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附近有一个存车处，大大小小的单车电动车都停放在这里，绵绵延延好长的车列。
有存车处就有看车人。
第一批的看车人在几年前只看了半年就走了。说起来在这样的城市里，看车的人大多是乡下来打工的农村人，在这个城市里居无定所。他们来看车的话，就在写字楼后面和墙壁之间的夹缝里搭建了一个窝棚，用废旧的板子勉强当做门。有次我路过的时候往里面看了一下，隐约只能看到一张板子搭成的床铺，其余就没有什么空间了。
而后来接班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大姐。但看她的外表我以为她已经四十多了。她嗓子很大，皮肤粗糙，行事也很泼辣，有些人不自觉，不给存车费就推车要走，或者讨价还价的时候，这位大姐就会毫不客气地说他一顿。
由于我每次存车和拿车的时候都会主动跟她打招呼，而且每月交月票的时候也很自觉，所以我跟她关系还不错，偶尔还能聊几句天。这个时候我们的交集还不是很多，只是习惯性地对他们很和善。
然后到了暑假，存车处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多了几个孩子。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开始帮大姐看车，另外还有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和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后来陆陆续续知道，这几个都是大姐的孩子。那个二十岁不到的女孩是老大，在上大学。每学期从家里拿走几千块的学费，其他的就靠自己省吃俭用打工挣钱了。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是老二，在老家上中学，放假了来玩，最小的男孩子还没上学。
几个孩子都在的时候，大姐显得兴奋很多，每天来来回回去买便宜的菜给孩子们做饭吃。大姐的丈夫偶尔也会出现，但是大部分时候都不在，或许在别的地方打工。暑假快结束的时候，两个小孩子就回老家了，等大女儿也走了，大姐的脸上就露出了落寞的神情。
“老大在的时候能帮我很多忙的。”她跟我念叨着，“每月我得给物业交几千块，还有水电费，剩下的才是我拿的钱，也没有多少给她。”
这样又过了一年，当我完全习惯大姐的大嗓门的时候，窝棚又被搭建出一个小房间来，搬来了两个老人。
“那是我爸妈。”大姐说，“光靠我这供不起几个孩子了。我让老人来接我的班继续看车，自己又找了个工作，稍微能多挣点儿。”
这年秋天，大姐的小儿子在这个城市的一所小学上学了。那是个大多为农民子弟工孩子以及附近村民的孩子，要求并不严格，孩子得以顺利入学。但是刚上了几天学，大姐就又开始发愁，看见我下班来拿车，赶紧招呼我。
“你帮我看看这个校信通是什么意思啊。”
大姐的手机是那种白屏的小破山寨机。我看完短信，耐心地教她怎么使用，怎么回复短信，她虽然听得一知半解，但总算是明白怎么回事了。
“谢谢啊。”她笑得很憨厚。
再往后的日子里，我看见大姐的机会就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位老人，而且为了多挣钱，他们俩还扩张了自己的管辖范围，因此不得不每天在长长的车列中走来走去。有部分存车处在马路边上，他们连坐的地方都没有，遇见刮风下雨有时候还得淋着雨，大冬天在寒风里跺着脚取暖。
他们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只记得有次我来不及回家吃饭，就在附近的店里买了份拉面，十五块钱，带回来的时候大妈瞧见了问多少钱。我觉得十五太贵了，迟疑了一下说十块，大妈边咂舌边跟大姐他们说：“十块钱的面条！”
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真的特别窘，大概对于他们来说，十块钱可以吃好多天。我经常看到大姐做一锅面条，全家一人盛一碗，坐在窝棚旁边吃得特别香。后来，我就再也没在他们面前买过什么东西。
大妈和大爷很快也跟我熟了，每次遇见也会打招呼。有次我推车走的时候，听见她在路边指着我跟旁边的大妈说：“这个闺女可辛苦了，周末也不休息。人可好，对我们可好了。”
我当时突然就特别感动。
一直以来，我跟他们家的交往就是这种泛泛之交。见面打招呼，能帮的忙就帮一下，该交费的时候自觉点儿，平时偶尔还教育过她孩子，天冷的时候给大妈塞过几个暖宝宝（大妈没用过这种东西，教了半天），别的就没什么了。但是在他们看来，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对他们就是好。
真的只是举手之劳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种好。我们其实不用给他们什么东西，他们也不会接受，每天辛苦地工作，挣得自己金钱去换取自己所需，他们有能力做到。实在不能理解那些为了五毛一块的车费跟他们吵架甚至骑车跑掉的人，我觉得，我们可以尽可能地给他们一些温度，让他们觉得，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在异乡的街头，也还是有一些能让内心温暖起来的东西。