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70年前的那场滇缅大反攻战役,是为了一条公路。
在中日两军隔怒江对歭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战场上所需的全部战略物资，完全依赖于一条用生命铺就的“驼峰”航线。但是，每月4000吨的空运量对中国的战局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在此种不利的情况下，恢复滇缅公路的控制权，并连接新建的雷多公路，使援华物资能经陆路从印度抵达中国，成为刻不容缓的事，这也被称为“史迪威的梦想”。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1942年11月，不到19岁的肖童松，与无数的中国士兵一道勇敢地飞越了珠峰。从昆明抵达了印度的兰姆伽。
“十五岁那年，我父亲带我去浏阳赶集，我第一次看见汽车，就喜欢上了，那么大的一个家伙在人群里那么灵活，就跟鱼一样”。
95岁的肖童松，走路虽然颤颤巍巍但与生俱来的倔强和军人的率性，在岁月的冲洗下，依然没有丝毫褪色。说话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最让人难忘的是，他对历史细节的表述，没有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只有云淡风轻的平淡和琐碎，一切是那么直接而又生动，质朴的语言，阐述的却是深刻的道理。
每个人都活在自已特定的时代，战争的洪流里，成为什么样的人，随波逐流还是奋勇抗争，在历史的时间节点上，这完全取决于个体对生命价值的认知。每个你所爱的人，你认识的人，你听说过的或者没有听说过的人，都将在这个层面上度过一生。每个向硝烟中走去的士兵，每对在动荡离索中牵挂的夫妻，每一位渴盼儿子归家的母亲，每一个满怀希望的孩子，甚至每一个圣人和罪人，都将在这个上面度过一生。
凡有历史处，选择必嘎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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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人：肖童松 。1924年11月生人。老家湖南浏阳南乡。15岁入国民政府举办的汽车学校学习驾驶，毕业后被编入直属汽车三团第五营。1942年11月抵达印度兰姆伽，转入驻印军直属汽车第九团，归郑洞国直接指挥。1952年入朝，直到1955年归国。
肖童松口述
（）“有的鸟来到世间，是为了做它该做的事情，而不是为了躲避子弹”。
十五岁那年，我才在浏阳城里第一次看见了四个轮子的汽车。
我那个时候年纪小，对什么新奇的东西都充满了兴趣，而且从小我的个性就很倔强和率性，我喜欢的东西就一定要实现它，于是我就跟父亲提出我要去国民政府举办的汽车驾驶学校学汽车，我的父亲虽然文化不高，但还是一个相当开明的人，他是我们乡下很有名的厨师，方圆十里，但凡红白喜事，肯定会请他出面操刀。在我们南乡那个山里，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物。这样我就第一次离开父母出了远门。
我的家族在当地是一个大家族，光我就有十个兄弟，还不算那些姊妹，你说大不大？十个兄弟里，五个是我伯父家的堂哥，其中有四个上山当了红军，我的五个亲兄弟中，也有一个跟着他们去了，就在我们附近的山区活动。白天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一到晚上他们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跑到各乡各村斗地主。我那时年纪小，不是很懂事，只是偷偷跟在大人后面看过几回，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就是跑到地主家里，把那些值钱的东西搬出来分，不听话敢反抗的，就一顿好打。我印象里还记得一次，我的三哥还回过一次家，他是当官的，骑着一匹白马，威风得很。说来也怪，我伯父是一个医生，我的堂哥们却都不肯读书，反倒是我9岁就入学读了新学堂，一直读了四五年。这也让我在学校里学车的时候，比一般人接受得快。毕竟开车还是一个技术活，而且我又年轻，又感兴趣，所以学了两年就毕了业。一毕业就分到国防军事委员会直属汽车三团第五营，当时中国最好的车都在我们团里，我们一个营开始是五十台车，后面投入到前线后，就不清楚了。我一生中开的第一台车就是美国的道奇大卡车，有六个轮子。第一次开它上路，心情激动的很，但是谁又能想到，我这一开就开了一辈子呢。
（）“在印度 我是天不怕，地不怕，唯一怕的就是吃牛肉”。
我1939年入校的时候，我们中国就老打败仗，到我毕业的时候，局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危险了。1942年年底，我们团接到命令要去昆明集结，到了昆明后才知道，要调我们去印度。尽管没有人想背井离乡，但我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在巫家坝机场登上飞机时，真的是只想打日本人，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当时我们汽车兵是很珍贵的，能开大卡车的人少，所以我们体检要比步兵松得多，只要会开车基本都能过，而且待遇也比步兵好得多。在印度下了飞机，就给我们打防疫针，然后就发一套英式制服。兰姆伽的营地里，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都有。但我们中国人跟美国人关系更好。美国人没有架子，爱跟我们中国人一起玩，每天见了面一开口就是“哈啰”，我们开始不知道就问翻译，翻译告诉我们就是老乡的意思，所以我们一看见他们也是“哈啰”。
我们团到印度后就整编为驻印军军部直属汽车第九团。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好像是归郑洞国直接指挥，但时间我不能肯定。我们的任务其实倒也蛮简单，就是给孙立人的38师廖耀湘的22师送后勤补给。弹药那些不归我们送，都是美国人直接送。他们每隔几十里就会设一个兵站，这样方便前线部队作战。我们也只是每天上午有任务，把后勤补给送到离基地最近的兵站，然后就可以回营地了，那些物资放在兵站，又有其它组的汽车送到下一个兵站，就这样一直接力下去，直到士兵手里。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因为当时我们开的都是美国的车，比如JMC，还有吉普这些。一是加油站少，第二个我们的维修能力也不行，一旦坏在路上，就会影响前方。距离短，寻求支持就会方便很多。当时我们汽车兵都不配武器，车上除了维修工具，必配的就是打气筒，修胎，补胎，打气这些必须是自已要能完成。
后来打仗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紧张的多了。从雷多开始，我们就是一直給前方送补给，有时也拖一些伤兵，但这种情况比较少，美国人有小飞机专门接伤兵。你要说，那些日本人也还是狠，部队到八莫时，我听前线的士兵说，那些日本人把自已绑在树上，专门对中国人打冷枪，但是一旦被中国人发现，他就必死，完全成了靶子。也是在这里，我还差点丢了性命。有一次去执行任务，前方打得激烈，我们后方也不能休息，连着几天都没睡好，那路一个不好走，第二个又不熟，结果疲劳之下把车开到沟里翻了车，还好命大，人是毫发无损。
要说怕，在印度我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吃牛肉。我在印度呆了四年，几乎天天是吃牛肉，我都吃怕了，一看到那些咖喱，我头都是大的，那真的是一到开餐就烦死。好在我们汽车兵比较自由，一得空就出去搞点别的吃，那个牛肉，到现在我看见都不想吃，实在是吃怕了。
（）“一车高粱米，换了一车美国兵”。
抗战胜利后，我就回到了国内，在贵阳的汽车第六团。那几年反正就是开着车在大西南那一带到处跑，要说我的运气也真的好，在成都的时候，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我的老婆，只一个月我们就结了婚。我连我岳父有没有都不知道，我见她的时候就是她和她的妹妹，家里其他人都没有了。我老婆不仅长得漂亮，性格也很好，跟我走南闯北，从来没有吵过嘴。
抗美援朝的时候，我是50年入朝的，开始我并不想去，后来他们就给我做工作，让我做班长，而且还规定可以带老婆一起去，要知道在部队里带老婆是有级别要求的，但当时急需驾驶员，所以规定驾驶员也可带老婆。我入朝的时候，是汽车十五团，高射炮营，我老婆是团部的护士。
在朝鲜就比在印度危险得多，那美国人的飞机，专门在我们爬坡的时候炸，白天不能开，只能晚上开，而且关键路段还必须关灯。有一次我还被美国飞机一直追着打，那机枪子弹打得是尘土飞扬，我就一直躲，最后没有路了，横着心一打盘子，把车开到了河里，那是冬天，水倒是不深，就是冷啊。
那个时候执行任务都是晚上。我们团里的一个战士，在一个三岔路口开车送高粱米迷路了，结果跟着一个车队跑到了南韩的阵地上去了。这俩个人胆子也很大，反正天色又黑，就呆在车上不动，刚好边上有一辆美国的车，车上有十几个人要去巡逻，他们趁着司机和副驾驶下车拉屎的时候，立马冲上去发动了车，车上的人都在睡觉，也没人发现，那个时候阵地都是犬牙交错的，本身隔得不远，半个小时就跑到了我们的防区，等车上的人发现，早就被我们包围了。后来，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事，就说真的合算，一车高粱米换了一车美国兵。
1956年我才回到中国，当时核工业部成立就把我们两公婆调到了郴州。要说我这个人啊，别的都很好，缺点就是开车太猛，我开车反正不能看见前面有车，有车我就会想方设法超过去，我必须是跑第一的，直到我退休都是这样子。这是性格没有办法改。现在我的小孩里面也有买车的，我也坐过，你问我跟我比谁的水平高啊，我只能说，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