歇尔对当时的一些人来说仿佛是个教主，他几乎使得整个年轻一代的英国经济学者都成了他的学生或追随者。他创立了一个真正的学派，其成员依据一种明确的科学推理方式来思考问题，并以他自身的凝聚力，加强了这种结合。马歇尔在剑桥大学的讲座的继任者庇古和庇古的继任者罗伯逊，以及凯恩斯等，就是用他的学说组织起来的。后来的凯恩斯跳跃式的“宏观革命”显然是对马歇尔的学说思想的离经叛道。
第九节 凯恩斯主义学派及其影响
一、凯恩斯主义对古典经济学的背叛
⒈凯恩斯、《通论》及他的宏观经济学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年)出生于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他的父亲内维尔是剑桥大学的行政管理员，母亲佛罗伦斯是剑桥纽纳姆女子学院早期的毕业生，也是剑桥的第一任女市长。他父亲的导师马歇尔对他的儿子的数学才能产生兴趣，遂将凯恩斯又收为弟子。之后作为剑桥学派的一员凯恩斯曾任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师，一直致力于研究货币理论。凯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英国财政部已经任重要职位，战后的1919年初，他作为英国财政部的首席谈判代表、英国战时政策负责人的身份去参加一战协约国举行的巴黎和会。凯恩斯以政府要员的身份而饱尝权力的滋味，这样的地位与经历是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背景。凯恩斯是感受到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学说和理论越来越受到冲击的思想者之一，所以当物理学开始质疑绝对时间的必要性，作家们开始质疑叙事结构，作曲家开始质疑调性的和谐是否必须的时候，凯恩斯为什么不可以质疑经济学思想的灵魂根基呢。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迎来了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到1923年7月，英国共有110万人失业，占总劳动力的11.4%。这时凯恩斯作为曾追随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弟子开始背叛他的导师，大力宣扬起自己的主张：政府应当积极出手使用货币和财政手段干预经济，责无旁贷地直接聘用工人从事修路等公共工程项目。凯恩斯在他的一篇“失业需要大力补救吗”的文章说：“治愈失业的终极举措是拿出1亿英镑来，用在公共住房、兴建道路、改善电网方面”，他写道，“让我们大胆地尝试这一思路吧，哪怕有些项目最终会失败，这很有可能”。凯恩斯立场坚定地认为，公共开支必不可少，浪费一点是“小恶”。“依靠住宅投资，哪怕它推行得不那么明智，哪怕它一掷千金，”他写道，“即便是构思最糟糕、用度最奢侈的住房计划，最终也能给我们留下一些房子”。凯恩斯对纳税人的钱毫不在乎的态度，使得我们想把他与今天的凯恩斯主义者区别开来的想法化为泡影。
20世纪初可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事情是两个重要人物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论争的焦点说穿了就是经济学理论究竟是保持为市场社会学说还是转变为政府行为学说，这场论争在经济学界乃至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争直接导致针锋相对的两部巨著产生，一部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另一部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虽然两部书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影响力巨大，但前者连行内专家都少有读得通的人，这点很像马克思的《资本论》(信奉其主义者大多却未读其原著)；而后者却畅销世界几近脍炙人口。论争的副产品是诞生了两个世纪名人级别的人物：凯恩斯成为了一个只要学经济学就绕不开的人物以及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不乏盛赞及拥戴者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哈耶克也成为了继亚当·斯密之后市场法则自由经济的捍卫者领袖，并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与古典经济学思想彻底决裂的姿态创立了所谓的宏观经济学。它是一个完全脱离原有经济学概念、原理和分析方法的货币理论架构，仅以就业问题入手使用货币及金融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的个人自创学说，其分析方法是“总量”式的，如总收入、总需求、总供给、总投资、总消费、(总)就业率、物价总水平等等总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这就是被一些人们称之为“经济学革命”或“凯恩斯革命”，使得宏观经济学诞生的一部巨著。宏观经济学从诞生初始就没有被证伪的可能，因为它的基础学理缺乏严格定义的概念，无从得出有被证伪可能的逻辑命题。这一点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又颇为相似。
《通论》是一本被世人公认的逻辑混乱、晦涩难懂的著述，如果这本著作不加上作者的名字，你一定会认为它是“半路出家”的李嘉图或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人所写。当代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就曾直接承认说读不懂《通论》，并回忆说：“在该书出版后的一年半载中，在麻省—剑桥(这里指哈佛、麻省理工等名牌大学汇聚的地方）没有人真正懂得该书的内容是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张五常也曾说过读不懂它，并在他的《经济解释》第一卷中评论道：“凯恩斯的《通论》(逻辑)也是模糊不清，所以该理论的某些重要部分，没有人敢夸言曾作验证”。尽管如此，这并不能妨碍凯恩斯以《通论》为武器向世人宣布他的结论：市场中不存在一个能把私人利益转化为社会利益的看不见的手，经济危机和失业不可能消除，只有依靠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才能发展经济。
⒉凯恩斯主义的产生背景与结局现状
大陆出版的经济学教材，作者杨志龙写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在介绍凯恩斯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时是这样写的：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危机，各国经济陷于长期萧条，失业问题日趋严重。面对着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大量的失业和生产过剩，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显得无能为力，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学的第一次危机”。 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之前，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是以马歇尔、庇古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和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出发，把资本主义经济描绘成一部可以自行调节的“美妙”机器，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完全能够保证全社会的经济资源得以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保证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得到最大的满足。但是，新古典经济学那种保持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趋势的学说，未能经受住30年代市场经济完全崩溃的考验』。这种隐瞒真相扭曲事实的说法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一些国外人群中也颇有市场。而事实的真相是，所谓的“经济危机”其实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手造成的战争创痛与恶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于1914年年中，结束于1918年年底，是一场主要战场在欧洲，但波及全球的大规模战争。数千万军人战死沙场，还有800万人“失踪”，2100万人受伤，近700万平民罹难。整整一代的欧洲青年不是死了，就是成了残疾人。战争使参与各国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805亿美元(按当时的币值)，间接经济损失大到无法估量。战争中英国死亡人数为662083人，失踪和被俘140312人，1644786人负伤，战争使英国的劳动力损失严重。战前的1913年度英国政府总收入由税收与非税收入两项合计达到188802000英镑，总支出为188622000英镑。而战端一开，英国财政支出迅即升为12454百万英镑。整个战争期间英国税负超重，同时物价上涨，人们不得不降低消费，很多家庭破产。而战后物价开始回落恢复正常时，战时留下的高额税率又给人们带来比战时还沉重的负担。这些使得国民经济失血的事实属于看得见的战争创伤，而看不见的战争破坏是社会经济机能的坏死与市场秩序的衰败。战争使得英国在垄断资本主义的路上狂奔，所谓垄断资本主义就是用国家的力量来对国民生活进行全面的干预。政府规模膨胀，增设了劳工、外贸、粮食管制等十三个部委，还有农业局、商业局等许多机构。不仅把包括铁路在内的民营企业收为国营，还另外出资开办了近四百家国营企业。这时的英国哪里还有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自由经济的样子？哪里还容得下市场无形之手对经济起恢复平衡的作用呢？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经济危机，不把板子打在政府身上，反倒指责自由经济，虚构“市场失灵”的谬论，这根本不应该是一个懂得经济学原理的人所应得出的结论。
在20世纪70年代，奉行凯恩斯主义的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了“低增长和高通胀、高失业”并存的“滞涨”现象。特别是美国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滞胀”状态，1972～1982年间，美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达到8.7%，失业率达7%，而GDP增长率只有2.2%。 对此，凯恩斯主义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也不能提供有效的解决措施。
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乃至接踵而至的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到目前为之从没有哪位经济学家根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能够预测到，也没有哪位经济学家敢说自己根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为深陷大萧条中的欧盟各国经济找到复苏的药方。自2009年以来，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已经相继采取了数次量化宽松政策，银行的借贷利率也一直被人为压低到几乎接近于零，但到目前为止，似乎种种凯恩斯主义的恢复经济复苏的药方全失灵。再看中国，自2008—2009年世界性经济衰退以来，中国政府决策采取了极端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但在财政政策上提出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而且在货币政策上实际上催生了30余万亿元的银行贷款，到2011年年底中国的贷款余额已经是GDP总量的123.4%。多年来中国央行人为地压低利率，使利率大大低于可能的“自然利率”（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结果导致“铁公基”和各种高资本化的生产项目盲目上马和极度扩张，地方政府和企业负债累累，以致在短短的两三年中就有一些盲目扩张的企业资不抵债而“跑路”。2012年之后，鉴于诸种宏观经济指标均表明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行，中国政府决策层目前似乎又要来个四年中的第四个180度的货币政策转向，欲再次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阻止宏观经济下滑……直到2016年M2余额已达139.23万亿，M 2增速达13.3%，经济却仍在继续下滑。凯恩斯的理论在事实面前已经无可置疑地破产了。
3.凯恩斯的《通论》与凯恩斯主义概要
《通论》是一部国家干预主义宝典
凯恩斯出版《通论》一书时，欧美国家正处入经济大萧条中。凯恩斯扛起反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大旗，主张政府积极扮演经济舵手的角色，在政策上倡导用政府干预主义取代自由主义。通过实施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萧条。他写《通论》的目的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理论依据。如果说《国富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秘笈”，那么《通论》便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宝典”。
《通论》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诞生。此后干预主义者们围绕凯恩斯理论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修正与改进，在理论和政策上形成具有广泛影响的凯恩斯主义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凯恩斯本人之外，还有美国经济学家艾文·汉森、保罗·萨缪尔森、詹姆斯·托宾，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罗伊·哈罗德等人。
有人把从《通论》出版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称作“凯恩斯时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占据了长达30年的正统宝座。
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被大萧条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在欣欣向荣、高歌猛进，工业生产总值跃升为欧洲第一。而这些都是在计划主义经济体制之下实现的，于是这就证明了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和可取的。 当时，大萧条的长期性和严重性使人们失去了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心，而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学在大学校园和知识分子中得到广泛传播。1932年，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居然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至于当时的凯恩斯有没有借鉴苏联模式的成功经验或者说计划经济理论有没有影响到凯恩斯，虽无法从现有的文献资料证明这一点，但显而易见的是，凯恩斯主义隐含着计划经济干预的色彩，包含有修正人们“盲目需求”，人为维护平衡，打破市场无形之手的理论成分。
凯恩斯主义解决“市场失灵”的药方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选择一种宏大叙事的范式，是对诸如就业率、总需求、总收入、物价总水平等宏观指标进行总量分析，凯恩斯本人曾声明自己要建立的是一门宏观经济学，这区别于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所谓的“宏观经济学”就是在凯恩斯《通论》的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其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恰当的名称应该是“政府政策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思想大致体现于四个方面。
⑴在自由竞争环境中，“充分就业均衡”是一个“特例”，非充分就业才是“通例”。凯恩斯之所以将自己的代表作称为“通论”，意思就是适合通例的理论。
⑵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基本原因。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是以解决就业问题为中心的，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所谓的“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对未来过于悲观，不愿投资。也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解决的办法自然就是使用非市场的手段增加需求。
⑶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认为政府投资会产生乘数效应。凯恩斯主义认为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最合乎逻辑的方法就是扩大总需求，就是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调控经济活动。 凯恩斯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代之以国家干预主义，主张政府用公共投资计划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国家干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加公共投资与公共消费，实行扩张性经济政策。 凯恩斯主义分析认为，投资的变动会使收入和产出的变动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即投资的增加可带来国民收入和就业量若干倍的增加。凯恩斯指出，初始的投资增加可以引发诱致性投资增加，通过连锁效应，一个单位的政府投资可以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一个就业岗位的创造可以连带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最终可以带来数倍于初始投资的社会有效需求扩张。同样，初始投资的减少也会造成数倍于它的社会有效需求的缩减。这种现象被称之为“乘数效应”。
⑷根据经济发展形势，相机选择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在进行需求管理时，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和各种调节措施的特点，机动决定和选择究竟应采取哪一种或哪几种经济政策。 凯恩斯指出，在经济萧条、衰退时期，由于企业和消费者个人都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提高需求水平，只有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增加政府开支、实行赤字预算、增发公债、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等措施，来刺激投资和消费，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增加有效需求。 相反，在经济繁荣时期，政府应该实施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减少政府投资，增加税收，抑制消费，同时收紧银根，限制企业投资。具体可采取提高税率、控制政府开支、降低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等方式，遏制投资和消费过度膨胀。 用一句话来概括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就是“相机抉择”或“逆经济风向而动”：在危机时实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在繁荣时实行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认为财政政策的作用更为直接、效果更明显；而货币政策作用间接，效果不明显。因此经济政策与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
综合上述理论，凯恩斯主义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市场中不存在一个能把私人利益转化为社会利益的“看不见的手”，经济周期和失业不可能消除，只有依靠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才能解决问题。
4.凯恩斯主义的谬误及弊病
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弊端及其导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凯恩斯主义只顾短期效应，不看长期效果。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短期经济政策而闻名。凯恩斯的名言就是：“在长期中，我们都不在人世了”。这种套路是出于那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肤浅短见，并非是真正解决问题之道，也没有彻底解决过任何经济萧条问题，而只是作为一种从表面上缓解问题的手段而已，就像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止痛剂，只能暂时收到缓解危机症状的表面功效，不能解决长期性根本问题。 但恰恰是因为总是能够在短期内快速奏效的这一特点，凯恩斯主义深切地符合了政治家的愿望，其实凯恩斯本人就是一个政治家出身的所谓经济学者。政治家一般只考虑自己在任期内的事情，在各自的任期内希望做出显著的政绩，没必要去也没有义务去考虑任期之外的长期效应。
2.凯恩斯主义导致产能过剩，引发“滞胀”困扰。凯恩斯主义特别注重投资，在他们看来，在地上重复挖坑再填坑与投资开金矿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具有类似的效果，甚至认为战争也是一种有益的投资。扩大投资一般都会增加货币供给，导致货币过剩、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产生趋势性、整体性的投资错误。
3.凯恩斯主义是一套政府干预市场、强化政府职能的理论。凯恩斯主义理论制造了太多的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概念性借口，为政府的自我膨胀和自我强化寻找理论性依据。 凯恩斯主义的本质是人为制造“有效需求”，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就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为直接插手企业经营、滥发货币等行为作了理论性包装。凯恩斯主义在构筑理论时假设经济政策只是针对经济大的波动以及危机或萧条的，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地成为常规化、长期化手段。
4.凯恩斯主义根本无视政府的失灵和无效问题，有意美化和夸大政府的作用。其经济学假设的前提是“完美的政府解救不完美的市场”。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上的企业和个人弥漫着“动物精神”，只追求一己之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充满了理性。这是一个完美得不能再完美的假设。假如有“动物精神”这种东西的话，政府所具有的可能丝毫不亚于私人。较之于个人失误，政府的失误造成的损害会更大。个人的非理性冲动影响是局部的而且必须自己承担失误后果；而政府失误影响是全局性的，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多数情况下也不必对后果负责。
5.凯恩斯主义导致财政赤字累积，形成负债黑洞和“代际剥削”。历史上各国政府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政府预算规模不断膨胀，财政赤字增大和债务增加。 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独门秘器就是通过大规模投资带动就业和增长，而规模庞大的投资一般都来自于债券、国债，以及国有银行对政府项目的贷款。其本质就是把国民的钱通过债券借给政府提前消费，但是滥发债券容易造成“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如果没有偿债能力，就得依靠中央银行发行货币还债。长此以往，就是政府把短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用于长远的经济发展并形成习惯，就会把债务负担转嫁给下一代。凯恩斯主义实际上是借后人的钱大搞投资，把前人债务后移，这就形成了一种代际剥削，前代人透支当代人，当代人透支后代人。
第十节 五花八门的各种修正学说
一、制度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⒈制度学派简介
制度学派是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该学派以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标榜，并以此得名。说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这主要是从方法论方面而言的。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所采取的是历史归纳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他们既不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抽象的“经济人”的组合，也不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动看成是“自然的”规律起作用的后果。他们强调每一个民族或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或发展起来的，从而阐明规律性并无普遍的意义。制度学派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内部观点统一的经济学派别。它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被用来概括若干在理论、方法和政策主张方面有所相似的经济学家。虽然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被公认为制度学派的奠基者，但是他们也没有统一的经济观点。凡勃伦把社会学应用于商人的经营信条，米切尔关注的是统计资料的分析，康芒斯则以法律为基础对经济体制进行分析。这与之前产生的古典经济学派、当时的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三个人的著述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很难说究竟哪一本著述概括了制度学派的主要经济观点而成为本学派的“经典作品”。
以下五个方面是这个混合学派的共同理念或主要信条：
（1）整体主义的视角。反对主流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坚持认为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把它分割成互不相干的部分进行研究。
（2）进化主义的方法。认为各种社会制度都处在不断变化中，只有演进的方法才是经济分析的正确方法，这种达尔文主义的演进方法与追求均衡、寻求永恒真理的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形成鲜明的对比。
（3）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总是强调所谓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即认为只有把对制度的分析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放在主要位置上，才能阐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弊端，也才能弄清楚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趋向。
（4）痛斥主流经济学。不满意主流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方法，对19世纪70年代后的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的数量分析方法不屑一顾，坚持认为主流经济学的静态、均衡、苦乐主义的分析方法将经济学引入歧途。
（5）主张自由民主改革。不同意当时处于主流经济学的自由放任政策，不相信不加管制的市场能够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收入的公平分配。他们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调节，以克服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缺陷和弊端。
⒉凡勃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
凡勃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把注意力囿于一些狭窄的偶然现象，并且拒绝对经济活动发生在其间的广阔文化环境进行理论上的探究，试图通过理性、自利、最大化等行为来解释一切，但是实际上，这种非历史的和过分简单的观点，什么也解释不了。在凡勃伦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问题是，他们没有能够领会演化分析方法的精髓，错误地将经济看作是一个“静态”的“均衡”体系，没有给“变化”留下任何空间，全能的“无形之手”背后，其实是对真实世界的逃避。 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人不过是快乐和痛苦的计算者而已，他们具有完全的理性，能够迅速而理智地做出选择，而这些模型在凡勃伦看来，是完全不现实的，也没有任何用途。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方案，凡勃伦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任何真正的理论，只是使私人产权和财产合理化的一个辩护的假设而已。对于增长这样重要的问题，凡勃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更是无能为力，除非它把增长看做是大小、体积、质量、数目、频率方面的变化。因为对于凡勃伦来讲，“持续不断地发生的结构深化”才是经济学应该关注的重要事情。 对于凡勃伦的研究方法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差异，也许凡勃伦的传记作者索厄尔的评价不无道理：“凡勃伦希望经济学所做的那种研究不同于在他之前的任何经济学研究，也不同于他之后的经济学研究。这种研究是要发现经济模式发展变化的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原因和结果，这种经济模式变化，如从渔猎社会发展到了农业社会，从手工业到工业大生产。很明显，无论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凡勃伦批评他们提出了种种错误的问题，而不是给出他们所提问题的错误回答。在这个过程中，他说了不少挖苦话，也提出了很多格言警句，这些后来都被其他人用于对经济学进行更彻底也更天真的攻击。”
二、货币数量论与货币主义学派
20世纪70年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普遍出现了经济的滞胀危机。对此凯恩斯主义既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也不能提出有效应对之策，这导致各种反凯恩斯主义思潮的兴起。一些新的经济理论和学派就此产生。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货币主义的基础是现代货币数量论，而现代货币数量论又可以从古典货币数量论中追溯其脉络。
⒈古典货币数量理论概述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有关货币的经济理论主要是“古典货币数量论”。美国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欧文·费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对古典货币数量论作了阐述，其理论主要反映在“费雪方程式”中。
货币数量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古典经济学诞生之前。1752年大卫·休默发表的《论利息与货币》一文就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货币数量论。之后李嘉图、萨伊、穆勒、费雪、马歇尔、皮古等人都是货币数量论的追随者。在古典经济学体系中，货币数量的功能之一，是用货币数量的变化来解释价格总水平的变动。即货币数量论是关于货币流通量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数量关系的理论。
货币数量论的结论是：货币数量与价格总水平同向同比例变化，货币数量的变化是价格总水平变化的原因。货币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是中性的。货币数量的变化只影响宏观的名义变量，如名义的国民收入、名义利率和价格总水平，而不影响实际变量，如就业量、实际产出和实际利率。这种观点被称作为“货币面纱论”。货币数量论认为，在经济活动中货币只充当交易媒介，只是方便交易的一种手段，如果不花费就应该储蓄和购买资本品(投资)，否则就不会有利息。由于人们是行为理性的，人们不会无息地窖藏货币。
货币数量论的根本性缺陷是：⑴它认为利率对货币需求没有影响；⑵它把货币数量与价格总水平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单向、简单的数量关系。
⒉货币数量论的费雪表达式和庇古表达式
古典货币数量论主要有两种表达式：
交易表达式：MV=PT
现金余额表达式：M=kY=kPy
交易表达式是由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费雪于1911年在其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的；而现金余额表达式是由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庇古于1917年在其《货币的价值》一书中提出的，这个表达式的理论依据是马歇尔的货币数量理论。
从分析方法上来区分，费雪的交易表达式使用的是一种宏观视角的总量分析，它试图在货币供应量与价格总水平之间建立一种数量关系；而现金余额表达式使用的是一种微观视角的边际分析，它要说明的问题是当居民和厂商需要用现金进行交易时，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他们的现金持有量。
3.现代货币数量论与弗里德曼
现代货币数量论创始人是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1956年，弗里德曼在继承古典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对货币数量理论进行了重新表述，他所发表的论文标题就是《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由此建立了“现代货币数量论”。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价水平的高低和货币价值的大小由一国的货币数量所决定。即：当货币数量增加时，则货币价值下降，物价上涨。
现代货币数量论在修正古典货币数量论的同时，还反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和政府干预行为，主张让市场机制完全自由发挥作用。
作为现代货币数量论、货币主义经济学奠基人，弗里德曼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提倡自由市场经济，批评政府干预市场行为，反对凯恩斯主义，强调货币政策对经济周期及通货膨胀的重要性。
4.货币主义经济思想概述
货币主义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强调货币的重要性，货币主义的核心命题就是“唯有货币最重要”，凯恩斯主义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这在货币主义看来只能起到短期作用。货币主义指出，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宗旨的财政政策，最终都是通过货币量的扩张和收缩来实现对经济的调节。 所以货币主义认为政府应通过控制货币供应来管理经济，这比通过财政税收政策管理经济要有效得多。货币主义把货币推到极端重要的地位，认为当代一切经济活动都离不开货币信用形式，一切经济因素的变动都与货币有关，一切经济政策和调节手段都要借助货币量的变动来发挥作用。 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个货币问题。弗里德曼是用统计资料来分析，表明美国每次通货膨胀都伴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加。
在货币主义的观点中，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必然发生通货膨胀。对于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用通货膨胀手段增加就业的主张。弗里德曼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认为如果政府想把失业率控制在“自然失业率”之下，通过发行货币扩大政府的支出以增加就业，这在短期内或许有效，但从长期来看这根本不是在解决问题。
货币主义主张单一货币规则，即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主张经济政策的制定要公开、透明，以降低人们对经济政策波动的预期。弗里德曼指出，货币增长率应由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率等要素来确定。他曾提出过一个简单的准则，就是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水平上。 货币主义主张保持稳定连续的货币供给，以防止供给的剧烈波动对经济产生冲击。 弗里德曼反对把利率、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认为货币政策的最佳中介指标应该是货币供应量。
货币主义反对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认为政府重要的经济职能是调节货币供应，除此之外则不应该进行其它干预。
5.货币主义的局限与困惑
20世纪80年代，货币主义与供给主义一道，在美、英等国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在美国，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提出的“经济复苏计划”中，除了把供给学派的理论作为政策基础外，还把货币主义思想作为重要内容之一予以借鉴。 在英国，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相的保守党政府，制定了以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为纲领的经济政策，大力缩减货币供应，削减政府开支。 货币主义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有其合理性和适用性，为成功解释和化解资本主义滞胀危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货币主义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弊端。 货币主义在坚持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的这一根本原则上并不彻底，这就使得货币主义理论难免产生绝对化和片面化的认识。如货币主义认为“唯有货币最重要”，而从货币表象出发，简单地控制货币数量，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实际上牵引经济波动的因素很多，既有货币方面的原因，也有非货币方面的因素，货币供给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不能简单地把一切经济波动都归结为一种货币现象。
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主义也不断遇到新的挑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全球化和新金融产品的出现，货币供应愈加难以衡量和控制，货币主义的局限性日益显现。
其实，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主要是基于美元与黄金挂钩的背景下做出的分析，但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与黄金脱钩后，金本位制货币体系消失，世界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信用货币时代，货币的运行规律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信用货币运行与金本位制下的货币运行有着不同的运行机制与规律。从近几十年的实践来看，货币主义理论与政策没能使世界经济摆脱物价上涨的困扰。自从货币主义诞生后，通货膨胀不仅没有被抑制，反而在全球各地蔓延扩大。
第十一节 经济科学与奥地利学派体系
一、经济学说上升为经济科学的路径条件
经济学说如果需要上升为经济科学的话，首先就要有一个正确的起点、正确的方向。古典经济学从人类协作分工入手，把握住了探寻自由市场这个正确的基础和方向，这就为经济学说最终可能成为经济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如同牛顿学说因为以力的研究为起点才最终导致经典物理学大厦得以构建一样。经济学说如果蹈循重商主义方向，或以历史学派的国家主义为基础，则将永远不可能成为经济科学，只能是贻害人间的谬种流传。
经济学说如果能够上升为经济科学，一定是遵循了科学的认识论方法，从而产生了本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只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得到科学的理论及其体系。这就如同只有产生了光子的波粒二象性学说就才可能有实物粒子的德布罗意波理论的道理一样。经济学说如果总是从现象到现象，坚持以经验、历史和统计数据的归纳为方法，则经济学说必然永远呈现为一堆支离破碎不成体统的理论乱麻。
门格尔认为经济学知识来源于先验论断和命题，而不是历史现象的简单归纳。经济现象是有规律的，理论的任务是提供超出直接经验以上的认识，建立永久性的、一般性的、普遍性的原则，因而经济学研究只能应用抽象演绎法。古典经济学说之所以能够作为进阶经济科学的基础，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之所以是进阶经济科学的正确方向，就在于古典经济学说认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经济规律，这种规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并且同自然规律一样是永恒的不会改变的，而且古典经济理论体系在试图揭示这些规律时确定了只有逻辑演绎的方法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这一原则。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在处于最高位置的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必然有共同之处，奥地利经济学派开创者门格尔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他以非凡的敏锐和和深刻洞察并揭示了这一点。奥地利经济学派在奠基之时，就将学说理论之关注焦点指向了经济学方法论，这就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体系开启了经济科学殿堂之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其他先驱大师们在一个统一的根本的正确起点上，各自对先验演绎的经济科学体系，作出了不同角度的发现、构建和完善工作。
边际革命带来的无与伦比的主观效用价值学说对古典经济体系的劳动价值论给予了彻底的否定和修正，从根基上给予了这个古老体系最完美的修缮，边际分析的方法和范式的引入，更是给予了经济理论研究的肌体中注入了鲜血及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个类似于牛顿完成了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的伟大机遇中，经济科学原本或者说理应像自然科学一样在万众瞩目中如火燎原般地诞生、成长和壮大，但历史和现实却往往并非如人们情愿般地那样发展。边际革命三杰之一的瓦尔拉斯一头扎进了用数学工具揭示人类活动规律的执迷之中，完全扭曲了边际革命所产生的意义；杰文斯则是创新动力不足，坐失了成为社会经济领域的牛顿的机遇；雄心勃勃的马歇尔则完全不得要领，构筑出一个八面玲珑的体系，却忽视了科学的根本。这些响当当的该领域里的杰出人物或佼佼者，吸引了人们足够的注意力，于是本该有的经济科学盛宴就这样流产了。经济科学只是以一种不见经传的某个学派群体的样貌，以一种春雨潜入夜的姿态悄然诞生，至今不被众人所知晓。
为什么可以说奥地利经济学派并非是一个普通的与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学说学派有不同地位的特殊学派体系，凭什么能够说经济科学已经立基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理论体系之中了呢？当一门科学理论体系一旦成型并完备之后，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对该领域中的一切过去、现在或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学说、理论中的谬误，都构成了无形的自动的批判，而且也能抵御以后可能产生的各种谬误的进攻。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体系在经济学领域中，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地位态势。奥地利经济学派理论体系首先从方法论上来说就是基础牢固，无懈可击的。它的整个体系发展至今因体系全面而解释力广泛、因概念周延而理论兼容性强，因逻辑严谨而自洽缜密，它批判了重商主义、历史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批判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比如对眼下“大数据使计划经济成为可能”的谬误，在奥地利学派范式的分析下就是不堪一击的。
但这并非是说奥地利学派一定要与其他的学派为敌，奥地利学派理论体系与其他学说学派理论体系的关系并非是一种势不两立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修正、完善、补充或提升的关系。当然，那些很出格的非主流的怪诞学说则要另当别论，比如历史学派、马克思学说和当今所谓的“行为经济学”，这些学说连逻辑尚不能自洽，“理论”二字对它们来说是一种奢华的套装，若欲使用科学体系的方法和结论想不与之对立都很难。其实，很多学说都是因为要对另一种学说进行修正而出现的，比如新古典是对古典的修正，制度学派是对新古典的修正，货币主义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修正等等，它们相互之间的确是一种前者对后者的修正关系。但修正的学说未必就能够实现纠偏而达到正确的结果。多数情况往往是修而不正，是以一种错误去对抗另一种错误。比如以“动物精神”或“人都是非理性的”结论去校正“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错误，结果只能是错上加错，错得更离谱。而唯有奥地利经济学派理论体系在探寻创建之初就不是为了只对某一种学说进行修正而产生的，它在一开始就是为自己设立了构建一种经济科学理论体系的目标，并为之奠基了方法论的坚实基础。
二、奥地利学派人物及体系发展脉络
1871年，卡尔·门格尔出版《国民经济学原理》，标志着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开创。门格尔的伟大理论吸引了两个杰出的学者：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在两位忠实的追随者的发展下，奥地利学派成了唯一继承并革新了古典经济学的具有着鲜明特色的学派。庞巴维克于1884年出版了《资本与利息》，1889年出版了《资本实证论》。庞巴维克的重大贡献就是将时间因素引入了经济分析，并阐述了生产结构理论，这些都为奥地利学派的后继者们所继承，成为奥地利学派理论的重要基础。同时庞巴维克也对马克思的理论作出了彻底的批判。维塞尔1888年发表了《自然价值》，他还命名了边际效用并用其分析成本和分配理论，发现并创造了“机会成本”这一伟大的概念。此外，维塞尔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归属理论"，即在生产产品中，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正确的研究视角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勾勒了出来。
奠基者们的深刻思想也影响到瑞典的一位经济学家维克塞尔，他于1898年发表《利息与价格》，于1911年发表《国民经济学讲义》，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经济学家的著作。尽管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开创者门格尔被列为边际革命的三人之一，但门格尔的著作直到二十世纪50年代才被翻译成英文，这对于不懂德语的英语世界的经济学者们来说，了解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只能是“道听途说”。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些懂德语的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重要性，遂将这些理论引介到英语世界。
米塞斯是奥地利学派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对奠基者们的继承与开创性地全面整合及发展，是无以伦比的。米塞斯于1912年发表的重要著作《货币与信用理论》，将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边际理论等基本方法用以分析货币，使货币理论得以与经济理论的其他部分无缝地衔接成为一个整体。同时，米塞斯研究了经济周期理论，将庞巴维克的时间因素、资本结构和维塞尔的自然价值理论融合在一起，揭示出了产生经济波动的根源。由于米塞斯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建立在普通经济学理论上的，所以它是唯一能够正确解释周期现象的理论。
在二十世纪20年代的社会主义盛行时期，米塞斯用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指出计划经济的经济计算的不可能性，由此引起了持续数十年的大论战。米塞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批评不遗余力，他于1922年专门写了一本著作《社会主义》，从思想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米塞斯认为该书是科学研究而非政治论战。
米塞斯在努力对经济理论建树的同时，为了继承了门格尔关于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而进行了一系列方法论方面的著述。米塞斯强调关于人的行为科学绝不可能如自然科那样将研究对象看作是固定不变并且可控的。米塞斯认为经济学乃至于人类行为学都是从少数几个公理出发，经过逻辑演绎得到理论，是一门定性的科学。市场中的量之间不可能有固定的关系，因此不是一门定量的科学，因此他坚决反对数学分析式的经济学。
在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上，米塞斯于1940年发表了《人的行动》这本奥地利学派最完善的综合性著作。该书涉及到经济学几乎所有方面的理论，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影响了所有本学派的追随者。
哈耶克是将奥地利学派推向另一个高峰的人。哈耶克早年在奥地利师从维塞尔。最初哈耶克是信奉社会主义的，当他阅读了米塞斯的著作后便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思想及观念。哈耶克跟随米塞斯工作后，便一直潜心研究经济学尤其是经济周期理论，并将米塞斯的周期理论推进发展。二十世纪30年代，哈耶克到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后，就经济学的问题与凯恩斯进行了持久的论战，论争过后哈耶克写出了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研究方向也转向了政治哲学、法学、思想史等领域。当二十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经济出现了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的“滞涨”时，整个世界的观念潮流转向了自由主义经济观，于是哈耶克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使他的声誉达到了顶峰。尤其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于1991年倒下之后，人们更是称赞这位“先知”一样的伟大学者的敏锐深刻的洞察力，称二十世纪是哈耶克的世纪。哈耶克的经济学，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的贡献：一是对米塞斯开创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其二是深化了市场过程理论，其三是哈耶克的创造性贡献，即对知识分工的论述及由此导致个人在市场上必然的无知局限。
罗斯巴德作为米塞斯的学生和坚定的支持者，对发展和捍卫米塞斯的思想是不遗余力的，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人、经济和国家》就是将米塞斯的理论作了系统化的重新梳理，作为一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专著他的阐释更具有逻辑性，其内容也更全面。《美国大萧条》则是罗斯巴德用米塞斯的经济周期理论对大萧条作了最权威的奥地利学派解释。作为有二十余本专著和上千篇论文的作者，罗斯巴德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阐述者，更是一个思想创立者。在奥地利经济学派中罗斯巴德是最近的也是最全面的体系建构者。他虽然对米塞斯尊重有加，但并非是采取那种一味追随的姿态。罗斯巴德并未拘泥于米塞斯的“有限政府是必要的恶”这种具体的观点，独自发展了一套逻辑一致的政府非必要主义的理论体系。罗斯巴德否定了自由市场中存在垄断的可能性，重新定义了“由权力设置市场准入”的垄断概念。
柯兹纳也是奥地利学派第五代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直接继承了其师米塞斯关于市场过程的理论，同时将自己发展的企业家理论与哈耶克的知识分工理论融合在了一起。
拉赫曼是哈耶克的学生，也是哈耶克的同事。他是1970年后新奥地利学派复兴的重要领袖人物之一。拉赫曼对奥地利学派最重要的贡献有以下几点：明确提出资本理论必须基于资本品经济用途的异质性，指出资本问题不是数量而是一个有结构形态学问题，并指出了资本问题的社会结构含义；他明确指出奥地利学派对预期问题研究的忽视，并提供了预期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他反对市场运行的结果一定会趋于均衡，主张在非均衡的框架下分析经济问题。
三、奥地利学派在历史现实中的表现
在经济学思想史上，奥地利学派一直是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反对集权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在前苏联取得“十月革命”胜利不久，那个年代大部分思想家都相信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新时代的标识，即所谓的“社会主义思潮”，只有米塞斯从“经济计算”的角度（1920年发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提醒人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避免的失败：在生产资料公有、产品生产和供给都由中央计划者决定的前提下，以货币表示的市场价格无法形成，那么，所有关于利润和亏损的经济计算将变得不可能，最终只能导致生产要素的滥用、计划的无效率、物资和商品普遍的匮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当所有人都为斯大林社会主义集权体制喝彩的时候，哈耶克却在理性地分析之后疾呼：那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出版）！哈耶克总结了米塞斯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他认为导致计划经济失败根深蒂固的两个原因：一是“知识与信息”的问题，由于社会中到处都是私人的、主观的、分散的、隐藏的信息和知识，这些信息无法通过计划体制有效地传达到中央计划者那里，所以计划者无法作出有效决策；二是“目标不一致”问题，由于各个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不可能形成一个有先后次序或重要性排序的目标序列，计划者所选择的目标只能是武断的，因为不可能同时满足所有人的目标。因此，在“分散的、隐藏的知识与信息”与“社会成员目标不一致”的现实情况下，计划者在计划的目标选择上不可能协调所有社会成员，在计划的手段上也不可能有效利用那些分散于社会中的私人的主观的知识和信息，所以中央计划者无论在计划的目标选择还是手段选择上都是无效的。这无异于“一个不熟悉航海术而在远洋航行的水手”，计划经济“只是一个黑暗中摸索的办法”（米塞斯语）。
米塞斯与哈耶克在继承老一辈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在当时对上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作出了准确预测，尽管他们没有指出将在何时会发生危机。根据他们的理论，20年代美联储实行持续的扩展性货币政策，利率定得非常低，信贷规模膨胀，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大危机。后来，罗斯巴德（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奠基人，创立了“米塞斯研究院”）于1962年出版了《美国大萧条》（比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年》早一年），系统地解释了30年代危机产生的原因，他认为是因为美联储扩张性货币政策和低利率导致了投资结构扭曲和资产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