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百年：大国企业
作者：丁会仁
军工和国营为主的洋务企业
江南制造总局是“官办”的，经费由清政府调拨，生产活动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因此缺乏企业必需的发展动力。它用管理军队的方法约束工人，使得工人缺乏劳动积极性，产品的质量也难以保证，这就给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隐患。
富甲天下：买办世家的崛起
买办阶级与外商有着利益上的共同点，时常被西方国家当做侵略和控制中国政治、经济的工具，尽管如此，从企业史的角度来看，买办不过是替企业做事的“经纪人”而已。客观来讲，正是买办阶级的活动，才推动了中国的“洋务运动”，催生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
盛宣怀：一代“商父”到“误国首恶”
盛宣怀所拟的《轮船招商局章程》，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规范化的公司章程。它最大的意义在于，第一次提出了“官督商办”的公司理念。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这种制度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格局。
张謇“下海”：绅商渐成“时尚”
“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这是张謇对自己所做选择的最好注解。
民营资本迎势而上，无锡荣家初显峥嵘
20世纪初，正是中国经历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在资本经济尚未发展起来，传统“小农”意识没有褪尽之际，封建统治对资本的约束力也渐渐丧失，于是，一些高瞻远瞩的商人趁势而起，通过自身奋斗实现了资本的积累，为企业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立宪到革命：中国企业家全面倒戈
可以说，没有商人、企业家们的支持，革命的形势将难以估计。在资产阶级逐渐成为重要社会力量的时代，他们的选择往往代表着社会的大势。清政府之所以在立宪的“回光返照”后迅速灭亡，就是因为他们首鼠两端的立宪态度让资产阶级逐渐绝望，更严重的是，急迫渴望着民族复兴的资产阶级最终选择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辛亥革命中步入政坛的中国企业家
商会兴起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进一步聚集了已日渐壮大的企业家势力，使得企业家在参议政事方面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从此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公共力量。事实上，从立宪运动开始，商会就一直在推动立宪进程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但企业家们真正走上政治舞台，大多是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工业化浪潮
商人们将资本从流通领域调至生产领域，已不再只是出于爱国的政治动机，更为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追求高额的经济利润。“黄金时代”的重要表象之一就是投资目的的改变，这也说明了价值规律已经在市场的配置中起支配作用。
《合股企业法》出台
1985年后，清政府在经济上对私人投资规模管制的放松也促进了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而在政治上，国内民族情绪日益高涨，通过商战收回在外国人手上的开发经济资源权也成为官员们推动工业发展的动力。这也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从而使传统的商号开始向近代公司转型，并迅速发展壮大，为《公司律》的出台奠定了经济基础。于是，1904年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正式颁布。
回顾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都以立法为先。通过立法，打破专制制度，从而进一步约束政府，规范企业，给市场自由发展的机会，给企业公平竞争的空间，从而使得之后的黄金时代中国民营经济得以相对有序地发展壮大。
晋商衰落和×××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一直以来，山西票号与清朝政府的经济是相互依存的，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清政府被推翻，票号就逐渐衰落而被时代所淘汰。由此可以看出票号的衰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甫已经把目光放在普通市民的身上了。他还推出了“1元账户”，只需要1元钱就能够在他的银行开户，这种平民理念为×××甫的事业打开了局面。与此同时，他还把西方银行业的经营管理制度和方法引入中国，开创了整存零取、零存整取等储蓄种类。
大肆扩张的无锡荣家
作为一位疯狂的扩张主义者，荣宗敬办厂以求多、求新两大手段著称。他曾经说道：“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必其能成功。”由此也可以看出其经营面粉厂的商道哲学。
对棉花天王穆藕初败局的反思
在具体实务管理的基础上，他用科学管理方法对中国进行改良，总结出科学管理的无废才、无废材、无废时、无废力四大原则。同时他还概括出会自己找事情做、有能力解决疑难、度量大、有事业心、懂得爱惜机器、恰如其分、节约花钱、善于把握机会等8条当经理的标准理论。这8条标准后来简化为“5个会用”：会用人、会用物、会用时、会用钱和会利用机会。
从实际上来说实业救国思想与晚清时期的改良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救国主张。但从实际效果上看它们之间并没有社会革命来得那么痛快和干脆，但是它们对于促进制度演进过程的作用是实实在在的，而且非常的务实。
可以说，穆藕初的失败在于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不足。对于当时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只是简单地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行不通的，这需要将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穆氏败局也同时表明一个客观真理：中国的确存在一种独特的商业土壤，只有走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够帮助中国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加快发展。
周学熙和命途坎坷的开平煤矿
残酷的历史现实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要想实现中国民族企业自身的利益需要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
官营企业“以小搏大”的妙招
当然南京国民政府的这种推动官营经济的统制政策在逐步强化，随着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并且通过进一步兼并和扩张，官营企业实现了以小搏大的战略目标。
随着官营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国民政府建立了较为齐全的工业门类，从而使得国家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这也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的物资供应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官营经济的发展为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4年经济大萧条中的中国企业
这就是著名的“罗斯福新政”。
正是这个拯救美国亿万家庭的新政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新政之中非常重要的一项便是暂时放弃金本位，从而直接导致了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的剧烈波动：每盎司白银的价格从1932年的0.27美元迅速涨到1933年4月的0.45美元，到1935年更是升至0.67美元。由于当时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制度，白银价格的不断高涨使得中国的银元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增值，其直接影响便是使得中国商品失去了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由此一来，中国商品的出口大幅减少。而在国内由于大量白银外泄、原材料价格的不断跌落以及消费市场陷入低迷等原因使得金融市场和工商业持续动荡，中国经济由此进入大萧条时期。
在这场经济大萧条之中，中国的国民经济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萧条与复苏之中不断徘徊前进，这场由于白银投机而造成的苦果最终还是要由国人来独自承担。
投机的官商：大肆敛财的孔宋家族
通过对城市的工商业以及农村的信贷业的垄断，孔氏家族和宋氏家族在抗战之前便聚集起了超乎想象的巨额财富，这些通过投机活动和行政权力取得的财富为保住孔宋家族的显赫地位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其在中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孔宋收购首都电厂
他们作为职业政治家，在担负国家重建责任的同时，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如何对自己的财产进行有效积累上，而且是采用最不光彩的盗窃国家财产的手段。这与其说是一种道德上的堕落，不如说是制度不完善所伴生的必然罪恶。
陈嘉庚：一己之力“驱陈救闽”
随着近两个月的大后方观察，陈嘉庚笑容渐失，最后甚至心事重重。这在他出版的《南洋回忆录》中便有明确记载，他是这样写的：“那些国民党中央委员，都是身居要职，但都假公济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至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还要三几十年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国家前途深可忧虑。”就在对中国的前途失望之余，陈嘉庚将目光投向了中国西北的延安，那里将使陈嘉庚产生另外一种真切的感受。
卢、荣复兴梦的破灭
所以，荣德生的悲观，并不仅仅因为对生命无常的感叹，更是对当时经济和国事的茫然。对于像卢作孚、荣德生这样的民族企业家群体来说，此时的民族经济已经在经历着一个没有未来的春天。面对蒋介石政府的横征暴敛、社会经济的破败命运以及通货膨胀的严峻形势，民族企业家们已经失去了对国民政府的信心，特别是内战爆发之后，他们已经意识到国民党的统治即将终结，可是面对国家的残破，他们已经没有勇气去问一句，中国企业家的未来在哪里。
国统区的恶性通货膨胀
1. 财政收支的严重不平衡
国民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只好全部依靠发行纸币来苦苦支撑。1947年，法币发行量就超过了30多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0倍还要多，比1945年更是增加了25倍。至1948年第二季度，法币的发行量已经突破660万亿元，是抗战前发行额的47万倍。大量无节制地发行钞票，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诱发恶性通货膨胀。
2. 国内的生产力遭到全面内战的严重破坏，生产衰退以至于税源枯槁
为了应对国内战争的需要，抗战胜利之后的国民经济仍然以重工业为主，国民政府仍然实行严厉的经济统制政策，从而进一步造成了民生领域的萧条，使得消费类商品的生产不断下滑，进而物价持续上涨。这一现象在农村地区最为显著，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征兵入伍，大批的农田也成为双方交战的战场，以至于粮食不断减产，农村生产力遭到了异常严重的破坏。
3. 敌伪产业接收，造成巨大破坏
到1946年7月，敌伪产业接收大体完成。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当局混乱无序的经济接收，给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批工厂、企业、商店在接收中倒闭、停工，使战后经济丧失了恢复活力的能力，为之后的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4. 政府繁重的苛捐杂税激化了地方矛盾
国民党军队每到一处，便由其党政军一体组成“军民合作站”，向各村强征军需日用品，其价格比市价的一半还要低。与此同时，各地的军政长官们将搜刮来的纸币转换成黄金或是美钞，再运往上海进行投机套卖活动。由此一来，就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剧烈程度。
“博士内阁”和货币改革
当一个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之时，出于本能，一定会主动地去寻求突围的方法，以变革来维护其即将衰亡的命运。值得思考的是，在晚清以及民国后期，他们的统治者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改革的道路，而改革的最终结果却是进一步加快了灭亡。
此时的翁文灏和王云五比谁都清楚，无论是货币改革还是产权改革，成功的关键都在于吏治方面的改革，也就是通俗意义上说的能否有效地遏制全国的投机力量，将物价真正稳定在“八一九限价”之上。就在此时，一位实力强大的支持者来到了“博士内阁”之中，他便是蒋介石的大儿子、时年38岁的蒋经国。
蒋经国“打虎”半途而废
“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让上海人民眼前一亮，因为他们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如此轰轰烈烈的经济运动了。此次蒋经国“打虎”主要是为了能够完成两个战略目标，一是对不法官僚资本集团进行严厉打击，逐步挽回已经失散的民心，二是进一步控制上海乃至整个国统区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以期能够稳定时局。对于此次改革的对象，他自己也是心知肚明，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市民对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厉害。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就要从‘大头’开始。”
结构调整与产权变革：曙光与隐患并存
这篇由×××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周叔莲写的文章，主要的论调就是“所有制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目的。”基于这一观点，他与其他学者还提出了他们关于国企改革的论点，那就是不能将所有的企业都放在襁褓之中，这样做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国有企业如果想要发展，只能是抓住其中的关键少数，发展好500～1000家大集团和大公司，同时还可以为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政府应该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那些具备资源优势和成长潜力的大型企业及盈利能力强的产业上，对于那些竞争力差，与国计民生无关紧要的中小企业可以实行放权。
这些观点一经发表就如果实施就意味着国营企业的改革开始从放权式的体制转换阶段向“重点扶持、其余放活”的结构调整阶段转变，这一举措将会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路径产生深刻的影响。随后，一场对国营企业的结构调整展开了，它将会改变曾经参与其中的所有人的命运。
所谓“量化改革”指的是某些乡镇集体企业的资产通过“土法”评估后，将集体资本全数或部分退出，经营者以赎买的方式获得企业的主要股权。
可以说，重建企业产权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它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它也存在着巨大的隐患，那就是这样的量化改革很难保证公平、公开、公正，过程中也发生了众多纠纷。与此同时，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转让集体企业，使得这些公有制企业受到了严重的损失，造成了国有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发展困难。
上市指标：最后的“输血”
就是在如此松散的资本市场上，中国的股票市场变成了投机者的乐园。那些上市的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得不到任何的提高，他们的经营机制也没有因为政府的输血而得到任何的改观。各地方的国有企业开始了巨额的亏损，国企的命运变得扑朔迷离。
诸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在此之后，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纷纷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新改革方针，政府将主要抓紧那些具备资源优势、具有发展潜力的大型企业及盈利能力强的产业，而那些无关国计民生又没有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将会被“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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