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吉布提机场认识了两个小伙子，他们是华为公司派到埃塞俄比亚出差的中国员工，跟我同一班飞机。到了亚的斯亚贝巴后，他们叫来了公司的接送车，把我捎带到了Piazza区。我在National Hotel住了下来，老板同意身无分文的我走的时候再付房费。不过我必须取钱填饱肚子。我从网上查到Dashen Bank的取款机支持中国的银联卡（我只带了两张银联卡），于是把行李锁在房间，就出门去了。
我的旅馆外面是一条热闹的大街，有很多咖啡馆和商铺。这里并非高楼林立，大都是一两层楼的矮房子，有些还很破旧。作为一个黄皮肤的异乡人，我自然特别引人注目，就像一碗米中未去壳的一粒稻谷，一下就能被挑出来。有些黑人在与我擦肩而过的时候会笑着对我说“Hello”，甚至以“China”作为对我的称呼。这让我很高兴，一直以来我都被认为是日本人或韩国人，在这里终于有了辨识度，没有人说我“长得都不爱国”了。我觉得身上的五星红旗是飘扬着的。
这里的女人很漂亮，前凸后翘，风姿妖娆，曲线完美，打扮浓艳。如果把她们的黑皮肤换成东方人的黄或者欧美人的白，就完全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标准。不过，有些女人的素质并没有跟上她们的容貌，有个女人竟堂而皇之地来摸我的头发和后背，并为自己的阴谋得逞而坏笑。
街上偶尔能看到一两个穿着破烂的孩子，耷拉着鼻涕，举着脏兮兮的小手追着我要钱。
走到一个路口，我拿不定主意该往哪条路走。刚好后面走上来两个小伙子，见我迷惑的样子，他们就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问他们Dashen Bank的位置。一开始他们没有听懂，我就把“Dashen”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出来，他们恍然明白过来，异口同声地说“Dashen！”他们告诉我附近就有一家，要带我去。
几分钟就走到了Dashen Bank。外面的取款机果然有中国银联的标志，不过我在两台机器上都试了，就是取不出钱来。我进去向柜台询问，他们都没有办法解决。我决定暂时不取钱，把身上仅有的一张50美金兑换了。
从银行出来，两个小伙子还在外面等我。有过之前的教训，我对他们有所提防，并没有告诉他们换钱的事情，只说取款机取不出钱来。这样，即使他们是坏人，总不可能从一个身无分文的人身上图谋不轨吧。再说，我是在街上偶遇他们的，他们看起来是在真心帮助我。我是不是杯弓蛇影了。
两个年轻人一个叫阿迪斯（Addis），一个叫吉卢姆（Girum）。他们个子不高，黑色的短发都有着天然的卷曲。阿迪斯穿着褐色外衣和灰色长裤，吉卢姆则是衬衣配牛仔裤。阿迪斯 27岁，吉卢姆 25岁，不过我觉得阿迪斯看上去更年轻一些。年龄相仿，我们似乎很聊得来。
阿迪斯走进了另一家银行，帮我向柜台打听“哪里可以用中国的卡取钱”，柜台的人告诉了他一个地方。他说要带我去。于是我们坐上了一辆小巴，十多分钟后就到了。这是一栋圆形建筑，看起来很气派。吉卢姆陪我进去，阿迪斯则在外面等候。
吉卢姆跟人打听了一下，把我带到了二楼的一处柜台。前面只有一个人。我们坐在凳子上等候。
那个人办完业务，我赶紧起身走了上去。这时有个黑人突然插到了我的前面。他看起来既强壮又高大，还气急败坏。
“这里是非洲，非洲人要优先！”他一脸傲慢，语气很冲。
“在中国，你们中国人优先办理中国人的业务，但是这里是非洲，所以我要先办理。”他又恶狠狠地补充道。
岂有此理，我又没招他惹他！我怒从中来，形于脸色，要跟他理论。吉卢姆叫住了我，让我息怒。
这黑人英语倒是非常流利，跟柜台的人喋喋不休，时不时还回过头来对我不友好地说两句。他看起来是见过世面的人，大概在哪里受过心理创伤，把气撒在了我头上。我虽然很生气，但毕竟身处异乡，不能惹事，于是忍了下来。吉卢姆小声地说是那人是坏人，让我不要理他。有个保安闻声而来，站在了我们旁边。
我的银行卡依然不能取钱，于是我们决定出去。
“那个人不是埃塞俄比亚人，是非洲其他国家的。我们的人很好，不是这样的。”往回走的路上，吉卢姆为他的国家辩白。
阿迪斯正在外面抽烟，吉卢姆告诉了他刚才发生的事情。阿迪斯很生气，问那个人还在那里没有，说着就要回去找他理论。我拖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拽了回来。
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对他们产生了信任，觉得他们是好人，是友善的当地人，是真心帮忙，并不图什么。
到了晚餐时间。他们带着我去了一家本地餐馆，要请我吃特色食物。我欣然应允，心想明天回请他们就是了。这家餐馆很小很破，墙上是斑驳凌乱的油漆，墙边摆着几张木质桌椅，做菜的地方占了房间三分之二的面积，显得十分拥挤。
所谓特色食物，就是一种叫英吉拉（injera）的灰白色大薄饼，配以蔬菜酱或者碎牛羊肉酱，盛在一个铁制的大圆盘里。吃的时候完全用手，先是撕下一小片，再蘸上蔬菜酱或肉酱，一起放入嘴里。英吉拉在制作的时候需要发酵，吃起来有一股怪怪的酸味，蔬菜酱和肉酱看起来也让人毫无食欲。我吃得很勉强。
“依据风俗”，阿迪斯和吉卢姆分别撕下一小块英吉拉蘸上肉酱喂我吃。据说这表示对客人的欢迎。我无法拒绝。
“依据风俗”，我也要用手抓起食物回赠他们表达感谢。恶心的风俗！我一直忍着没有吐。
阿迪斯给我买了一瓶一升的矿泉水，他俩则喝餐馆里提供的免费凉水，这让我挺感动。
“依据风俗”，吃完饭还要饮蜂蜜酒（honey wine）。于是他俩带我去了一个专喝蜂蜜酒的地方。这是一个简陋的小棚屋，地面全是泥土，放着几排木质长凳，没有桌子。里面已经有不少人，他们坐在凳子上，手里拿着玻璃酒瓶，一边喝酒，一边谈天说地。酒瓶就像化学实验室里的球状试管，里面盛着黄颜色的液体。这里是一个类似于成都茶馆一样的社交场所。两个老头正在就某个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都扯开嗓门试图压制对方，但谁也说服不了谁，看样子只能靠扳手腕来决定胜负。
老板给了我们每人一瓶蜂蜜酒。我还没喝出蜂蜜的味道，就有一阵酒意上涌，才喝了一瓶，已经微醉。阿迪斯说，“依据风俗”，第一次必须喝三瓶。我向来不胜酒力，但拗不过风俗，只能硬着头皮冒充刘伶。当我终于喝完第二瓶的时候，满脸通红，天地旋转，眼前朦胧一片。他们看出我确实不像装的，就不再勉强我喝第三瓶，于是付了钱，带着我离开。这时阿迪斯已经喝光了第四瓶，吉卢姆的第三瓶也已经见了底。
此时已经天黑，我还穿着短袖，亚的斯亚贝巴的夜晚有些寒冷。阿迪斯要把身上的薄外套脱下来给我，我说不用了。虽然我扭着舞步在走路，但他们并没有将我直接带回旅店，而是绕路去了一家大酒店里。我隐约看到了希尔顿的标识。
他们之所以带我来希尔顿，是因为里面有很多取款机，几乎每家银行的取款机都有。我们找到Dashen Bank的ATM，前面有两个人排队，我们坐在凳子上等候。我拿出了ipad上网。前面的人取完钱后，吉卢姆催我快去。我于是带着ipad走到了取款机前。吉卢姆提出帮我拿ipad，我就随手递给了他。
这里的ATM依然取不出钱，我们只好回去。吉卢姆依然帮我拿着ipad。快到旅店的时候，吉卢姆要去路边的店里买几支烟，让我们先走。他说一会儿就追上来。
我虽然有些头晕，但还记得他帮我拿着ipad，想让他给我，但又怕引起误会，毕竟这一路他们对我如此之好，吃饭喝酒都是他们请客，于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想他只是去买几支烟，马上就会追上来，并不打紧。
但是吉卢姆一直没有追上来。我和阿迪斯已经走到了旅店门口，等了十多分钟，依然不见他的踪影。我让阿迪斯给吉卢姆打电话，但是阿迪斯说他没有吉卢姆的电话。我想这怎么可能，他俩不是多年的朋友吗。我心生怀疑，一万个后悔当时没有把ipad要回来，不觉酒也醒了。我尽量掩饰起心中的疑虑，让阿迪斯带我去找他。
阿迪斯带着我往回走到刚才买烟的地方。没有看到吉卢姆。我又让阿迪斯带我去吉卢姆的家。他的家人——我不确定——说他还没回来。我让阿迪斯从他家人那里得到了吉卢姆的电话，并让他拨打那个号码。阿迪斯拨了几次，把电话凑到我的耳朵边。我听到语音里提示对方关机的声音。
吉卢姆的手机关机，这让我越发怀疑他俩一直在上演连环计。我忍住不当面拆穿，郑重地告诉阿迪斯那个ipad对我非常重要，让他务必帮我找回。我的语气不容置疑，他打算带我再去几个吉卢姆有可能出现的地方。
于是，我跟着他穿过黑暗偏僻的小巷，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去了几个充斥着酒精、噪音和屁股的乌烟瘴气的酒吧。作为一个异乡人，这绝对不是我该在晚上十点出没的地方。穿越非洲的这趟旅行，我有几次令我感到后怕的经历，这就是其中之一，只是当时我并没有想那么多。
依然不见吉卢姆。阿迪斯假装接了几次电话。他说家人催他回去。他说明天他会带吉卢姆来我的旅店。他说他非常清楚吉卢姆的为人，吉卢姆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他还说如果吉卢姆真干出这种事情，他会陪我去警察局报案。他让我一定放心。
不过我一点也不放心。我觉得他只是找借口离开。
“介意我给你拍一张照片么？”我问他。
“我们不是已经拍过照片了么？”他说。
“拍的照片都在ipad里，万一丢了怎么办？”
“我们今天一起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我信任你，你也应该信任我。”阿迪斯突然生起气来，就是不肯让我拍照。
“那你至少把你的全名和家庭地址写下来吧。”我想尽量留下一些可供报案的线索。他同意了，去旁边的店里借来了纸笔。
虽然着急，但也无计可施，我只好回到旅店。如果明天还见不到吉卢姆，我一定会去警察局。现在仅有的线索就是阿迪斯的全名和家庭地址，以及我努力记下的阿迪斯的相貌特征。没想到在埃塞俄比亚的第一天就遇到这么多事情，我累得不行，倒头就睡。
约莫过了一个小时，有人“咚咚咚”地敲着我的房门。我挣扎着起来，穿好衣服。开门一看，是阿迪斯和吉卢姆！没等我邀请，他们就进了房间。吉卢姆把ipad直接扔到了我手里，激动地讲起了刚才发生的事。
“我去商店买烟时，被五个人从后面袭击，他们要抢我手上的ipad。我努力护着它，不过身上的钱和手机却被抢走了，左手也受了伤。”说着他给我看左手衣服上的那个破洞。
“你的ipad没有被偷，是你的心被偷了。”他生气地指着我说，目光咄咄逼人。我成了他眼里的小人，觉得无比惭愧。我错怪了一个大好人，他为了保护我的ipad，丢了手机和全部的钱，而我竟然扬言要去报警。对，他说得没错，我的心被偷了。非常抱歉。
这时吉卢姆看到了我桌上的手机，他问我能不能暂时用用，明天就给我。我刚到埃塞俄比亚，还没来得及办SIM卡。他说他有SIM卡。我毫不犹豫地给了他，因为我感到很愧疚。他又借着劲儿说他很冷，要穿我的外套。我马上把衣服脱下来给了他。
我再一次对他们说抱歉。阿迪斯说该道歉的是他。我们仨拥抱在一起，约定明天九点再见面。
我又睡到了床上，隐隐感觉事情不太对劲。吉卢姆的手机被抢了，怎么还会有SIM卡？但是如果他真是骗子，为什么那么晚还会把ipad送回来？吉卢姆把ipad给我的时候，ipad的屏幕上提示由于密码的多次错误输入而被锁定，他说是报警时警察尝试打开我的ipad被锁住的。是吗？
不过，不管怎样，ipad还在，实在万幸。我没再多想，任由困意将我吞噬。
第二天早上，阿迪斯和吉卢姆准时来到了我的旅店。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换好钱了，打算请他们吃早餐。吃完早餐，他们决定带我去逛Merkato市场。
Merkato市场是非洲人的生活画卷，是埃塞俄比亚的清明上河图。你能在这里买到任何你能想到的东西：非洲鼓、咖啡豆、鞋子袜子、项链首饰、蔬菜水果，等等等等，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线下淘宝。卸货的、赶驴的、扛重物的人来来往往，各种车辆穿梭其间。我置身于Merkato市场中间，感受到了浓浓的生活气息，就像是摸到了非洲的心跳。
吉卢姆让我小心看管钱包，这自然在理，此处鱼龙混杂，钱包随时可能不翼而飞。我想去买几双袜子，阿迪斯让我先不要过去，他担心小贩因为看到外国人而故意抬价。他先走上前去，帮我问了价格，才让我和吉卢姆过去。
之后我们去了国家博物馆。吉卢姆和阿迪斯做起了我的导游，充满自豪地向我介绍起了人类的祖母Lucy。我们有说有笑，就跟昨天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我请他们喝了咖啡，还吃了午饭，就当是回请。就这样愉快地玩了一天。
临近傍晚，阿迪斯告诉我1月7号是埃塞俄比亚的圣诞节，节日持续三天。今天是1月9号，晚上有一个大型的活动。他希望我去参加，费用是每人150比尔。我知道这是让我付钱的意思。今天全天都是我在掏钱，虽然花费不多，但他们视之为理所当然。加上昨天的ipad风波尚存疑问，我对他们并非完全信任。于是我以身体很累为由进行推辞。阿迪斯见我不想去，就让我借给他300比尔，因为他们想参加晚上的活动。他说他有一个妹妹在迪拜工作，隔两天会打钱给他，拿到钱后他就会还给我。
那时我就应该直接拒绝他。不过我还是给了他200比尔，心想也就是60块人民币，是我能够承受的损失。何况他们陪了我一天，如果不还我，就当是辛苦费吧。
吉卢姆还穿着我的衣服，我让他脱下来给我。我的手机也在他手上，他昨晚说今天会还我，但是并没有履行承诺，而是以“待会儿要给家人打电话”为由让我暂缓一天。我们就此别过。
我越发怀疑起他们来。不过今天逛街的时候，我分明看到阿迪斯两次把钱递给路边遇到的乞讨的人，他表现得很自然，不像是故意演给我看。这种人怎么会是骗子？
他俩真把我搞糊涂了。虽然现在我完全可以做个事后诸葛，进行一番福尔摩斯式的分析，但当时我却在他俩是好人还是坏人之间徘徊，迟迟下不了结论。他俩就像站在一团迷雾中间，我怎么也看不清。我承认我未曾经历许多世事。无知就像一个孩子，虽然讨人喜欢，却也容易被人拐卖。
第二天他们没来找我。我独自在外面闲逛，终于找到一家支持银联取现的ATM，我的财务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吃完午饭往回走，有人在我身后大声地叫“Abel，Abel”。我回过头，是阿迪斯。Abel是昨天他们给我取的名字，因为我的中文名字实在太难记了。我问他昨晚的活动怎么样，吉卢姆怎么没跟他在一起。他说他们并没有去，路上有人给吉卢姆打电话让他去贡德尔，于是吉卢姆就去贡德尔了。
怎么会有那么巧的事情！吉卢姆总是在玩失踪。昨天他就该还我手机，今天又编了这么一个借口。阿迪斯也绝口不提还钱的事情。我意识到前天晚上吉卢姆说他被抢的事情也是刻意糊弄我的谎言。
“吉卢姆什么时候回来？”我问他。
“大概五六天吧。”他想了想说。
“五六天！那时我都离开这里了！”我愤怒地说。
阿迪斯没再说话。我问他哪里有卖明信片，他带我去了一家卖传统手工艺品的商店，店很古朴，充满风情，但是里面的东西都太贵，一张明信片就需要三美金。我只是看了看，并没有买。
跟他告别，我又回到了旅店。我的房间外面就是餐馆，夜幕降临，餐馆就摇身一变成了酒吧。天黑以后，我基本就不再出门，而是躲在屋里看书。屋里能听到酒吧的嘈杂乐声。出去上厕所，也总能碰到浓妆艳抹的性感女人。浓浓的酒色财气，常常搅扰了我的诗书田园。这里是一个花花世界。
酒吧外面的大街则是另一番天地，有站街的人、行骗的人、乞讨的人，他们出卖肉体、出卖灵魂、出卖尊严，我们远离他们、讨厌他们、可怜他们。可是谁又不是被生活所挟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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