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三位逝者

忆三位逝者

范国强

黄石市地标之一朝阳阁

人活到一定年纪，老天便开始收人。这本来是一件颇符合新陈代谢规律之事。凡人有生必有死，死是又一种重生，这话里带一点佛学味了。但我并不想在这里讨论佛学。我只是觉得死对人固不可免，谁都会有此大限，但如死之过早则未免可惜。据说时下咱国人平均寿命已逾78岁，这自然是一件可喜之事，是国泰民安的象征。死在这年龄之前的，当然也不能说都是早夭。不过本来可以活得更长一点的，但却还是坚持不住走了，这就让人不免感到悲怆和失落。

有一句话我总萦萦在心：你在这个世界上相遇的每一个人都不会是偶然。即使擦肩而过，也乃数百年修。那么，如果是相识、相交、相知、相爱、相伴、相亲的人呢？那就不是仅数百年修了。有此顿悟，我才十分珍惜和我曾有过这么多“相”的人。他们都是我人生中的旅伴，当然这缘聚缘散有长有短。

我在这里要写到的三位逝者，都是在我人到中年时期相识和相交过的人，他们都是原在黄石市委工作过多年的老同志。现在机关的年轻人自然对他们不熟悉，但我们这些人却是记得的。此刻，我的手指在敲键盘，他们的音容笑貌分明就在我眼前闪现，那么鲜活，那么可亲。他们都是在前几年相继去世的。

这三位逝者按去世时间早迟依次是章正海、张初美、张昌满。我与他们都相识于八十年代后期，其时我刚调市纪委工作不久。我们白天都在一座大院办公，我与二张同住老市委大院，早中晚在一个食堂买饭，傍晚在一个澡堂洗澡。虽然都没有直接共过事，但避免不了日常打些交道，彼此之间关系较为融洽。

章正海在三位中是最年轻者，但他反而走得最早。他死于癌症，这与他原在煤炭系统工作过多年可能早就沾染上矽肺病有关。他戴着副眼镜，挺斯文模样，在职时是市委保密办主任。原市委大楼共有八层，他在最高一层，而我的办公室在七层的第一间。因此我们上下班经常会遇到，彼此点头打个招呼，或者互致一声问候，一点也不显得矫情。我担任市纪委办公室主任以后，有关文件管理涉及保密与他工作联系比较多，他都是热情接待，从无官话。我与他的交往多起来主要还是向他借阅《镜报》。《镜报》是香港办的一家刊物，当时部门均不能订阅，唯独保密办破例。但也只是给市委领导传阅，一般也不外借。这有点像当年《参考消息》只能限制在哪一级干部中订阅一样。他知道我爱学习也爱写点文章，又同是市委中人，唯独对我开了绿灯。我通常一借就是五六本，当然都是在市委领导传看之后。他叮嘱我不要横传，我也守信，都是看后即还，看完再借，年复一年，年年如此。有时我在借或还时还在他办公室坐坐聊聊，互相递上一支烟，他有时给我泡上一杯茶。八楼层高，少人打扰，他的办公桌紧靠窗前，他与我聊天时，经常将目光移向窗外，这或许已成了他的习惯性动作。保密办因其工作的特殊性，平时难得与外人打交道，外人一般也无事不登门。从他经常瞟窗外这下意识动作，我似乎感受到他长年从事这项工作的寂寞。我们聊的也无非是些工作和时事之类的事，从未涉及家长里短。我与他的这种“君子之交淡如水”交往，一直保持到九十年代中期我交流到城区任职后才终止。

张初美，原市直机关党委的常务副书记。从我调进市委到调出市委的十年间，这职务他一直就没变动过。他就像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牢牢地铆在这个岗位上了。有段时间我兼任市纪委机关党支部副书记，工作上和他曾经有过一些交往。他瘦高个子，不苟言笑，说话轻言细语，且慢条斯语，看似魄力不够，实际很讲原则。每次去他那里开会，他基本上都是开门见山，一板一眼地传达文件，布置任务，提出要求，再无赘语。在一般人眼里，他似乎就是一个只会工作而缺少生活情趣的人。但我后来发现他并不是这样。那时机关基本上每年都要组织象棋比赛，而每次象棋比赛他基本上也都参加，弈棋使我们多了一种共同语言，也使我与他交往多了起来。他似乎更喜欢走围棋，听说我对围棋也有兴趣，便热情邀我有空去他家走棋。我原住处和他家相隔不远，有时晚上我看完新闻联播以后，便信步走到他家。他与我性格相似，也是喜静不喜动，一般都是在家看电视，所以我少有扑空。而他每次见我来都是喜形于色，亲自给我泡茶递烟，话没三句，摆好棋盘，于是我们便全身心地沉浸在了围棋里了，有时一走就到深夜。有一年伊始我们相约，说是要在年内走满一百盘。我还专门准备了个本子记载输赢。我和他基本上棋艺相当，你来我往，互有胜负，其乐陶陶。他老伴也是个脾气随和之人，从没有因为我的随时造访而露出不快情绪。有时见我们沉迷棋中，还主动过来为我们续茶。我们下棋归下棋，从来不谈公务和生活琐事。我们之间这种棋友关系一直持续了多年，也是到我交流到区里因工作繁忙后才渐渐淡了。

张昌满，原市委党史办主任。他是黄石党史界的老人了，人们常开玩笑说他是黄石的党史活档案，但凡黄石党史事件和党史人物他鲜有不清楚的。倘若你对黄石党史遇有疑难问题，必定会有人告诉你“去找张昌满主任”，你一定也会从他那里得到满意的回答。他身材高大魁梧，平素笑容可掬，说起党史如数家珍，其敬业精神可见一斑。我在黄石港区担任政协主席连届期间，每年都要主编一本《悠悠黄石港》文史资料。编辑文史资料最费难的事是组稿，而我区地域尽管历史悠久，但文化底蕴毕竟薄弱。经我那些年“上穷碧落下黄泉”，自感也淘得差不多了。于是我便将眼光瞟上了一批我熟悉的老同志，其中就有他。有时我直接请他来参加编辑会议，他总是带头发言并提些很好的意见或建议。只要我向他开口约稿，他也从不拒绝。有时不需要直接见面，我仅仅只是在电话里和他打个招呼，他必定按时将稿件送来或寄来。五期《悠悠黄石港》里，就有四期登载有他的文章。我曾听他说打算将几十年来写的关于黄石党史的文章结集成书，可惜终未如愿。我与他最后一次见面时，他精神似乎还好得很，与我有说有笑，问长问短。殊不料他说走就走，听说是心肌梗塞。他去世一年以后，有一次我去市委办事，顺便到我的朋友时任党史办主任的朱作良处小坐，不经意间和他谈到张昌满，我提到他生前曾对我说过想将写的文章结集成书，不想作良早有此考虑，我甚为高兴。作良是个办事泼辣之人，当年即将他的遗愿付诸实施，我还受作良之邀参加了书的出版发行会。张昌满倘若地下有知，想必也会感到欣慰。

这三位去世我都是事后才知道，自然也均未去与遗体告别，心里总不免感到惆怅。他们都没有活过现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年龄。他们生前在市委机关都是在不显赫的部门任主职，从事的都是默默无闻的工作，最后也是默默无闻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三人无论是脾气、性格、为人、工作都有相似之处，我从认识他们那一天起，直到最后看到他们那一天止，他们给我留下的始终是一脸笑容可掬、平易近人的模样，这第一印象和最后印象是同一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在此我特将对他们印象的一鳞半爪凝聚成文，以表达我心底对他们永远的怀念。

（2012年4月4日初稿——2019年1月9日凌晨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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